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之辈》：按照错误的地图，得到带泪的荒诞

前一天所有事还那么井然有序，第二天就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压碎；我们在一个无法理解和掌控的世界中拼杀。片中每个因丢失自我而成为“无名之辈”的人，都在努力找回自己。按主流文化提供的地图，我们就像笑中落泪的观众一样感慨：“好多年以来我就是一个傻瓜。”

《境界》独立出品【影评】

文 | 细 拉

播音 |芬芳

如果好的喜剧片要笑中带泪的话，新近上映由饶晓志执导的《无名之辈》无疑是年底的惊喜。

电影的前半段令人捧腹，自称悍匪的两个劫匪“大头”和“眼镜”，风风火火抢劫了一个手机店，却放过了手机店旁边的银行。最要命的是，费尽周折抢来的手机最后发现只是模型。悍匪二人组意外逃到一个“浑身只有脑壳能动”的高位截瘫女病人马嘉祺家里，看似凶神恶煞的两人却被女病人骂得狗血喷头，毫无招架之力。马嘉祺的哥哥马先勇是一个落魄保安，做着当警察的梦。为了邀功，他煞有介事地将意外发现的一柄老枪献给警方，没料到却被人掉包成一把水枪。马先勇的老板高明因资金链断裂意欲跑路，债主为了讨债大张旗鼓地为他办起了活人追悼会。

某一天，一个看似普通的日子，围绕着一场手机店持枪抢劫案，这些有着不同轨迹的人生汇合在一起，揭开了浮世背后的黑色幽默。

好多年以来我就是一个傻瓜

原来瘫痪的女病人马嘉祺之所以面对两个悍匪毫不畏惧，是因为一场车祸不仅夺去了她的行动能力，同时也夺走了她的尊严和人生意义。现在的她满心苦毒，剩下一颗求死的心和一张毒舌。而她的毒舌不过是伪装的坚强，犀利的舌尖下隐藏的是对自己无能和软弱的抗拒。因此当她在两个劫匪面前小便失禁的时候，前一秒还刚硬似铁，后一秒却声嘶力竭地苦求对方赶紧离开。那种绝不愿意曝光自己屈辱的情感，被演员入木三分地表现出来。

作为抢劫手机店的主谋“眼镜”，对自己实施的抢劫颇感自豪，筹划着未来干一票更大的，但坚硬冷酷的外表却隐藏不住自卑和懦弱。在被马嘉祺问道他不戴眼镜为什么外号叫“眼镜”时，同伴“大头”替他吹嘘，那是因为他小时候独自杀死了一条眼镜蛇。后来还是藉着“大头”之口，我们知道那条被他杀死并吹嘘至今的眼镜蛇，本就是条死蛇。

而为什么放着隔壁的银行不抢，却抢手机店，“眼镜”解释说，要从小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但马嘉祺一语道破，他只不过是个怂包软蛋的真相。抢劫对“眼镜”而言最主要的似乎不是钱，而是一种证明，使他可以继续活在“硬汉”的自我认知当中。因此当电视新闻恶搞地将他们的抢劫视频做成鬼畜，嘲笑他们只抢走了一堆无用的手机模型时，他并非因抢劫失败而沮丧，却因被羞辱而愤怒失控：“你们能够把我抓起来，你们能够枪毙我，可你们为何要非要恶搞我、非要羞辱我？”

他的伪装被撕破，被迫面对一个懦弱的自己。导演说，这个形象或许概括了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有很多能量，觉得自己想做大事，虽然并不知道能做什么。受教育、环境、品性的局限，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了一个绝望的境地。这个名字，胡广生，看起来可能会是一个留守儿童，父母去了两广打工，他没机会受到教育，也没机会被爱，说白了是活得比较悲哀的人，够不到上面、去不了下面。很多年轻人把自己武装得生猛，其实是虚张声势。他其实是个怂包，我觉得他连恋爱都没有谈过”。

同伙“大头”看上去只是跟班，却也有着自己的追求。他在自己不喜欢的城市生活只是为了追逐爱情，幻想着抢劫分到十万块：七万块装修，两万块结婚，剩下的一万全部给心爱的人买棒棒糖。爱情是“大头”的目标，也是他的拯救，甚至可以说是他存在的意义。

