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过年回家，父母总提醒：“不要告诉别人你在外边做什么。”那时我做传道人，父母还没信主。我能感到他们的羞愧。妻子全家是基督徒，对我就高看一眼。来往于两个老家，自我形象在自豪和自惭间摆荡。遭遇“甜蜜的暴击”之后，你可有一种“节”（劫）后余生之感？
《境界》独立出品【医治爱的河流】
文 | Xi la
播音 | 文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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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春节的正月还没过，就有篇公众号文章“幸灾乐祸”地问：“假期结束了，我要向各位发出‘三省吾身’式拷问了：今年挨骂了吗？家里吵架了吗？想赶紧离家出走回学校/单位了吗？”有网友忍不住吐槽：“我怀疑过年期间的大部分进食其实是压力型进食。过年太糟心了，非饭点儿只有不停吃开心果、瓜子、薯片才能强压住想死的心；饭点儿只有拼命往嘴里塞东西，才能名正言顺地不跟人讲话。”另有人感慨道：“家中过年必有项目——父母吵架，简直比每年的《难忘今宵》还准时。”
吵架岂止于父母之间，回家呆不了几天的儿女们也难免被殃及。“我穿拖鞋都不敢在家地上趿拉着走”，“我因为毛衣的毛领麻烦把它卸了，为这事我妈跟我吵了几天”，“我妈现在是不直接说我，怼着我爸一顿吵，但我心里明白说的是我”……引发家庭战争的看似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背后真正的原因却可能是价值观的冲突。我们带着一套已经形成的生活方式回到家乡，七天假期足以带来两种价值观的交战，我们本想在家里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结果却被怼得怀疑人生。
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在教会共同体中已经接纳了自己在基督里的新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无论单身与否、工资几何，我们都被上帝一视同仁地爱着。回家有时意味着我们必须形单影只地接受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被猛烈地摇撼。
妈妈的一声叹息
其实，今年春节我原本是不打算回家的。我还记得年前进了地铁以后，儿子兴奋地指着一排空座说：“爸爸，有座！”说完就躺了上去。北京地铁能让你当“卧铺”，一年也就这么一次，这些空座顺带着提醒你：春节近了，该回家了。
而我是打定主意今年不回家的，无论妻子怎么软磨硬泡，我都不为所动。年前刚刚结束了一次火车上的长途跋涉，我实在不想再赶着春运的“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了。我打电话给爸妈，想让他们来北京过年，但他们不愿意这时候离开家乡。所幸父母也没有勉强我回去，我也就看着朋友们辛苦抢票而怡然自得了。
日子一天天逼近，除了路上行人越来越少，剩下的人中多数也拖着大包小包赶火车之外，北京几乎看不见什么过年的氛围。终于到了大年三十晚上，我们一家三口跟父母视频拜年。视频那头鞭炮声声响，妈妈问我：“吃饺子了吗？”我说：“没有。”她的眼色略微低沉，叹了口气说：“不在一起过年，我们这儿也冷清，你们那儿也冷清。”说完又闲聊了几句，就挂断了。
妈妈那声叹息触动了我，我知道，无论平时我们和父母见多少次面，过年不在一起对他们来说总是一种遗憾。我对妻子说：“我觉得也挺冷清的，要不回家吧？”她当即同意。年三十的票异常好订，晚上十点多，我们一家踏上回家的旅程，准备在年初一送给爸妈一个惊喜。
当我们凌晨五点多敲响家门时，爸妈的表情说明那的确是一个惊喜。为什么一定要回家过年呢？或许爸妈脸上惊喜的表情就是最好的理由。
许鞍华拍摄的微电影《七里路》，讲述了游子对家的魂牵梦绕，故事中的孙女从小在海外长大，如今带着爷爷亲手写的“福”字踏上了寻根之旅。“‘福’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爷爷对她说。但孙女不仅是替爷爷回家，汽车在临近故乡时忽然抛锚，道路被大雪覆盖，孙女却不得不步行在爷爷曾经行走过的七里雪路上。回到家时，孙女才发现爷爷写的“福”字落在了车里，不得已只得自己动笔。当孙女将自己写的“福”贴在门框上，其实也表示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
