管理学先知汉迪：从改变内心改变世界

汉迪建议：当你身处的世界发生变化的时候，如果让形式保持不变而改变实质，真正的变化可能比较容易实现。汉迪自己也认为他所做的可能像先知的工作，不是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的人，而是有些像《圣经》中那些劝人悔改回归正路的人。他想提醒在当今商业社会生活的人们，不要被现有的社会情绪和所在的组织淹没，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在世界的丰富维度中生活。

《境界》独立出品【人物】

文 | 许宏

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人免不了不满。因此，人要改变现状。然而，真正的改变是不容易的。形式也许变了，实质往往还是那样。

是否可以先让形式保持不变，而改变实质呢？对于推动实质上的改变，爱尔兰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曾经分享过他亲身经历中的一个发现。

在当今世界，汉迪可能是欧洲最富盛名的管理学家。在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于2005年去世之后，汉迪大概是在世的著名管理学家中最接近德鲁克思想的人。但是，对于汉迪的这个发现，人们似乎还没有看见。

英国大宪章：改变统治实质而保留形式

今天正好是汉迪的生日。

1932年7月25日，汉迪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附近的一个小镇。他的父亲是当地基督教会的牧师。上大学时，汉迪在英国的牛津主修古典学（包括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历史和哲学。

毕业后，他在荷英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工作将近10年。接下来，汉迪去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管理学，回到英国参与创办了伦敦商学院，并在那里讲授管理学。

1977到1981年间，汉迪从伦敦商学院离职，担任圣乔治学房（St George’s House）的学监。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校，是一家位于英国王室温莎城堡内的培训机构。1966年，英国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公爵在城堡中的圣乔治教堂创建了圣乔治学房，目的在于组织关于信仰和其他各种公共话题的讨论。

汉迪在温莎城堡工作时，也住在那里。他经常邀请参加圣乔治学房讨论的人参观温莎城堡。他告诉人们，这座城堡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英国王室的住地。到如今，不仅城堡还在，城堡的主人依然是英国王室。表面看来，这里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英国王室的实质却大不一样了。形式上，英国国王仍然是英国国家元首，但这个职位的权力已经大大受到限制。

从这个发现，汉迪引申出一个建议：当你身处的世界发生变化的时候，如果让形式保持不变而改变实质，真正的变化可能比较容易实现。

习惯了换汤不换药的改变，汉迪在温莎城堡看到的历史变迁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从国家的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地方在过去上千年已历经很多治理形式的变化，不仅君主制已被推翻，共和制的政权也已经历若干更迭，但是统治的实质却变化不大。

比如，仅仅在20世纪的100年当中，中国就经历了至少三种形式上的大变化，国家的名称从大清帝国到中华民国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是标志中国从君主制向共和制转变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然而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真正改变统治实质的变化。

英国是如何在保持形式不变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统治实质的？汉迪给出的答案仍然跟他曾经工作和居住过的温莎城堡有关。他说，在1215年的一天，当时的英国君主约翰王从温莎城堡的院子出去，在泰晤士河附近的一处草地跟教会和贵族的领袖们签署了一份旨在限制君主权力的文件。

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为《大宪章》（Magna Carta）。当时，英国跟法国作战，英国国王约翰因为需要更多战争经费，就向公众提高税收。以教会和贵族的领袖组成的公众反对国王的做法，最终迫使约翰王在1215年的6月15日接受了他们提出的要求。

当然，《大宪章》本身也不是那一群反抗约翰王做法的人发明出来的。在1215年之前，英国公众跟国王类似的互动一直都有。在《大宪章》当中，他们没有说这些规定是个创新。相反，他们声称这是捍卫“自古就有的自由”（ancient liberties）。他们说，这不过是对英王亨利一世在1100年宣誓的《自由宪章》以及1066年诺曼征服之前法律的重新确认。他们认为，这些自由是上帝的恩典。

《大宪章》规定，国王提高税收必须经过议会通过，不经法庭裁决，不得将任何自由人逮捕囚禁，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宣布其不受法律保护，不得处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

在约翰王统治的时期以及之后的几百年，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行。但《大宪章》却影响深远，17世纪英国的《权利法案》和18世纪的美国宪法都是《大宪章》的重申、修订和补充。今日世界，那些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秩序跟这些规定的推广有关。

在英国的历史上，虽然也有查理一世这样的君王在1649年被砍头，但总体却保持了实质大于形式的变化。直到今天，英国仍是个王国，但恐怕很少人会把它跟所谓的“封建专制”联系在一起。

不过，改变统治实质而保留形式的做法却不是英国的独有现象。在约翰王当政前后，欧洲大陆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从12世纪后期到14世纪初，在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匈牙利，以教会领袖和贵族组成的公众都曾经迫使君主签订限制统治者权力的宪章。

