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前主编马文：为什么我和父亲的关系是零？

导读：你是否有一个既在身边又故意不在身边的父亲？他是否从未得到妻子和孩子的尊重？马文在今年获奖的新书《父亲的挽歌》中，将他记者的调查天赋对准了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父亲，“如果你对你和父亲的关系感到惋惜，我建议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试着去了解他。”

《境界》独立出品【父亲节特稿】
文│浩青
播音│喜乐之子后期│Starry

今年3月1日，以主编的身份主持美国基督教著名期刊《世界》杂志28年、著书28本的马文·奥拉斯基（Marvin Olasky）退休后，正式加入美国智库发现研究所，担任科学与文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曾参与创建并担任世界新闻学院院长的马文，被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称为“富有同情心的保守派最重要的思想家”。

值得一提的是，马文在其今年获奖的新书《父亲的挽歌》（Lament for a Father）中，第一次公开谈及他曾有一位对他不那么富有同情心，甚至可以说是充满冷漠的父亲。马文在书中把他的研究和调查天赋如同显微镜一样对准了这个他不喜欢、让他失望的人。父亲伊莱（Eli Olasky）毕业于哈佛大学，原本是个才华横溢、有学术抱负的人，但二战结束退伍回国后，却成了一个脸上再也没有笑容的男人。

那些消失的细节

《梦幻成真》是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一部电影。影片最后，主人公问自己的父亲，“你想玩会球吗？”父亲显然不感兴趣。或许正是这一幕，吸引马文看了许多遍。马文的记忆中，父亲陪他玩球的快乐场面只发生过一次，然后父亲就转身回到房间，再也没有和马文玩过棒球。

看似一件小事，但年少的马文在那天感到的伤害却延续到以后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和电影中的儿子感同身受：我和父亲的关系是零。当马文把这段经历写进专栏后，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其中一位写道：“对失去的一切深感遗憾，父亲从没抽出时间和我一起玩过任何游戏。”另一个人说：“我知道当父亲既在身边又故意不在身边时，那是一个巨大的黑洞。我们最终开始寻找那位天父。”

在担任主编的最后一年，马文试图在书里弄明白为什么他的父亲会那样做。父亲出生在美国一个相对贫穷的犹太家庭，但他却是爷爷奶奶的骄傲。爷爷甚至买了五份1940年6月20日的《波士顿环球报》，因为那一天是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报纸上列出了包括他儿子在内所有毕业生的名字。

马文在哈佛大学的记录中发现，入学时父亲是一名医学院预科生，后来因为兴趣原因转到人类学专业，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生院特别录取的二十人之一，师从人类学系主任胡顿（E. A . Hooton）教授。

胡顿告诉伊莱，要获得硕士学位，必须学习基础知识，学会如何测量头部、鼻子和臀部，以了解人的种族差异。但伊莱对身体人类学不感兴趣，也不热衷参加胡顿在家里举行下午茶会。

1941年初，有学者公开批评胡顿，说他已经成为法西斯组织的代言人。后来伊莱也开始怀疑胡顿的身体人类学背后隐藏着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半年后，伊莱收到校方的信，不建议他继续留在哈佛。被无辜波及的伊莱心情沮丧，在家里呆了几个星期后，同意和父亲一起工作一段时间，直到他想出自己要做什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943年，25岁的伊莱入伍，加入了陆军航空队。马文在书里描述说：“军队生活很艰苦，没有隐私，几乎每天都吃猪肉。日复一日，我的父亲做着他不喜欢做的事，但他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他是一名神射手，也是一名降落伞装配工。1944年3月14日，他乘坐路易斯·巴斯德号前往英国，以支持诺曼底登陆日的士兵空降。”

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伊莱所在部队的活动更频繁，因为有数十万被释放的囚犯和流离失所的人需要被送回家。马文在调查中联系到美国空军历史研究所，得到了更多细节，他父亲所在的部队在二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运送的人中包括许多许多集中营的幸存者。

“在犹太家庭长大，并在德语方面获得过很高的成绩，我的父亲理所当然地选择到距离他驻扎的地方不远的德国集中营去帮忙。在集中营里，他可能会看到幸存者在一堆堆残缺不全、瘦骨嶙峋的尸体中蹒跚而行。德国士兵没有时间把所有的受害者都烧死或埋葬。他可能看到了堆满骨灰的巨大火化炉的地板。在一些营地里，成千上万的尸体像木头一样堆积在一起，等待着扔进火炉。一些小建筑里有装着心脏、手指和眼睛的甲醛罐。看到这样的恐怖场景，对我父亲有什么长期的影响？”

