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从小就是小儿麻痹，被送给我姨，后来被退回爸妈家，再被送走，又被退回来，像个没人接收的包裹。我喝过农药；七岁去北京乞讨，后来被城管打伤上了报纸，被送进精神病院，在一次次被遣送中长大。结婚、生子，每一步好像都走在苦难里，同时也走在恩典里，遇到了超过亲生父母的爱。
《境界》独立出品【口述实录】
口述|James
采访|恩洁 Xila
播音|杨杰
我是河南商丘人，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我们家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穷。我妈是小儿麻痹，因此从来不下地干活，家里的重活都只靠我爸一个人。这病也遗传给了我的兄弟姐妹。我出生没多久，妈妈就把我送给姨家，用我换了个女儿。后来我姨又生了一个儿子，就把我送回父母家。
虽然从小在姨家长大，但对于回家这件事，我还是有些期待的。因为他们对我一点都不好，我心想回到自己家可能会好些。那天我爸骑着大梁自行车载着我，又把我送了回去。我姨家的表姐，又把我送回父母家。当时我只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就这样被来来回回地送。抛来抛去，让我不敢确定谁才是我的亲生父母。
十二岁时，我已经乞讨了五年
回家以后，感觉更糟了。我和父母关系很僵，我想可能是我太调皮，所以才没人要吧。父母对我从来没有好声好气，不是训，就是骂。在家里，我什么家务都做，做饭、生火、压水、挑水……邻居看见，有时会说：“为什么都让那一个孩子干，他不是你亲生的吗？”有时和哥哥妹妹发生口角，一定是我的错，就算我没有错，他们也会只冲我发火。
那几年流行乞讨，大哥就带我一起去北京。开始是在人民大学附近，大哥让我拿个碗要钱，讨来的钱全都给他。乞讨的时候，冬天睡公园、桥洞，下雨下雪时，被联防队员赶，被小偷欺负，回到家一身虱子，得烧一锅开水，把全身的衣服放进去煮，烫死虱子。这些苦，我觉得都可以受，最难过的是无论你怎么做，都无法得到父母的认可。我要回来的钱，从来没有花在自己身上，爸爸妈妈也不会夸我一句，说这是我赚来的钱。妹妹可以跟妈妈要钱买东西，我从来要不到。
我跑出家门，躲在柴堆里面。所有人都在找我，我也不吱声，就是讨厌回家。有一次，我忘了因为什么事，我妈骂我说，“你怎么不去死？”那时觉得活着真没意思。没在那种环境长大的人，很难想象那种心情。我自杀过，喝农药被发现，送去医院洗胃，没死掉。我恨父母，想报复他们，但最后只能伤害自己。我用刀在手臂刻上“忍”字，告诉自己要忍过去。
坐火车来北京，我哥从来不给我买票，我逃票上车，一上车就钻到火车座下边，拿个空矿泉水瓶，在车座低下解决小便。有时被查出来，半路赶下车。乞讨的时候，看到走来走去的父母带着自己的孩子。我心里常常想，我要是有一个这样的家、这样的父母该多好。等到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已经乞讨了四五年。
记得有一次，有人把我领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好人坏人，反正有人要我，我就直接跟着走了，也没告诉我哥。那人带我在人民大学的厕所洗手、洗脸，领我坐上332路公交车，然后给我洗澡，换衣服，说要给我买书包，送我去上学。第二天，我就被我哥找到，带了回去。刚做了一天的美梦，就破灭了。
有一次，我在村里骑自行车，一个老太太躲我时撴在地上。我没有碰到她，可她非说我撞了她。没有人听我解释，没有人相信我。我们家花了七千块钱给她看病，这简直是天文数字。以后我乞讨的时候，把要来的钱一分一毛都默默记着，我不想欠父母的，心里的愤怒却越攒越多。
