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95后的女儿美国名校毕业后却患上厌食症，厌食症是抑郁症里最严重的一种。女儿从小跟着我在教会长大，她的病打碎了我信仰里的幻象。作为父母，我们走过孩子的年龄，但没有走过他们的经历。我看到自己在陪伴孩子心灵成长上的亏欠，以及夫妻关系不和带来的亏欠。
《境界》独立出品【心理境界】
口述|雨田 采写|王东莉
录音整理|Joanna、Tirazh
播音|虹雨
2019年12月底，女儿从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硕士毕业，2020年1月回国工作。起初，我们只是发现她吃饭不太正常，她总说不饿。女儿是95后，身高1米65，参加工作体检的时候体重89斤，体检报告标注她体重太轻，之后体重持续往下掉，半年后只剩下80斤了。
我觉得不对，带她去看病。经过多次寻医问药、阅读专业书籍，才知道她得了厌食症。厌食症是抑郁症里最严重的一种，死亡率非常高，因为不进食会出现并发症，很难控制就会进入抢救阶段。其次，它的复发率高，变慢性病的概率也高。作为母亲，了解这些之后，担忧、困惑、恐惧种种情绪混杂在心里，难以言说。
恐惧的时候我会祷告，说到底她的命在上帝手里，上帝会负责。我的祷告从赞美、感恩开始，数算上帝的恩典，上帝会给我安慰。另一方面，我求上帝给我智慧，让我看到在女儿生病这件事上，我有怎样的责任？我们的家庭教育有怎样的问题？我回想可能的病因，参加家庭教育方面的课，学习如何陪伴抑郁症病人。因着女儿的病，我反省自己的信仰、婚姻和教育，陪伴女儿的康复之路对我而言也是一条信靠之路、一条悔改和生命成长之路。
信得容易，却没有深入生活
1998年5月，我在美国接受基督信仰。之前，我认为自己作为女人挺成功的。我和先生都是60后，北京人，我毕业于中文系，早早离开公职去公司做到部门经理，还发表过一些诗歌、散文，先生国内名校毕业之后留学英国，然后又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多年担任世界500强公司的中国区副总裁。
我从小的成长环境并不如意。父亲当过国民党的上校军医，母亲家是地主。随着父亲蒙冤入狱，家里一贫如洗，本是医生的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个四处打零工为生。母亲每天都很疲惫，我从小就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甚至从上小学一直到高中，我的学费全是自己勤工俭学赚来的。到公园采草药、绣花，给人扎口袋、糊信封之类的事我都做过。我的性情因此很独立，有件小事让我至今印象很深：结婚之后，有一次去我娘家吃饭，端起碗来我居然产生了一丝罪咎感：因为这饭不是我自己赚来的！
我和先生到美国那一年，女儿刚一岁，我的个性也闲不下来，就打算帮人看小孩，我想反正自己要带女儿，一个两个都是带。聘我的是一个中国家庭，女儿只比我女儿大三个月，可巧女主人跟我是北京老乡，她丈夫跟我先生毕业于国内同一间大学。我们双方都感到很亲切。渐渐地，我们发现他们的态度不仅是亲切，简直可以说特别好。他们经常带我们去中国城买菜，把孩子需要的吃穿用品都送给我们，还带我们去玩。当时，这种好法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我想，我接受信仰比较容易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被他们的关怀打动了。
他们邀请我去教会、团契我就去，布道会我也认真听，一讲福音我就特别高兴，一问信不信主，我就使劲举手。台上问你们认为谁有罪谁就举手，我也举手，其实我那时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罪。就这样我特别高兴地受洗了。女儿八岁受洗，在她受洗前两年，我们回到了北京，并且开放家庭服侍团契。我花了很多时间参与教会的各种服侍，家里经常人来人往，我的生活像一个全职同工一样。