贾樟柯拍摄的短片《一个桶》，说的是春节过后儿子即将离家回城，妈妈递给他一个用胶带封好的塑料桶，短片就围绕着这个桶展开。桶随着儿子上船，挤大巴，笨拙的桶引来路人含蓄的嘲笑，也给自己的旅程带来诸多不便。尽管如此，儿子将桶紧紧抱在怀中，让人不禁好奇桶中究竟装了什么宝贝。最终，当儿子拆开胶带，真相大白，桶里是一个个编了号码的鸡蛋。短片的主题是我们带在身边的“家的味道”。
与导演们的温情相对，过年“让这届年轻人一边归心似箭、无心工作，一边又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叫做‘春节焦虑症’的复杂情绪。并且越临近春节，焦虑程度越高”。这种温情和焦虑共同给予我们“甜蜜的暴击”，因此经过愈发无趣的春晚、震天作响的爆竹、嘘寒问暖的亲朋、觥筹交错的聚会，待到假期结束时，我们颇有一种“节”（劫）后余生之感。
在家乡的价值体系中被打回原型
无论许鞍华还是贾樟柯，他们都在用影片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两者都希望通过“家”来塑造游子们的身份认同。回家既是父母的安慰，又是重新找到自己。
我的儿子在天津出生，在北京长大，户籍是湖北，但每当有人问他是哪里人，他脱口而出的总是“我是山东人”。无论儿子如何自认是山东人，故乡却是他再也难以回去的地方。随着农村一刀切的城镇化建设迅速推进，可能很快我们自己、父母和先辈在故乡的一切痕迹都被将彻底抹除。
大姨以前住在一个小山村，今年他们第一次在离原来的村子较远的新社区过年。我问她：“原来的村子怎么样了？”她说：“被推平了。”“新小区有没有保留原来村子的名字？”“没有，都换新名字了。”
城镇化在物理上消除了对过去的一切记忆，寻根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大姨一家现在在市里生活，却执意在农村的新社区要了两套房子。我问她：“为什么不干脆折现在市里买一套房子呢？”“总归要在老家有一块地方啊！”她的回答听上去有点悲哀，回味起来又让我感觉很悲壮。多少人挣扎着想要保护那残存不多的称为“我”的东西！
即使没有物理上的摧毁，对于已经习惯了新生活的我们，我们对家温馨的想象很快就会被价值观的冲突刺破，故乡既赋予也挑战着我们的身份认同。
其实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默认了，老家就是一个我们会被催婚、被安排相亲、被询问工资的地方。老家人似乎天然就有权利用提问踏进我们的自我领地，而且那些问你“找没找对象”的人，往往不是单纯关心你的婚恋状况。他们自有一套价值评价体系，一旦你不符合他们的标准，无论你在其他方面多么成功，他们总是会毫不留情地给你贴上失败者的标签。
藉着给别人贴上失败者的标签，提问的人何尝不是在缓解自己的焦虑？“有些人期待的是从对方的回答里，给自己找一份优越感：你工资高，他就提加班；你上升空间大，他就提车房要早买；你有房有车，他就提结婚生子……这样的人，比你更慌张焦虑。”留在老家的人，似乎同样不确定自己的身份。
大学毕业后，我被呼召成为传道人，彼时父母还没有信主。过年回家时，父母总是不忘提醒我：“不要告诉别人你在外边做什么。”我能感到他们为我羞愧，因此我对那些询问我工作的亲戚们就用“做老师”胡乱搪塞过去。妻子的家人亲戚几乎全都是基督徒，对我这个传道人女婿就高看一眼。这样一来，过年期间来往于自己和妻子的老家，对自己的身份也在羞愧和自豪之间左右徘徊。
回家是对身份认同的考验，我以为自己已经在基督对我的拯救中得到满足，却在家乡的价值评价体系中被打回原型——我的心潮起伏表明，我仍然试图迎合别人对我的定义。
爱是根源，也是解药
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发现每个人的内心都潜藏着对自己身份的难言焦虑，“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一旦我们与社会的成功标准保持一致，回家就成了荣归故里。而假如我们自视还没有达到社会设定的成功标准，我们就为回家设立诸多不便多言的禁忌。例如，上学的不问成绩，上班的不问工资，做生意的不打听收入，单身的不问恋爱情况，恋爱的不催婚，已婚的不催生，已生的不问二胎……
绕开这些敏感话题并不意味着焦虑得到了医治，房间里的“灰犀牛”并不因为我们关上灯闭上眼就消失不见。