长大后，自己去北京。有一次被警察抓住，要被遣送。我听人说，“你只要不说地址，就不会被遣送。”那一次，我什么也没说，他们果然在半路上把我扔了下来。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结局，我不愿意回家。
和城管打架上了报纸
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幸运。没多久以后，我再次被遣送。那时快要过年了，我还是用老办法，不说自己的地址，没想到直接就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一进去，不管你有病没病，每天都要按时吃药。一张床上绑两个人，吃饭时给松开一只手。每天都有死人被抬出去。后来我就对里面管事的人说，“我知道家在哪了，我也不跑了，你让我在这里干啥都行。”
绑了两夜之后，他们把我松开了。我在里面给所谓的精神病人倒屎尿。看见他们每天给人喂药，每天往外抬人。后来警察送人进来的时候，我凑上去说，“警察叔叔，我知道家在哪了。”然后把残疾证给他看，这才救了自己一命。
我在反反复复被遣送中慢慢长大，经常遇见有人跟我讲宗教。信佛的让我说阿弥陀佛，什么功的人让我说他的大法好；那时也有人给我传福音。我想，世上要是真有神，我至于成这样吗？但心里还是觉得有一种希望。初一、十五，我会去寺庙门口，周日有时会去教堂门口，要的钱会比较多。
我什么都不信。但有一个基督徒给我印象比较深，她每次只要见到我，都会给我钱，要不就给我买吃的。但她从来也不给我讲道理要我信她的东西。慢慢地，我对她有了一种信任。
有一天，我在安贞里遇到她。她说，“有个地方，能治好你的腿，有吃有住，还能上学，你愿意去吗？”我一直很讨厌自己的病腿，就答应了她。她送我到马泉营，一个叫爱华的英国阿姨办的机构。
爱华阿姨对我很好，带我出去买衣服，买鞋。我就想，她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可能真有一位神。我在机构呆了两三年，刚进去的时候，按年龄我该读初中了，可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很想多学点东西，也看圣经，虽看不太懂，但觉得有一种很奇妙的力量。别人学一本书，我就学两本；学语文和数学，看、读、写，我觉得这种力量是从神来的。
爱华阿姨没有跟我们讲太多信仰的事，但每周日有人来给我们讲道，我们一群小孩子坐在下面听。看着周围的一切，我感觉到有神。爱华阿姨说，要认识神，可以先抄圣经，我就抄圣经。爱华阿姨知道我想读神学，就给我介绍了个培训班，第一天去，一个姊妹就对我说，“你不适合上神学。” 我心里很受打击。爱华阿姨问我培训班怎么样，我就对她摇摇头。她很伤心，但我没有告诉她我不想去的原因。
从爱华阿姨那里离开以后，我就开始在中关村摆摊。因为从小被人欺负，我养成了谁都不怕的脾气。2007年，我和城管发生冲突打起来，手指被打骨折，引起了媒体关注，先是《新京报》，后来还有其他电视台采访。城管不想把事搞大，想跟我私了。我那时候想学电脑，城管的大队长说，可以送我去学电脑，再给我弄个菜摊子。我感觉这样已经足够了，但是我哥不干，他要钱。最后赔了一万八千块钱，我一分钱没拿到，全被我哥拿走了，我跟他要，他也没给；想学电脑也没学成。
打完架以后，我很张狂，有时被城管追上，我就放狠话，要跟他们玩儿命。因此，城管对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008年要开奥运会，管得越来越严，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遇见教授，救了女儿
那时得知三个带领教会的弟兄一起办了一个圣经培训班，免费的，主要是为了服侍进京打工的外来民工。上培训班期间，每周都去教会服侍农民工，培训的老师鼓励我站出来跟大家分享。我就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说出来，我和他们都觉得更受鼓励，心里也越来越愿意服侍别人。虽然培训班办了不到一年，但我重新感到与神的亲近。
