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被侮辱与被损害之路 ——《二十二》观后

除了在时间中自愈的道路之外，另有一条真正的荣耀之路，因为它穿过一切肮脏与血污，才更显其荣耀。如果没有看到神恩典的分量，直面罪恶会让人受不了，人甚至不惜对罪恶视而不见，以保持自己的优雅得体。最终，神不容亏缺的公义是人的尊严与价值最有力的保障。

《境界》独立出品【影评】

文 | 段既南

纪录片电影《二十二》自上映两周以来票房就接近2亿，创下了国内院线放映纪录片的历史新高，其院线排片也由最初的1%猛冲至10%，并且几乎场场爆满。

影片讲述的是当年日军侵华期间强征的20万“慰安妇”中，2014年仅剩存活的22位老人现今的生活。笔者在首映当天就计划要去观影，结果所有的场次都卖完了，最后不得不提前买了第二天的票。影院里座无虚席，密密麻麻的都是人。直到影片结束，最后滚播3万人众筹名单的时候，没有一个观众提前离场。

刚过去的9月3日是抗战胜利72周年纪念日，接下来的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86周年，人们究竟带着怎样的心态走出影院，进入各种话语的场？人们还会记得、多久记得这些老人？

老人不重要，故事才是重点？

令观众印象深刻的是，虽然《二十二》的题材沉重，却一点煽情都没有。它没有旁白，没有纪录片常有的黑白历史回放，有的只是老人现今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以及大量空镜头：天井上头的白云、屋檐垂滴下来的雨水和凝聚的光线。

许多人给它的评价是“克制”。然而还有很多人批评它“毫无故事性”、“没有冲突”、“剪辑缺乏章法”、“不够冲击，浪费素材”等等。实际上这些意见，在导演郭柯决定要把影片公映前就在向他纷至沓来。

在《二十二》公映前的一场传媒公司举办的小型观影会中，业内人士对片子的评价是：即便是纪录片，也需要矛盾和冲突，也需要情节。观影后，有投资方撤资，有发行方决定撒手不干。还有发行商和电影节的人劝郭柯给影片添加一些家国仇恨的内容，煽动观众的情绪，让观众泪奔，做出一个“迁就市场”的片子。甚至还有电影人指郭柯的影片：“老人不是最重要的，讲好一个故事才是。”

就连最初被请来为影片设计海报的知名设计师，也走上了这条“煽风点火”的路线，把片名“二十二”的墨汁淌成了眼泪，又让一颗子弹从老人的太阳穴穿过，还把她们的话堆成了一座墓碑。

郭柯简直是气坏了，义愤填膺地发了一条朋友圈：“她们是道具吗？她们是活生生的人。”一些较为体恤的人说，不管片子拍的到底是什么内容，我们现在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尊重老人。但对郭柯来说，尊重老人不是把他们当作受害者，而是当成身边可以亲近的老人。

“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郭柯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虽然业界的各种质疑曾令他自我怀疑过，但他坚持认为，“毫无疑问应该把老人放在第一位，”这些老人们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这段历史，人们却总是要挖他们的痛苦，“她们不是你表达的工具，或者用来感动观众的道具。”

这令笔者想起自己的新闻实践以及拍摄纪录片的经历。虽然谨记“新闻是客观的”这一原则，但是在制作过程中却往往需要考虑包括“冲击性”在内的“价值”，想要吸引更多的眼球。人的罪性甚至就在我们追求真相的过程中带来新的扭曲，用煽情的方式和粗暴地深挖痛苦，造成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

克制，只有在真相显露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如果没有真相在前，人们甚至不会注意到导演是在“克制”地表达。如果“克制”意味着优雅地描述罪案现场，扭头不看血腥，那就是另一种失真，因为魔鬼的工作所带来的偷窃、杀害与毁坏，是赤裸裸的丑陋。如果观众完全不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和苦难的深度，影片克制的叙事所带来的触动远远达不到现在的效果。

这部纪录片没有煽动式地讲述慰安妇的历史，而是保持着距离，向观众呈现一些平淡而琐碎的生活片断，如李爱连老人一边向着野猫撒猫粮一边与媳妇讨论哪只猫快生了，林爱兰老人让人四处搜寻她珍贵的抗日奖章，以及坐在床边呆呆地吹着电扇的黄有良老人。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一个人”比一切都贵重

在慰安妇的历史真相中，作为弱者的女性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人的尊严与价值被无可复加的践踏，是对创造生命的神的羞辱和蔑视。“若有人毀坏神的殿，神必要毀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2016年，上海的“海乃家”慰安所被拆迁，附近居民尽都表示“大快人心”，因为他们认为“慰安妇”就是妓女，是“国家的耻辱”，而这座东西就好似耻辱的象征。这就好像即便在今日，一名女性不幸遭到了性侵，周围人的反应可能不是关心，而是要她保持沉默甚至消失的压力。