当然，比较欧洲其他地区的宪章，英国的《大宪章》更为世界所知。在《大宪章》之后的几百年，英国的动荡相比欧洲其他地区要少，这使得英国得以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实现持续的发展。到了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权的更替基本排除了通过暴力取而代之的方式，保持形式而改变实质的做法得到比较完整的贯彻。

总体来说，相对世界其他地区，欧洲在对待政治变革的问题上比较倾向于走保持形式不变而改变实质的道路。这跟欧洲所在的社会土壤有着直接的关系。汉迪本人在欧洲社会的生长历程就很说明这个土壤的不同之处。

谁会在我的葬礼上哭泣？

在去温莎城堡之前，汉迪是他参与创建的伦敦商学院教授。他从小在父亲做牧师的爱尔兰小镇生活，不满于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待在小地方，也对每周在教会的生活有抵触情绪。他曾经发誓，等他长大独立了，再也不像他父亲那样在小地方过清贫的生活，也再不去教会。

成年后，汉迪从著名的牛津大学毕业，去了同样著名的壳牌石油公司，又在世界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管理学，然后帮助建立英国第一家提供管理学研究生课程的伦敦商学院。可是，就在汉迪看起来实现了他小时候的愿望时，真正改变他一生的时刻才刚刚到来。

有一天，汉迪在巴黎开会。他收到他父亲病危的消息。汉迪坐飞机赶回爱尔兰。等他回到家乡，父亲已处在昏迷状态，到第二天，就去世了。按照习俗，葬礼安排在父亲过世的第三天。就在葬礼上，汉迪看到了改变他后半生的一幕。

在他父亲生前所在的教堂，几百上千人聚集在那里，有些是当地小镇上的，有些来自爱尔兰和英国的其他地方。地方警察为人们前往教堂开辟出专门的通道。汉迪惊奇这些人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听到父亲去世消息的，又是怎样从各地赶到这里。那是1970年代的后期，在欧洲也仅仅是电话的时代，还没有如今更加便捷的通讯方式。

汉迪站在父亲的墓旁。他看见周围的人们眼中含着泪水。他们中间，有许多都是父亲生前帮助过的人。父亲为他们举行洗礼，为他们主持婚礼，为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父亲在这个小地方，做了40多年的牧师。

谁会参加我的葬礼，谁会在我的葬礼上哭泣？什么是成功？谁是成功的，是我还是我的父亲？人活的一生为了什么？汉迪问自己。他小时候去父亲所在的教堂做礼拜，他在大学学习哲学，他在工作上研究公司如何能够管理得好。汉迪发现，到了此刻，他才开始真正认真地面对这些问题。

父亲是个安静的人，却在一生中安慰帮助过成百上千人的灵魂。汉迪很喜欢他的父亲，但在他去世之前却一直对他安于在小地方生活很失望。其实，父亲有机会在大城市做牧师，但他都拒绝了，甘于在默默无闻的小镇过了一辈子。对这一切的不满，使得汉迪立志去大地方做一番不同于他父亲的伟大事业。

就这样，在大约45岁的时候，汉迪的一生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汉迪思考如何像父亲那样真正地生活。他考虑过去读神学，也像父亲那样做牧师。但教会的朋友建议，如果他想服侍上帝，继续做本行比做牧师要更加适合他。他们鼓励汉迪申请圣乔治学房的职位。

温莎城堡中的圣乔治学房，位于圣乔治教堂背后的院子里。这里的名字是为纪念一位叫乔治的人，他是三世纪罗马帝国的一名士兵，因为坚持基督信仰而被当局杀害。这个学房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教会的领袖和社会各界当中有影响的人，讨论的问题包括信仰、公义、工作的未来、权力和社会责任。

汉迪没有想到，他违背了年轻时再也不去教会的誓言。他在圣乔治学房工作生活的四年中，几乎天天都在教会当中。而这为他下一步的人生做了准备。到1981年，汉迪49岁，他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靠撰写文章和书以及为公司做咨询获得收入。

这意味着汉迪的生活将不再像在壳牌、伦敦商学院以及温莎城堡那里的稳定。他离开了这些所谓的大地方。他没有了学监、教授的头衔。他告诉朋友，“我将仅仅就是查尔斯·汉迪。” 他的妻子很支持他的决定。作为自由摄影师的妻子，一直是汉迪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帮手。他们有一个女儿和儿子。

平均一年中，汉迪大约要花一半的时间用来思考、写作、做咨询和演讲。另外半年，他会更多地帮助妻子的工作。在过去的30年间，他写了将近20本书。其中最为世界读者所知的有《工作的未来》（The Future of Work）、《非理性时代》（The Age of Unreason）、《饥饿的灵魂》（The Hungry Spirit）、《大象与跳蚤》（The Elephant and the Flea）。

“我想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他们的组织”

这些书中传递的观念已经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家关心的事情。父亲在乡镇做牧师的生活在中年之后的汉迪那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汉迪说自己心目中的“公司应该是一个社区，你有归属感的社区，就像一个村落。”