马文没有答案，因为父亲从未向家人谈过这些事。马文只能从其他士兵的叙述中推测当时的情形。一个名叫哈里·赫德（Harry Herder）的美国士兵回忆集中营对他的影响时说：“50多年前，我经历了一系列我永远无法从脑海中摆脱的经历。它们在我的脑海中消退，然后，每到春天，总会有一些小的触发器触发它们，我会再次沉浸在这些经历中。”

战后的故事并不是说有125万犹太人活了下来，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马文认为，父亲的情况可能是患上了今天所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妻子和孩子都不尊重他

已经退伍回国的伊莱考虑是否要利用以前的学分，重新申请哈佛研究生院的入学资格。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政府会支付他的学费。1946年3月，一位闪族语和历史教授同意录取伊莱。进入哈佛研究生院后，伊莱认识了马文的母亲艾达·格林（Ida Green）。

当时父亲一边读书，一边在以复兴犹太民族文化为宗旨的希伯来师范学院（Hebrew Teachers College）教授希伯来语。毕业后他继续留在那里任教，并在十年后成为这所学校的校长。母亲保存了当时刊登这则消息的几份报纸，文章的标题很抢眼——“哈佛人伊莱将成为希伯来师范学院的校长”“肯尼迪的同学伊莱成为希伯来师范学院的校长”。

然而，随着婚姻生活的深入，马文的母亲开始对丈夫心生失望。马文的印象中，他六岁的时候已经能察觉到父母婚姻不和谐的迹象。“九岁的哥哥教我下棋，父亲坐在椅子上读小说，三个男人安静得像一个修道院。母亲大步走进房间发出尖叫：‘懒鬼！一点雄心壮志都没有！我们为什么没有房子呢？为什么不搬到别的地方去呢？’接着，我爸爸走进卧室，关上了门。”

后来，母亲给马文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母亲的妈妈也就是马文的外婆，因极度抑郁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外公对孩子也非常严厉。马文的母亲有时会向马文抱怨，在她20岁之前从未拥有过一只泰迪熊、一个生日派对，甚至连一张自己的床都没有，“我已经很久没有得到爱了，怎么会有人对我有任何不同的期待呢？”

1956年，是马文的父母结婚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母亲不想庆祝。马文说：“母亲的挫折感与日俱增：公寓很小，从来没有钱去其他地方玩。我想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和她坐在一起，谈论他在德国看到的尸体和将死的人，谈论留在乌克兰和立陶宛的祖父母、表亲和其他亲戚身上发生的事情。相反，父亲试图推理：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公寓了，我们有食物、暖气和衣服，应当学会知足了。”

有时，父亲会引用一位犹太拉比的话——“忧郁的根源是骄傲。骄傲的人认为世界欠他荣誉和尊重，他总是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认为人们瞧不起他、冷落他。结果，他总是心情忧郁；而谦卑的人会欣然接受一切。”

马文回忆：“当父亲向母亲抛出这样的句子时，母亲就向他扔玻璃杯之类的。她觉得他智商高，决断力却很低。母亲尖叫着说：‘我可不想变成我妈妈那样。’父亲于是走进另一个房间，坐在那里看书。这更加激怒了母亲。”

对马文的母亲来说，20世纪60年代是她放弃对丈夫期望的十年，后来，她转而把希望寄托在马文和哥哥身上，但她很快就陷入了失望。因为马文的哥哥成了尼采和他的无神论的崇拜者，而马文当时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认为宗教只是为了孩子而存在的，上帝除了作为一个想象中的超级父亲之外，根本就不存在。“而我对父亲没什么印象，我打算不再需要父亲了。我父亲想让我在成年礼之后，每周去希伯来学院上两个晚上的夜校，但我拒绝了。”

有一次，马文带着嘲讽的语气问父亲：上帝在哪里？如果犹太教不是以上帝为中心，为什么要关心犹太人的文化遗产？父亲把犹太教当作一种文明，而不是宗教。当马文继续追问一些问题时，父亲会告诉他《塔木德》的作者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但马文冷笑着回应：你这么说是因为你不知道答案。父亲抬手扇了马文一巴掌。马文回忆：“父亲这辈子唯一一次，扇了我一巴掌。从那以后，我和他很少说话。”

1966年，马文正在读耶鲁大学，读书期间同时在《波士顿环球报》当记者。就在马文读研究生的时候，父亲失去了他的校长工作。马文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没问。不幸的是，……妻子和孩子都不尊重他。”

