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之魔童降世》:我是谁,到底谁说了算?

《哪吒之魔童降世》:我是谁,到底谁说了算?

1979年版哪吒说“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2019版哪吒说“我是谁只有我自己说了算”。79版父亲李靖说“你这逆子”,19版父亲说“他是我儿”。如同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流浪40年终于走出了时代的旷野,我们也走过四十年,反叛些什么?又得着了什么?

《境界》独立出品【影评】

文丨报童

播音 | 文君

一位白衣少年在电闪雷鸣的雨夜,面对懦弱虚伪的父亲说出“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然后拔剑自刎。这是1979年版动画片《哪吒闹海》中的经典一幕,最打动人的这句台词,更成为一代人的回忆。

四十年后,荧幕中的哪吒变了,爹爹变了,师父太乙真人变了,观众变了,最打动观众的台词自然也变了。“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是谁只有我自己说了算”,2019年版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这句台词,燃爆了整个夏天。

在同一个人物身上,跨越了四十年的两句话,却离不开一个关键词——反叛。79版哪吒被多数人解读为心怀苍生、反抗父权的少年。社会经过此前三十年的波荡,在稍稍松动的时代氛围里看到了哪吒以自刎前的那句“我不连累你”与父亲切割,一代人坐在荧屏前想起自己经历或旁观到的亲生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的疯狂与无奈,与其说是被哪吒感动,不如说祭奠已逝的岁月里凋零的人性。

据网友统计,四十年来两岸三地的影视作品一共塑造了30多种哪吒形象。19版哪吒的80后导演饺子,读了《封神演义》后,才发现上海美影厂的79版原来对原著进行了改编。他显然无意延续当年善恶对立的革命叙事逻辑,于是决定放开手脚,跟随自己的想法,也来改一改。

有记者问,“这部电影最大的反派是谁?”饺子给出的答案是——命运。在饺子看来,“每一代的故事,只需要符合当代的时代精神,拍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就好”。于是19版“史上最丑的哪吒”诞生了,沿着四十年的时光走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反叛。

不要被偏见的箭射死

谈及年轻人的反叛,除了电影艺术,最为标志性的载体就是摇滚乐了。在79版哪吒上映十年后,一个在北京生活的朝鲜族青年崔健,发表了一张音乐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崔健眼蒙红巾的形象,加上粗犷沙哑的嗓音,成为中国摇滚史上的经典。然而,80年代的中国,主流话语起初并不接受这样的音乐人。能登台的,总得有点人民艺术家的范儿吧。邓丽君是腐朽的“靡靡之音”,李谷一的《乡恋》因为不符合当时的审美标准被批判。

“魔童哪吒”不想认的“命”,许多时候就是由一堆标签组成的。生于魔丸的哪吒,自从出生就遭受着周围人的偏见。偏见是一座难以撼动的大山,说到底就是对他人的标签化。在崔健生活的1980年代,穿喇叭裤、留披肩发会被贴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签。每个标签就是一支箭,目的就是节省倾听、沟通、了解的时间成本,直接射死了事。

对于偏见的反叛,1980年代的社会环境,刚好给人们坚持自己的小自由留了一点空间。这种坚持是对自我存在的表达,就像魔童哪吒所说的“我是谁只有我自己说了算”。这也是摇滚乐迷人的地方,面对公众舆论的偏见,求真是摇滚反叛精神的第一要素。无论是愤怒、批判还是不满,只要是当下的感受,就勇敢表达出来。

这种表达有积极的一面,因为面对真实的自我是青年成长的第一步。但是面对标签化的偏见,自我的表达也常常沦为以刻意的反叛来进行“标签”化的反抗。百姓说我哪吒是“妖怪”,那小爷我就大发魔性,吓死你们。你们说我穿喇叭裤是“流里流气”,哼,我还要去染头发呢!