以“慰安妇”为耻的人，甚至包括老人的子女。当初郭柯想要接触其中一位老太太的时候，对方就表示恐怕不能接受他们的拍摄，因为担心把事情说出来后，她的子女就不再赡养她了。还有一个老人在镜头面前哭着说，当时自己的丈夫不嫌弃自己，她非常地感激。

圣经不止一次地向我们启示，人的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当主耶稣进入格拉森人的地区，遇见了一个被污灵附着的人。这人终日住在坟墓中间，受尽折磨，身边的人们都早已放弃了来帮助他。耶稣把他身上的污灵赶到了附近的猪群里，叫这人不再受苦。大约两千头的猪就冲到山崖下的海里被淹死了。然而当城里的人听说这事后，不但没有因为那个他们曾试图拯救的人得到了医治而欢喜，反而因为看重两千头猪的经济损失，就因此害怕耶稣。

人们只看见了自己眼中有价值可言的“两千头猪”，却看不见这“一个人”其实比这一切都贵重得多。眼中只有我所看重的，根子里还是自我中心的罪在作祟，人们甚至逃避神的视角。我们企图牢牢抓住对价值标准的定义权，自行判断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当我们自以为是行家，自以为明白一切，不愿意跟随神的话语的时候，结果会是失去很多的祝福。

在《二十二》开场的陈林桃老人的丧礼中，主持人向郭柯提到，这些老人们心里其实都有苦，想要说出来，只是因为那些各种各样的歧视，她们身边的人并不能与之分担这一份苦，于是也许就只能像韦召兰老人唱的一样，只能“自流眼泪自抹干”了。

人们按着人定的“价值观”把骂名强套在她们的头上。但人不能损害神所赋予的价值，只有回到神创造的视角，人的价值才是不可能被侮辱和损害的。人的恶行只能证明自己的罪。而十字架上的耶稣所承担的人类的罪，就包括日军所犯下的对这些女性的伤害。

罪的真实，帮助我们思想耶稣代替我们所受的刑罚的痛苦，并稍稍体会他对父神顺服的深度。每一起令人震惊的罪都提醒我们，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明白了主爱我们有多深，明白了神恩典的分量，其实祂为我们承担的，远超过我们所以为的。而如果没有看到神的恩典，直面罪恶会让人受不了，软弱的人甚至不惜对罪恶视而不见，以保持自己的优雅和得体。最终，人的价值与尊严也并非可以依靠另一些人的“克制”所能挽回的，神不容亏缺的公义是人的尊严最有力的保障。

神最初造人就已经把我们“看为好的”，并且他怎样爱基督，也是怎样爱了我们。即便是当我们犯罪悖逆时，他不惜把自己的独生子赐下给我们，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用重价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救赎出来。

如何真正接纳她们？

郭柯在一次采访中谈到，“社会上很多人叫嚷着日本必须认错，慰安妇好可怜等等，实际却对老人的生活情况一无所知。”他认为这些人要么是把老人当作了“历史证据”，要么只是站在高处同情怜悯，却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去接纳她们。

这些老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凭借着“不舔伤口”来消化多年前所遭受的磨难。当另一群人用暴行剥削她们作为人的价值，几乎没有任何排解的渠道和更有力的支持，这些老人事实上选择了回复到与田野林间的自然生存状态充分认同的方式，艰难地走向不同程度的自愈。

弱者因为有远比文化人更顽强的自愈力得以存活。余华早在1992年的小说《活着》中，已将这条路上的风景刻画得既触目惊心又节制隐忍。当人道主义者每一次出现在极端灾难性的现场，都是神借着苦难唤醒他的时候，也是他最靠近神、靠近信仰的时候。如果眼睛里只看到人的义，他就依然停留在撒旦掌权的地面，或煽情或节制，只是人在受伤时不同的反应。有人叫得很大声，有的“自流眼泪自抹干”。

郭柯用纪录片中所有这些平淡的镜头，阐释出了一个关于“活着”的主题——讲述这些数十年前遭罪的老人，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现在仍然如何坚强地活着。对于基督徒而言，“活着”于我们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止于可见的今生，天上有一个看不见的更美的家乡为我们存留。知道通向哪里，路上的辛苦与脚下的泥泞，才变得有了意义。

除了在时间中自愈的道路之外，另有一条真正的道路，一条荣耀之路，因为它穿过一切肮脏与血污，才更显其荣耀。

（本文参考了《中国青年报》及澎湃新闻的相关报道，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