那段时间，我边学习边服侍，还得一边摆摊养活自己。学完以后，老师想让我留在教会帮助他，但我在摆摊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莲儿，就没留下。再后来，渐渐连教会也很少去了。人很软弱，光想着追媳妇。莲儿小时候还没满月，她爸妈就离婚了。她跟着姥姥和妈妈长大，从小什么活儿都干，还天天挨揍；17岁时被压面机把手轧了，骨头露在外边，就来北京治手，一边看病一边也摆起了地摊。
我爸妈从小就说我，“耗子都娶不上，别说媳妇了。”遇到莲儿以后，我心想，一定要追到她。我帮助她、带她一起摆摊，城管收她东西的时候我就帮她去要，后来慢慢开始约她出去。我们刚开始正式谈不到三天，她在北京打工的叔叔就察觉到了。她爸一知道，立刻来北京把她带回老家。我觉得没戏了，她连电话号码都换了。我很消沉，这才想到问上帝。
过了很长时间，她突然联系我。有一天，她搭了一辆黑车，真的跑过来了。为了不让她爸妈找到，我带着她回了老家，不久她就怀孕了。那年我20出头，她刚十八九，还没有结婚。
莲儿生完孩子后，爸爸非得让我在家里办仪式，他说我什么都不用管，但最后还是我东拼西凑把酒席办了。仪式上，有个父母给我们红包的环节。结果爸妈找我要钱，给我包红包。我当时真地很想发火。我心想，老大、老二结婚的时候都有钱，到了我就没有了？我从小要饭要来的钱，就没有一分留给我？我赶紧借了八百块钱，他们原数不动包给我。我不知道莲儿心里什么感觉，我心里非常难受。
婚礼那天，我的女儿已经满月了。婚礼完，女儿高烧、抽搐。镇上医院不敢收，到了县里打了个退烧针，到家又没有体温了。我们赶紧到市医院，送进重症监护室。这时，我又回到上帝面前，想到自己未婚同居，被想找媳妇的念头冲昏了头，把上帝抛到一边。我向上帝认罪，求上帝不要让孩子就这么死了。
我找医院周围的教会。一个祷告很有能力的阿姨对我说，“你要认罪悔改。”我就一直认罪悔改。可以没几天，孩子就不行了，脸上浮肿，舌头发直，家人已经开始为孩子准备后事。我抱着孩子，无法相信孩子要死了，我说，“上帝啊，我虽然犯罪了，但这也是你给的产业啊。”我还想继续祷告，就抱着孩子去了教会。阿姨说：“今天晚上，这孩子要能醒过来就活了，不然就没了。你回去认罪祷告，把奶往孩子嘴里挤一点。”
回去后，我反复为孩子祷告。半夜，她会动了。第二天我跟别人说孩子醒过来了，没人相信。不过，孩子还是抽搐。没办法，我又回到北京，到处找医院。因为没有钱，莲儿抱着孩子在地铁口向人乞讨。在五道口地铁口，我们第一次遇见了田老师。
田老师是大学教授。莲儿从来不告诉别人自己真实的姓名、电话，那一天很奇妙，不知道为什么，她竟实话实说。第二天，田老师来探望我们，为我们祷告，帮我们找医院，带我们来教会。女儿的病是癫痫，病情很快得到控制，不过直到现在都需要吃药。
最大的问题是对父母的苦毒
回北京后，我们主动联系莲儿的妈妈。一开始，他们家还是死活不同意，后来，我用自己在中关村附近的路边贴膜、卖二手手机挣的钱，给她妈在当地县城买了个期房，她才不那么反对了。我们在北京就靠这个维持一家人生活。世人都看重物质，但我想这都不重要。回想自从遇见莲儿，到孩子从死里捡回一条命，再到遇见田老师，回到教会，教会给我们很多帮助，每一步好像都走在苦难里，但同时也走在恩典里。
莲儿怀老二是个意外。我们预备打掉胎儿那天，人已经到了医院，快要轮到莲儿的时候，田老师的爱人打来电话。当时我在医院里莫名其妙地哗哗流眼泪，感觉神知道我的一切。去到田老师家以后，我们吃饭、唱诗、祷告，我们俩再也没有说要打孩子的事情。老二出生以后直到现在，从来没有让我们费过心。我越来越相信他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孩子。老大逼着我仰望上帝，老二让我看见上帝恩典的真实。
怀老三的时候，莲儿一直担心是个女孩，因为据说我腿上的病传女不传男。三宝是男孩，我很感恩，但软弱和压力很快就来了——“拿什么养孩子？”“要不把三宝送给别人养吧？”莲儿说，那还不如不生，生了就要负责。我想到自己的经历，“我不能抛弃孩子，因为上帝也不抛弃我。”