然而,就当自诩小爷的哪吒藉着恶作剧把陈塘关的百姓搞得七零八落的时候,也是他心里对友情和接纳最渴望的时候,这也是为何本为宿敌的哪吒和敖丙却一见如故的原因。敖丙活在另一种偏见之下,他是全村人的希望,肩负着龙族的复兴和复仇大任,自我被一种宏大的叙事压抑着。

在对偏见的反叛中,我们对当下自我的表达和内心真正的渴望,往往构成了自身的矛盾。崔健在《从头再来》中是这么唱的——

“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

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

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

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对自我纠缠的困境,再也没有比这句歌词更准确的表达了。当下真实的自我,尚且可以自己说了算,但心中真实的渴望,若是我能说了算,那怎么还会是渴望呢?

当撕标签这个动作,成为新的标签

如果说八十年代我们渴望思想的解放,九十年代我们渴望个性的展现,那么步入二十一世纪后,我们竟被莫名的愤懑充满。走入新世纪的我们,墙也翻过几回,禁书也看过几本,艺术家都是偶像了,穿着再也无关道德了。然而,心里依然觉得不满足。

十年前的崔健因为表达自我的“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十年后,他却发现连现场演唱的“真”也守不住了。他发起的“真唱运动”对于逐利拜金的音乐行业,可谓杯水车薪。真假对立的年代过去了,真假难辨的时代却来临了,反叛突然失去了敌人,或者说遍地都是敌人。愤怒很多时候找不到发泄的出口,因此“莫名”。

在崔健发表处女作的十年后,一支名叫“痛苦的信仰”的摇滚乐队于1999年成立了。乍听乐队的名字,就知道他们的音乐多么纠结了,以至于他们在后来的自我介绍中,干脆自称为“痛仰”乐队。

“痛仰”的音乐,便是基于这种莫名的愤怒。2006年他们独立发行的首张EP封面,选用的正是79版哪吒怒目自刎的形象,从此反叛的哪吒便成了“痛仰”的乐队Logo。他们的成名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愤怒》《不》《枷锁》《这是个问题》,听听这些歌名,无须摘录歌词,仿佛就能听见他们嘶吼的愤怒和不满。在一切外界的忽视和不待见中,好像只有愤怒让我们感到熊熊燃烧的存在感。

“痛仰”早期的音乐,其实没有太多深刻的内容,大多是简单直接的口号和情绪。之所以能引起年轻人的共鸣,恰恰是为满腔压抑却又不甘沉默的青春提供了宣泄的出口。二十一世纪是一个造梦的时代,仿佛太乙真人的山河社稷图,我们在里面修炼、升级、追梦,到头来却发现竹篮打水一场空。又或像是李靖夫妇,为了不让哪吒纠结自我的魔性,骗他“其实是灵珠转世,为造福民众而生”,所有的偏见不过是他人的嫉妒。哪吒的美梦一旦惊醒,却要面对师父和父母深沉之爱背后的虚无,除了宣泄,这般的愤怒又当何去何从呢?

“痛仰”在地下摇滚圈早已名满天下,却直到今年夏天才借由音乐网综《乐队的夏天》走入公众的视野。在《乐队的夏天》中,“痛仰”改编的王菲名曲《我愿意》备受争议。现场的专业乐迷批评这个版本松散、无聊,甚至有网友说“痛仰,早已成了不痛不痒”。面对种种非议,“痛仰”却一副云淡风轻的姿态。

“痛仰”的音乐探索史,恰恰是哪吒形象的流变史,专辑封面从怒目自刎的哪吒,变成了双手合十的哪吒,再到只怒目不自刎的哪吒。哪吒Logo的三部曲,对应的是他们去标签的蜕变之旅。他们不希望为了反抗而反抗,为了愤怒而愤怒,不希望活在歌迷的期待里,不希望被外界的评价所定义。歌曲里也开始出现爱、和解、希望的主题。

但“去标签”这件事成功了吗?导演饺子说,之所以选择一个“丑化”的哪吒形象,是为了冲击观众的观感,从而达到打破成见的目的。然而,电影却用肥胖、结巴、娘娘腔等各色缺陷,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了观众的笑点。我们不想被他人定义,那么自我定义是否真能满足自我的期待呢?当我们为了活出所谓真我,鼓足勇气撕下被别人贴上的标签时,是否“撕”这个动作本身又成了我们新的标签呢?