为什么我对了解父母没有兴趣？

另一次并不愉快的经历，发生在1976年马文第一次带女友苏珊回家见父母的时候。对父亲来说，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位未来的儿媳妇是不是犹太人？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止于此，苏珊还是福特公司一位中层经理的女儿，而福特公司的创办人亨利·福特是众所周知的反犹人士。美国犹太人称福特的思想是“反移民、反工会、反酒和反犹太人”。

1930年代对美国的犹太人来说是危险时期。19世纪末美国的快速发展吸引了数百万犹太新移民，这也造成了美国原有白人的恐慌。天主教神职人员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在全美最受欢迎的广播节目中公开表达对犹太人的仇恨。波士顿市长柯利宣称波士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支持考夫林的城市。

父亲伊莱生活的马尔登市，当时共有一万五千名犹太人，占该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距离父亲任教的学校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就有多达500人参加亲纳粹的聚会。一些街区尤其危险，因为会有流氓团伙经常殴打犹太青少年。

而这些对于马文相当陌生。“我从来没有像我父亲在希伯来师范学院那样，每天都要经历穿越敌人领土的恐惧。我从来没有被反犹分子打过，也没有在大学里受到歧视。”因此他很难理解，为什么父亲那么在意未来的儿媳是否是犹太人。

尽管父亲很不开心，但他还是和母亲一起去参加了马文的婚礼。第二年，马文和妻子决志归信基督教的经历，再次令父亲感到受挫。马文说：“从1978年到1984年，我们互相访问，偶尔写信或打电话，但从没有心灵上的相遇。……直到1984年12月父亲因膀胱癌去世。”

马文后悔没有更积极地向父亲讲述自己悔改信主的见证。“我不确定他对他的婚姻、事业和孩子满意吗？我知道他没有复活的盼望。我父亲在哈佛学到的东西削弱了他早期对上帝的信仰，我应该责怪哈佛吗？我应该责备自己没有做一个更好的儿子，后来没有把好消息传得更美吗？神的主权并不排除我们个人的责任，所以可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种什么，收什么’。如果我的母亲支持他，而不是失望和责备，父亲的职业生涯可能会有所不同，他的生活肯定更愉快些。我感恩我有一个支持我的妻子，我很遗憾我的父亲没有得到那种满足和帮助。寡居24年的母亲有时会说，她只是想帮助她的丈夫。”

在整个调查的过程中，马文意识到自己误解了一些事情。“我父亲对做一个好父亲有自己的定义，他讨厌他的父亲要求他当医生的压力，所以从不强迫我。他没有儿童车，但我从小就有一辆。他在大萧条时期的贫困中长大，但他确保他的家人有一个家，从不挨饿。我母亲对什么是好母亲也有自己的定义，她确保我们一天三餐不挨饿。我和哥哥拥有了母亲从未拥有过的东西：自己的床和玩具。……我们上了大学，享受也滥用了他们提供的自由，我从未为此感谢过父亲，也从未感谢过他和母亲为我提供的物质享受。父亲像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从未说起过他的二战经历。我像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一样，也没有追问。他在世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对他表示过敬意。”

“如果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将他在清扫第三帝国废墟时看到的可怕细节植入我的脑海，那会怎样？为了防止悲观主义的病毒传播，一个人在心理上要独自承受许多，而这显然需要付出代价。我的父母、母亲的父母，许多人都受了伤。但没有什么创伤是深到祂不能医治的。”

马文带领读者了解父亲的世界，并向我们展示走进父母的过去如何带来医治与和解。随着他越来越了解自己的父亲，心中的痛苦被同情所取代，怨恨逐渐被饶恕所取代。

马文说：“我希望能读到我故事的人能明白：既然我想要别人饶恕我的过错，我就需要饶恕别人的过错。如果你还对你和你父亲的关系感到惋惜，我的第一个建议是去做我没有做过的事：在你父亲还活着的时候，试着去了解你的父亲，不要接受最终的否定。如果父亲不愿意说出来，至少问问他的父母或祖父母。以我写这本书的经验，即使看起来已经很晚，也并不会太晚。”

“为什么我对了解我的父母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无论童年还是成年，我都以自我为中心。我从来没想过去了解他们。链条把一代又一代绑在一起，而我就是这个链条的一部分。但在恩典和怜悯中，链条会被敲碎。那些看到奇迹转变的人，就会欢呼：‘我曾经真是苦啊，然而如今我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当我们信靠的时候，就可以正视自己的罪。我们知道我们比自己想象的更糟糕，但却比自己所渴望的更被爱。”

（本文参考了《Lament for a Father》一书，以及Discovery Institute、WORLD Magazine等网络资源，一并致谢）

片尾曲：以斯拉《阿爸阿爸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