因为三宝一岁多了，好像还是腿脚发软。我又开始焦虑，每天担心三宝会遗传我的病。但一来到上帝面前，特别是看到三宝每天那么开心，我就觉得三个孩子都是神的恩典。
回归教会后，家庭有了很大改变。首先是我自己，以前无论遇到城管还是警察，我不知道什么叫怕，只知道耍横、拼命，但现在上帝教导我要顺服，顺服那些有权柄的人。他们来赶我，我就走；抓我，就跟他去；再大不了，就是拘留。
前段时间，我发现我们夫妻的关系有些问题。我每天出去贴膜，早晨一醒就出门，很晚才回来，看到孩子作业写得不好，我就会唠叨。莲儿很生气，就说：“你天天除了在家睡个觉，还干啥了？”我很愧疚，祷告后，我在外面给她发了个信息，“我自己确实做得不对，咱们家现在出现矛盾，孩子也受影响，我们俩的关系也会越来越远。”她说，“我知道你压力大，我压力也大，因为三宝不会走路。我们都尽量改。”这些话，我们俩当面都说不出来，我们之间的关系也缓和了。
莲儿的改变比我大。我们一家四口在北京住在租来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民房里，隔壁邻居有一对夫妻也是外地来打工的。有段时间，不知怎么的，女的总是骂我们。莲儿很委屈。有一天突然下雨，邻居家的被子正好晒在外边，莲儿就帮她收了被子。老二跟妈妈说，“那个女人天天骂你，你管她干嘛？”邻居回家以后，莲儿让老二把被子给她，从那以后就是一个大反转，完全变了，她不但不骂，还常给孩子东西吃。我觉得莲儿做得非常好，如果换成是我，可能会跟对方大吵，甚至打上一架，但莲儿做到了忍耐。
如今，我的大闺女已经 11岁了，二儿子8岁，小儿子2岁。田老师一家和教会弟兄姊妹一直关心和帮助我们。莲儿说：“有很多外地人都怨恨大城市，觉得被城市人嫌弃。我却是在大城市遇到了爱，这个爱超过了父母的爱。”
今年9月，教会恢复了线下聚会。我们一家来到教会，我和大儿子在大堂听道，莲儿带着闺女和小儿子在主日学教室。大堂聚会结束后，田老师来到主日学教室，弯下腰把手伸向二岁的小儿子，说：“宝贝，你好！”三宝看了看，也学着把自己的小手伸向田老师。大手和小手握在了一起，莲儿在旁边乐开了花。十几年过去了，莲儿从一个乞讨的妈妈成了教会主日学的家长，只因为田老师当年一句：“我可以为你的孩子祷告吗？”
现在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心里对父母的苦毒。妈妈很早就信主，但我从他们身上从来没有感受到爱。只有需要钱的时候，他们才会想到我这个儿子。每当这时候，从小到大的记忆总是在我眼前放电影一样又过一遍：“有病的时候，知道让我平摊治病的钱，当年怎么没有想到过我？家里的房子，为什么唯独不分给我？为什么从小连两块钱都不给我？为什么一出生就把我送人？为什么我生了三个孩子，你们连一声嘘寒问暖都没有？”想到这些，痛苦憋在心里，不知道找谁发泄。
父亲最近心脏做了支架，又得了帕金森症。前几天我们一家人回老家，想着陪陪老人。虽然只有五六天，但我觉得自己依靠上帝去饶恕父母的时候，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开心。只要上帝没有让我缺乏就够了。当我大老远专门来看他们，拿出真心去爱他们，父母也感受到了这份关心。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完全释然，但靠着上帝，我在努力改变。
当年我在爱华阿姨那里的时候，就曾经希望自己能服侍上帝，这种感动到现在还有。最近我在路边一边贴膜，一边听一个网络圣经培训课程。虽然我不知道上帝会怎么使用我，但我一直在悄悄预备自己。
（片尾曲：杨杰《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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