“大头”看似毫无主见，只是一个“无名之辈”，但当同伴侮辱自己所爱的人只是一个妓女时，两个人的关系出现裂痕。此时“大头”第一次有了名字，他冲着“眼镜”喊道：“我不是‘大头’，我叫李海根！”这是整部电影的点题之笔，电影中每个人因为丢失了自己而成为“无名之辈”，又努力找回自己。有的因为车祸丧失了自我存在的意义；有的因为自卑而虚构了一个自己；“大头”则是在爱情的根基上建造自己的人生。

马嘉祺的哥哥马先勇的自我是这样丢失的：他的一次酒驾，夺了妻子的生命也断送了妹妹的生活，自己的人生轨迹也被彻底改变。本来可能成为警察的他，只能不情愿地做起保安。车祸后的他成为彻底的失败者，对妹妹充满愧疚却无可奈何。他从何处找回自己？唯一的希望是重新证明自己配得上被警局接纳，警察对马先勇来说不再是个职业，更是对自己过去失败的救赎。

影片采取多线叙事，故事中的人物很多，如跑路又折回的老板、失足妓女、叛逆学生等等。人物虽多，导演紧紧扣题地为我们描摹了一幅当下丢失自我又苦苦寻觅和证明自我的小人物群像。可能这正是这部电影最终打动观众的原因。

据报道，影片在合肥上映时，导演在映后交流时看到观众席上一个小伙子状态低沉，以为他不喜欢电影。结果小伙子举手站起来说：“你们走进来的时候，他们都在鼓掌，可是我在哭。我是学播音主持的，觉得好多年以来我就是一个傻瓜……”然后泣不成声。导演饶晓志拿起话筒，想安慰这个小伙子。结果一开口，自己也哭了。

谁来给生活一个意义？

饶晓志镜头下的所有人都面临着一个困境，即生而为人的尊严和价值是什么。正如片名所示，电影所关心的不是成功者，而是失败者。当生活似乎剥夺了我们的所有，究竟怎样保有体面与尊严。

不同的人给自己不同的答案，令人伤感的是每一种答案都好像是在跟碾压一切的悲剧较力。当我们自以为找到了一种可以在其上破土动工、建造人生的根基时，现实却告诉我们，找到的只是泡沫。

影片结尾，导演好像很想给观众一个光明的结尾，但却没有用大团圆来结束。救护车中“眼镜”意外开枪打死保安马先勇，每个人辛辛苦苦找到的自我再次被摧毁。

在一个首映礼之后，有观众觉得胸口闷得慌，去而复返，抢了话筒“质问”导演：为什么不给人物更光明希望的结局，为什么要看得人这么丧？饶晓志说：“我们的观众有时候太需要安慰了。我也不能说我不关心，但我不担心。就算有观众说他觉得丧，那是因为他没有看清那个事实。这些人物诞生在我们的笔下，我们的脑海里，我记录下来，给出事实，就是我能够给予的最大的善意。”

他认为现在的结局是特别温暖的，“虽然看起来好像无可避免的付出了代价，但因为每个人都在挣自己的尊严，他们只有付出了这些代价，才能得到归属和平静……我真的在给每一个人最好的结局。” 在饶晓志看来，这就是真实的人生。

这或许可以从他最钟爱的荒诞派戏剧大师贝克特那里找到原因，“我觉得他影响我，他那种看透生活本质的荒诞性始终影响着我。” 贝克特的名剧《等待戈多》正是对生活本质的荒诞极其经典的刻画。剧中每个人都在等待一个叫做戈多的人，认为戈多的到来会带给他们人生的意义。没有人见过戈多，但每个人又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真正的戈多始终没有出场，人穷其一生所寻找的，恰恰是永远无法得到的。

“戈多”的发音类似上帝（GOD），但贝克特一再否认剧中人所等待的就是上帝。戈多即使不是GOD（上帝），也肯定是一种“类上帝”的存在。贝克特的否定也成为剧意的延申：人一定要找到某种像上帝一样的存在来赋予人生意义，却由于向真正的上帝投了反对票，因此人生毫无价值，只能成为一部荒诞的戏剧。

