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现实，你我都需要一点逆商

如电影中所说：“我们都错了，我们准备了成功之后的计划，但没有准备失败之后的计划。”主政者的逆商将决定疫情大盘走势。同时我们要明白，必须在世俗成功的参照系之外另立标准，让我们既能面对挫折，又能释放愧疚、安放灵魂。

《境界》独立出品【时评】

文 | 鹿鸣

播音 | 小辛

抗疫至今，昨日之日不可追。1月25日，马云振臂一呼，号召阿里巴巴“驰援武汉”，设立10亿元医疗物资专项基金，全球采购，无偿捐赠武汉各大医疗机构；交通不畅？阿里巴巴旗下菜鸟网络联合国际数十家快递公司，开通菜鸟绿色通道，将各类物资直达一线；抢救了一天的病人，前线医护人员在大年夜只能靠一盒泡面果腹，阿里旗下盒马鲜生果断出动，守护武汉的菜篮子，更直接将饭菜送到医院，让医护人员吃上热饭。

在生意场的竞争中历练出来的阿里，表现可圈可点，成为逆势中的亮点。回想2020年初，马云在三亚“马云乡村教师奖”的颁奖典礼上提出，要帮助孩子具备“四商”：情商、智商、爱商和逆商，而在这四者中，决定人生高度最重要的本质是“逆商”。他说，“人受挫折时要有逆商，有些人抗击打能力特别强，有强大的逆商。……这些能力是今天孩子要有的。”在马云看来，所谓的“逆商”也就是消化失败、委屈、挫折等逆境之后翻盘的能力。

我们没有准备失败之后的计划

去年上映的印度电影《最初的梦想》，讲述的也是开局不利、走出逆境的故事。

影片以高考失利的男孩跳楼自杀开始。男孩名叫拉加夫，他的父母很开明，在学习方面并没给他太大压力。拉加夫压力山大的原因，是他的父母都是印度顶尖理工大学的毕业生，面对“高智商学霸”父母，拉加夫忍受不了自己的平庸和失败。卧室墙上贴满励志口号，成绩出来之前已经忍不住自己的焦虑，当失败的消息传来，他瞬间崩溃：“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放弃了一切，每天学习18个小时……爸爸很优秀，妈妈也很优秀，而我是个失败者。”拉加夫边哭边说，“我后半辈子都会被贴上废柴的标签。全完了，全完了！”说着就从楼上跳了下去。

儿子的自杀，让这对精英父母开始反省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我是个好爸爸吗？……我们准备了高考成功之后的计划，但没有准备失败之后的计划，没人想提失败。……100万孩子申请入学考试，能考进的只有一万人，剩下的99万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没做好准备。他们不会认为是自己考试不及格，而是自己的人生不及格。如果问我今天想要什么，拉加夫在工程学院的座位，或我的儿子平安无事？我宁愿要后者。”

多数中国父母和片中人一样，虽然嘴上可能说着“成绩无所谓”，但实际上通过威逼（考不到100分，就如何如何）和利诱（如果你考到A+，就给你买什么什么），我们都在灌输着一种“成功”的观念，而忽略了“失败教育”。

我的儿子喜欢跑步。从幼儿园开始，他就经常“蝉联”运动会的冠军，当然参加比赛的只有十几个小朋友。今年初，北京某单位举办了一场少儿马拉松比赛，参加者不少，结果儿子在自己的组别里只跑了第7名。回家的路上，儿子忽然有点沮丧地说：“我以后只想在学校里跑。”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在学校里他可以跑第一名。看来马云和印度电影提到的没错，孩子要为成功努力，但同时需要学会面对失败。

斯坦福大学的新生教务长朱莉发现，害怕失败、缺乏应对困难的能力，已经成为学生日益严重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学生不懂得如何应对逆境，甚至包括考试得B；越来越多的学生‘被剥夺了失败权’。如果学生都二十几岁了才第一次面对自己作为人类的不完美，那么他们往往会缺乏‘没事儿，翻身上马，再试一次，坚持下去’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早在童年时就该养成。”

换了一套马甲的成功学？

影片中，一跳而下的儿子伤势严重，不过侥幸保住了命。为了激发儿子的求生意志，父亲安里给儿子讲了自己作为失败者的故事。多年以前，安里在大学里被分到最被人瞧不起的一栋H4宿舍楼，这里的学生在学校举办的体育比赛中年年垫底。

为了撕掉“失败者”的标签，安里说服同宿舍的几位“废柴”重燃斗志，放弃黄书和烟酒的嗜好。虽然他们拼尽全力，却依然没能成功逆袭。成功是否是衡量一切的最终标准呢？虽然最终惜败，但H4团队证明了色情、烟瘾、酒瘾并非不可战胜，更重要的是他们收获了持续一生的友谊。

我周围的家长们都在用“没有人知道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是谁”，来激励孩子追逐名次。当我看到儿子因为没能拿到第一而垂头丧气，想要退回自己的小圈子维持第一名的快感时，我立刻怀念起四五年前，他第一次能站起来走路的时候，边拍手边笑的喜乐；两三年前，他在公园里只是单纯地享受着奔跑的乐趣。现在他的成就感和挫败感来源于名次。