圣经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被逮捕并接受了一场不公正的审判。耶稣的门徒，就是那位曾经对耶稣说“我愿意为你死”的彼得，尾随到审判现场。围观的人群中一个看门的使女看出彼得是耶稣的“同伙”，当即指认：“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彼得连忙否认说：“我不是。”随后，彼得又遭遇了两次类似的揭发，为了洗脱和耶稣的关系，他甚至发咒起誓：“我不认得那个人。”
我们常常将这段故事看作彼得对耶稣的否认，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岂不也是彼得的自我否认吗？作为跟随耶稣三年之久的门徒，否认耶稣意味着过去三年的岁月毫无意义。彼得的信仰危机同时也是个人身份的危机，若他真的“不认得那个人”，那他自己又是谁？
彼得的否认背后是恐惧，或是羞愧。或许他和过年回家的我们一样，恨不得也发明一套新礼仪，就是不要问他和耶稣的关系，不要问他是谁，过去几年都做了什么。而那三位不识趣的人就像我们的亲朋，总是不合时宜地揭开我们的伤疤。
为什么曾经意气风发跟在耶稣身后的彼得，一夜之间竟连续三次对耶稣讳莫如深呢？圣经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答案，但耶稣复活之后再次找到彼得，可以帮助我们窥见端倪。
复活的耶稣和门徒们吃过早饭，专门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耶稣说“这些”的时候，可能指的是除耶稣以外，世俗价值观所看重的一切。你究竟要通过工资、婚姻、成功来定义自己，还是通过耶稣来定义自己呢？彼得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第三次耶稣又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的问题之一在于，他潜意识中认同了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当耶稣赤身露体被鞭打且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彼得和这世界一样认为那就是羞辱，而他不愿意和那种羞辱有半点关系。彼得正面临“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的窘迫。
德波顿注意到，我们的身份焦虑其实根源于“爱”出了问题。他说，“每一个成年人的生活包含着两个关于爱的故事。第一个就是追求性爱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广为人知。……第二个就是追求来自世界之爱的故事，这一故事更为隐蔽、更加让人难为情。人们提到它的时候往往采用刻薄的、讽刺的语言，好像只有那些生性嫉妒和有心理缺陷的人才会产生这样的需求，或干脆把对身份的追求简单地解释为对财富的追求。但第二个关于爱的故事在强烈程度上一点不亚于第一个，在复杂性、重要性和普遍性上也是如此，而且一旦失败，所导致的痛苦不会比第一个少。”
过年的禁忌或许只是“爱”的焦虑。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因此，用德波顿的话来说，我们的自我认知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我们都需要他人的爱来填充自己的内心，而经不起哪怕是针尖麦芒大的刺伤。”
爱是根源，也是解药。对于彼得来说，真正的恢复是面对耶稣的问题，回答“主啊，我爱你”。不要再用人的爱填充自己的内心，而要让神的爱充满我们。不是用有限的人的视角来定义我们，而是用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神的眼光来定义自己。
只有当我们真知道自己是谁，才不再囿于地上的身份，不再疲于应对，而是主动活出新意。在这个普世华人基督徒几乎最少祷告的时段里，也是偶像在家族中工作最厉害的时间，勇于站出来祷告、布道。就有教会因为看到春节期间属灵争战的真实，而选择在每年的大年初二、初三、初六举行布道会，激发众人不是被动挨打被拷问被考评，而是藉拜年等各种活动邀请人参加布道会、抢救灵魂。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对于我们这些“节”后余生的人来说，这也是使我们明年摆脱焦虑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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