你需要一幅可靠的地图

“眼镜”被逮捕时嘴里反复喊着：“为什么又在耍老子！”这句话就是对命运的声讨，当我们自以为找到活着的意义，最终希望破灭如同被戏耍一般。

美国思想家薛华将荒诞文学称为，“人的自暴自弃……人只是在整个荒谬戏剧的插幕中扮演一个可悲的谐角”。我们有没有可能不自暴自弃？如果你手持一幅刺绣，看见的只是一堆线头，最好不要立即下结论说这毫无价值，其实只要翻过来就能看见美丽的图案。同样，如果健康、爱情、成功、出人头地等等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上帝角色的东西一一破灭，使我们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看清人生的事实，真正的盼望不是换一个“上帝”试试，而是来到真正的上帝面前。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首席特别顾问寇尔森，在“水门事件”后锒铛入狱。“我的人生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断层，找不到一个可以接续下去的主题。我的未来似乎已被宣判，仿佛刑期是无期徒刑。对于成功的人生，我曾想过那些可达成的物质意义的标准：权力、金钱、名誉、安全感，但更有价值的成就是参与到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事业中去。现在的我怎么可能再去实现那样的梦想？我永远都会是一个被贴上标签的人，一名前科犯，一个颜面丧尽的政府官员。”他从舞台上的名角沦为无名之辈，甚至更惨，声明狼藉。

虽然不是所有人的命运都这么跌宕起伏，但在寇尔森看来，“绝大多数人的生命总是显得无序和令人困惑，充满了各样的矛盾。我们在夜里醒来，担心工作、孩子，担心这个高速运转的高科技世界制造的压力会使我们那些最完善的计划突然崩溃。前一天似乎所有的事情还那么井然有序，然而第二天我们就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压碎……我们在一个我们无法理解和掌控的世界中往来拼杀。人们在这个世界中‘自我表现’的林林总总，让我们不禁唏嘘：生命，原来竟是如此冷峻无情的一场考验。”

因此，“我们的文化中滋生出种种虚幻的人生期望”，但我们仍然只是“气喘吁吁却永远到不了目的地”。寇尔森认为：“究其原因，今天的文化正向我们宣扬一个错误的方向，而你我却浑然不觉。我们循着今日文化的主流追问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得到的却是错误的答案。我们尝试按着那些导向错误的答案生活，自然无一例外地为所见到的生活实景感到恐慌和愤怒。”

一点也不奇怪，当“眼镜”绝望地呼喊着“为什么又耍老子”，如果我们只在日光之下寻找答案，除了“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之外还能得到什么真实的盼望？寇尔森说：“我们需要做的是去寻求认识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的真实图景，一幅指导我们善待生活的可靠地图。”

祂也曾是无名之辈

寇尔森找到自己的可靠地图不是在他风光无限之时，而是在他服刑的赫拉柏监狱。出狱之后他开始致力于改善监狱处境并为犯人提供心灵关怀。他回忆自己的狱中生活时，充满感恩地说：“我的亲身经历生动地反映了生命中所隐含的一个重要的悖论——我们费尽心力想要得到的往往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而我们所害怕的事却往往给我们带来最大的祝福。”

对寇尔森来说，成为无名之辈的经历使其“得以瞥见生命的真谛”，他发现一项伟大的悖论式真理：我们要救自己的生命，必须先失去他们。饶晓志在《无名之辈》中所拆毁的，可能只有藉着寇尔森所发现的才能得以重建。每个片中人的当务之急都是要“救自己的生命”，通过他们用来自我拯救的健康、爱情和自尊，所找到的只是一个虚假的表象，脆弱不堪。电影诚实地告诉我们此路不通。这恰恰是影片的价值所在，因为如果不是此路不通，有几个人能听进去寇尔森的话呢？他说：“事实是，追求美满人生不在于我们要如何找到自我，而是在于我们如何放弃自我。”

一个雨天，寇尔森在监狱偶然读着圣经，他在书中回忆道：“一句震撼内心的经文突然进入我的视线，‘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对我而言，那是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因为在那一刻我经历了对生命真谛的顿悟，从那一刻起我开始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人生。”

他重新审视自己和周围的杀人犯、抢劫犯、毒品贩子之间的区别，以前他会用各种外在的标签来分辨人，现在他发现“所有使我与身边的那些人有所区别的事物仅仅是程度的区别，而不是我与他们本质上的不同。我们中的每一个都是既有天赋又有缺陷的人”。最终寇尔森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将自己视作和身边的罪犯一样的罪人，从而得到了新的生命——他开始从上帝的眼中找回自己的价值。

耶稣自己也曾成为无名之辈，被人嗤之以鼻的木匠的儿子，体验“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样的贫穷；也经历“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样的弃绝；被“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有拳头打他”这样的羞辱和戏弄。经过这样的贫穷、弃绝和羞辱，耶稣为每个无名之辈开出一条道路：恢复和上帝的关系，找到人生真正的价值；而一旦你找到了，就没有任何人和环境能够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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