作为父亲，我当然希望儿子能继续享受奔跑本身的乐趣，不至于在面对失败的可能性时退缩畏惧。这也是影片为这个功利主义的社会所开出的药方：我们需要一种“失败教育”，使我们可以超越成败输赢，发现生活本身的意义。

朱莉建议父母给孩子更多的机会去冒险和犯错，减少对孩子的成绩与名次的关注，“告诉孩子，让我们骄傲的不是他们的分数和奖杯，而是他们的优秀品格，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培养孩子的抗挫力。”尤其重要的是要允许坏事发生。她列举了18岁必须体验的人生挫折，诸如“没被邀请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受到莫名其妙的指责”，“花了功夫写论文，成绩依然不理想”等等。朱莉说，“不仅要让孩子体验这些事情，而且一定要欣赏它们的重要意义。”

影片中的儿子出院以后二度高考，如愿以偿地进入了父亲那所顶级学校。这暗示着接受“失败教育”其实是获得成功的途径。这提醒我们，无论所谓的“逆商”还是“失败教育”，骨子里摆脱不了成功学的底色。

最早提出“逆商”概念的保罗·史托兹著有《逆商：我们该如何应对坏事件》一书。毫无疑问，这本谈论逆境的书是一本成功学的著作。在中译本前言中，作者说：“逆商……让你和你的团队、家庭以及企业更加幸福，更有成就。”其实，从马云到保罗·史托兹的“逆商”训练，失败、逆境和苦难的唯一价值在于它们可以孕育成功。我们一方面希望超越那种以成败论英雄的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又希望在这种体系中拔得头筹；我们既想医治功利主义社会带来的创伤，又想通过“失败教育”为功利主义服务。

这或许是我们真正的困境：功利主义的标准如此深入骨髓，以至于我们只能以成功为坐标来思考失败。“逆商”理论之所以风靡，根本原因还是它切中我们对成功的渴望。功利主义没有改变，只不过它如今可以暂时允许失败存在。

美国当代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功利教育批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各国及各国的教育制度都在拼命追求国家的利润……这种倾向若是发展下去，世界各国很快就会产生一代代有用的机器。”在她看来，功利主义导向的教育系统会使想象力、创造力和严谨的批判性思维失去存在的基础。危害远不止于此，人的价值就沦为易耗品，生命如同用过可抛的一次性口罩。

终极的翻转，才能安放灵魂

保罗·史托兹认为所有人都在攀登一座名为“成功”的山峰，他将人分为“放弃者”“扎营者”和“攀登者”，只有那些不惧失败的高逆商攀登者，才能最终登上功成名就的峰顶。问题是，这一模型给我们描绘的世界是单一而荒凉的，真理的山、道德的山、灵性的山、圣洁的山……都在功利主义的世界中付之阙如。

王尔德名言可谓一阵见血，“所有的邪恶，都是有魅力的。但是，只有当它被认为是庸俗、低能和失败的时候，这种邪恶才不流行。”王尔德的意思很明显，在一个功利作王的世界中，真正的良善和邪恶都是不存在的，它们都在成功和失败背后销声匿迹了。

因此，我们对“逆商”的提倡其实还需要加入一个超越的向度。阿里在疫情中表现令人称赞，绝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速度和效率，更是因为它走在救援生命的路上，方向是第一位的问题。武汉万家宴的举办，也很有组织和效率，想想却令人心寒。2018年，贺建奎突破生命伦理禁区，宣布“基因编辑婴儿”实验的成功走在世界的前列。去年年底，贺建奎因此身陷囹圄。他所缺乏的显然不是勇于追求成功的逆商，而是科研人员对基本的人伦底线的尊重。这类可能危及生命的研究在中国科学家中已经不止一例。有关专家在武汉疫情期间的言论和行为，也颇多可以品味之处。

没错，我们需要提高“逆商”，但如果我们不想牺牲人性和道德的话，面对逆境的参照坐标就一定不能局限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即使对于这次与新型肺炎的战斗，我们都期待的武汉各级抗疫人员特别是官员的逆商能经受住考验，赢来疫情的拐点，成功击退病毒，但这样的逆商和成功对于已经离开的人又有什么意义？我们需要另外一套参照体系，让我们既能面对挫折，又能释放愧疚、安放灵魂。

《圣经》中有一位“逆商”大师保罗，他曾经数点自己悲惨的人生际遇，说他“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保罗的目标并不是此世的成功，而是为了传让罪人得赦免的福音，为了灵魂的平安和拯救。他面对各样逆境的杀手锏在于“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依靠上帝是保罗在困境中获得力量的抓手。

最近一个月，我不得不向六岁的儿子解释为什么我们必须佩戴口罩，必须宅在家里。我需要向他解释我们面对的病毒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面对它。避免不了的，我需要尽量客观的告诉他病毒扩散的过程，包括八位武汉医生“造谣”的故事。我问儿子：“如果说真话会让你被抓起来，你还会说真话吗？”儿子回答：“我会说真话。”“为什么？你不害怕吗？”他回答：“因为上帝说要诚实。”

我愿上帝带领儿子成为他口中所说的样子，因为只有上帝能让我们既有说真话的勇气，又有为之甘于承受苦难和逆境的能力。即便今生一直处于逆境直至离开这个世界，在永恒的国度里，有终极的标准和奖赏，让看似不成功的人们，成为有福之人。今生的贫穷、失败、受逼迫甚至死亡，才能被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