长期在商业世界穿梭，汉迪厌倦了那些单单追逐利润的股份制公司。他认为公司应该像一个村落那样，没有人拥有这个村庄，每个人都是其中的成员，每个人都有权利。公司股东可以按照承担的相应风险获得回报，但他们不应该是公司的拥有者。

对待找他咨询的公司客户，汉迪都请他们到家里来，面对面听他们讲公司的一切。汉迪说自己不愿意像一个咨询师一样出没在这些公司中间，而是想了解公司中的人心里的所思所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想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他们的组织。”

在一定程度上，汉迪在后半生的工作像他的父亲在社区做牧师那样，帮助职场上的人们找到各自的方向，找到生活的意义。著名的美国商业管理杂志《战略＋商业》（strategy+business）就曾经将汉迪比作现代管理学界的“牧师和先知”（vicar and visionary）。

汉迪自己也认为他所做的可能像先知的工作，不是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的人，而是有些像《圣经》中那些劝人悔改回归正路的人。他想提醒在当今商业社会生活的人们，不要被现有的社会情绪和所在的组织淹没，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在世界的丰富维度中生活。

从汉迪的一生，人们大约可以看到一个不满现状的人如何通过改变自己的内心实现他的理想。父亲在乡镇做牧师的生活出乎意料地成为汉迪后半生的榜样。汉迪并没有改变自己工作的领域，他还是在做管理学家的工作。可是，因为汉迪内心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人生和世界看法的变化，汉迪的管理学工作已经与他年轻时的很不相同。

虽然事情的大小和范围可能完全不同，汉迪在温莎城堡看到的英国王权在实质上的改变其实也在相当程度上跟汉迪自己的变化如出一辙。英国人没有同心协力地去废除王权，而是通过沟通的方式去限制王权，这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在做治标不治本的事情。然而，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他们的做法却取得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实质的效果。

致力于废除王权而建立新政权的人可能有些像年轻时的汉迪，他们认为应该从自己开始建设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年后的汉迪发现，自己所向往的新生活不过是浮光掠影，很经不起推敲。相反，他默默无闻的父亲其实早就在做一件改变人心而因此影响深远的工作。

是什么让英国人以及欧洲很多地方的人们没有习惯性地致力于推翻现状而是在现有的框架内改变实质？简单说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近来一千多年的历史上，英国以及欧洲的很多地方有为数众多的人像汉迪父亲那样在做改变人心和看顾人心的事情。

这里的人心当然包括温莎城堡的主人以及英国社会的各界人士。当1215年约翰王迫于压力接受教会和贵族领袖提出的《大宪章》时，英国的每个社区大概都有教会和牧师。而发生类似《大宪章》事件的那些欧洲国家也是相近的情形。自基督教会兴起后的上千年当中，教会纷纷在欧洲各地建立，成为建设欧洲文明的基石，牧区或教区［parish，这个词的希腊语词根παροικία (paroikia)意思是寄居、客旅］也就自然成为欧洲社区生活的基本单位。

温莎城堡内的圣乔治教堂就是英国王室成员参加教会生活的其中一处地方。他们虽然是君王及其家属，却跟其他很多英国人一样受到基督信仰的影响，承认上帝是最终的主宰。他们因此可能接受《圣经》上关于治理的教导：“你们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歌罗西书4：1）；“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以弗所书6：8－9）

这为国王跟公众之间解决争执提供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公正的谈判平台，《大宪章》的签订才成为可能。在《大宪章》的开头，约翰王承认，这一切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也是让上帝的名得荣耀、人的灵魂得救、教会的自由生长、国家状况的改善。

在这样的框架内，约翰王当政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司提反·兰顿（Stephen Langton，约1150－1228年7月9日）当年英国教会的主要带领者——也才可能成为谈判双方都认同的斡旋者，使得危机的处理没有完全偏离《圣经》的要求。

兰顿早年在当时欧洲的学术中心——巴黎大学——读神学，之后长期在那里任教，直至在大约57岁时被选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但是由于约翰王的反对，他在63岁才得以回到英格兰，那是1213年的7月，距离《大宪章》的签订不到两年。除了《大宪章》上的贡献，兰顿为《圣经》的旧约部分所做的注释还基本保存至今，而当今基督徒熟悉的《圣经》各章的划分也跟他的工作有关。

近代以来，英国的政治模式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常常是人们谈论的焦点。人们也常常追问为何英国的道路更富于建设性。然而，人们的目光却也容易仅仅停留在所谓制度建设上，很难进入英国及整个欧洲地区在过去一千多年的信仰和生活环境。作为既熟悉欧洲历史又了解当今世界文化的管理学家，汉迪的洞见为人们进一步认识文明的生长提供了帮助。而他自身的经历和反省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也可能带来同样重要的启发。

（转载自《杏花》杂志2011年夏季号，《境界》转载时有修改，标题均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