2018年的十大流行语中,最后三个词是:佛系、巨婴和杠精。拒绝在乎、拒绝长大、拒绝对话,大概是这三个词的基本意思,这也或多或少描绘了当代青年的反叛模式。四十年后,反叛的进化史让我们发现,反叛从手段成为了目的,从表达成为了存在。到底是反叛的我们迷失了,还是我们在反叛中迷失了,已无从分辨。

悖逆之后的归家

人被什么满足,就被什么定义。哪吒反叛和不认的“命”里,包含的不仅是导演眼中的偏见,更是一切我们主观无法把握又变幻莫测的环境,乃至于更深层次的对生与死的未知。“命”,原本就是一种不可知论的表达。

当使徒保罗来到哲学之都雅典,看见推崇理性的希腊人,无论是禁欲主义的斯多葛派,还是纵欲主义的伊壁鸠鲁派,都在拜一座“未识之神”,就像今天的中国年轻人都会算算星座运势一样。然而,保罗却说,你们所寻求的神,并非“不可知”,其实祂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祂。如果我们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都在乎一位超乎万有之上、又在万有之中的神,那么现在定义我们的偏见和环境,就不是天网恢恢、密不透风,宇宙间这张网罗上面另有力量存在,而且这力量充满智慧和爱。反叛就成为与祂的联合,突破拦阻,进入祂的“命定”之中。这件事,岂不反而成为一种满足和幸福?

在这个意义上,自我的定义不再只是人主动的寻求,而同时是对启示的等候。所谓启示,希腊文的原意是揭开。面对不可知的“天命”,反叛和寻求难免是盲人摸象般的揣摩,而启示则是真理主动向我们揭开“不可知的面纱”,是恩典由上而下的浇灌。在天地之间、乾坤之内,我的身份在恩典中被揭开。

哪吒在与敖丙大斗三百回合后,骤然发现没了师父的乾坤圈,我就不再是我了。当哪吒发现父亲要以“替死符”代他牺牲时,便被这份父爱所激荡。师父的乾坤圈和“替死符”背后的父爱,给了哪吒冲破天劫的勇气。但这两样却不是人常有的,因此反叛才这么流行。实在是19版的哪吒“命”太好了,就连导演饺子,也被无数影迷羡慕有个19版李靖一样的好爸爸。

然而,那位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的神,却已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当我们面对这位可以定义我们的神时,我们的种种反叛就被贴上“悖逆”的标签。然而“悖逆”所表达的正是对关系的背叛。换言之,我们的悖逆同时也是一种宣告,原来我们并非孤儿,而是身处一种我们从未认识和从未经历的亲密关系之中,更是宣告每个浪子心中绝不想永远悖逆,而是深深渴望回家,回到一个我们从未抵达的美好家园。

对于哪吒,79版父亲李靖说:“你这逆子!”19版父亲说:“他是我儿。”父亲的两句宣告,同样跨越了四十年。从为了革命事业的大义灭亲,到对亲情的回归与依赖,其间的反叛与怀疑、挣扎与绝望,尽在日光之下,终为捕风。无论我的灵魂如何颠簸、我的肉体如何流浪,宇宙间父神的眼目始终未曾离开,祂的宣告不变。这亘古不变的真实,成为我存在的终极依托。

倘若我们走过这两句话,便会发现自己犹如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花费了四十年终于走出了时代的旷野,而那应许之地的朝阳已然照进心间。是的,风从何道而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明天又将如何,我们依然不得而知,但歌中唱得多好呀:“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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