女儿的病打碎了我信仰的某些幻象。陪伴她治疗的这两年，我渐渐意识到，虽然我聚会和服侍都很火热，但信仰与我具体的生活，特别与我跟人的实际关系层面脱节了。教会的各种活动大都属于宣教方向，在生活应用方面的教导很少，而且集中在“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比方说，礼拜天可不可以去报课外班？清明节该怎么过？所以多年来，信仰仅仅改变了我做事的层面，而我跟丈夫、孩子的关系以及内在生命被信仰更新得都很肤浅。信仰没有走进我的情感情绪里。
这些都是父母的亏欠
我一直认为信主的孩子特别好带。女儿很小就跟我去教会，跟同龄孩子一起上主日学。她有自己的计划，学习、生活各方面都安排得比较充实，饮食起居有规律，除了周末和节假日的休闲活动，从不瞎玩。人际方面也没察觉她有什么问题，她从小就在主日学里给我当小助教，我们家又常常有小姐妹来，她也带人家玩。主日她一定会去教会，无论报班还是准备高考期间。诚实说，她生病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把孩子的成长想得太简单了。
我和很多中国家长一样，陪伴孩子一半时间是在培训她的技能，比如去学溜冰、画画，另一半就关注外在的事情，照顾她的生活需求，很少去关注她的心灵世界，很少倾听她的感受、了解她的情绪。陪伴女儿康复对我而言，也是一个新的学习过程，我发现我们家庭在情感教育方面存在很多问题。
一般来说，孩子越小受父母情绪的影响越大，这种影响超越语言。女儿成年前基本80%的时间都是我在带，所以对孩子情绪影响最大的就是我。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的情绪是不稳定的。我跟先生会无所顾忌地在女儿面前争吵、互相责备，然后翻脸，而不是以和谐的方式沟通、解决问题。我经常在女儿面前否定她的爸爸，对先生没有足够的尊重与顺服。在孩子面前也没有悔改的见证，跟先生的关系对孩子没有带来好的影响。
信仰上的说教成了我管教孩子的主要方式。其实信仰在很多方面只是给我们一些原则，对孩子来说比较抽象，许多应有的实用生活教育被我忽略了。学了亲密之旅课程之后，我才意识到对孩子的照顾应该由里及表，应该先关心她的情感和感受。我常常在做事上，或者仅仅在表层感受她的情绪，比如她不高兴了，我就想那等一会儿吧，等你不生气了咱们再去。我不会跟她处理她的情绪，我不会问她：“你生气了，因为什么生气的？”“你有什么感受啊？”我不会和孩子深入交流。怎样做女孩、男孩女孩如何相处、青春期如何面对恋爱，等等重要问题我都没有好好教过她。
如果要追溯引发女儿得病的具体事件，我首先能想到的就是她大学期间一段失败的恋爱。她大二交过一个美国男友，家庭属于美国中产阶级。他们正式交往也就半年。刚开始两人相处愉快，之后女儿就招架不住了。男孩毕业后在学校附近买了一个两居室，不上班，天天去找女儿。女儿建议他要么先工作，要么就考研，但男孩什么也不想干，就天天吊着她。女儿接受不了，就跟他提分手。男孩不愿意，就开始找女儿的朋友、同学去说理。整个过程究竟发生了哪些具体事，女儿应该没有全部告诉我，只是知道两人最后到了撕破脸的程度。
分手后，女儿有种种过激的反应，比如她总怀疑男生去了她们宿舍，然后把宿舍门堵了好几道；怀疑男生有她房间的钥匙等等。甚至她已经回到北京了，有一天突然叫我：“妈妈！”我回头一看，她特别惊恐，说是以为男生追来了……那次恋爱给她带来了过度的惊吓。女儿后来告诉我，当时同学都建议她去看看心理科。因为美国人经常会去看心理医生，不像我们以为非得有很严重的病症。我当时也想过大学毕业就带她去看看心理医生，后来又不了了之。她继续读研。
我认为，这个过程中暴露了家庭教育的缺失。主要问题不是那个男孩本身好不好，而是女儿的处理方式和强烈反应表明她没有支撑亲密关系的力量。谈恋爱是成年人的事情，女儿的内心其实很幼稚，心智很不成熟。别看她在学习或者技能方面很过硬，但你把她放到复杂的社会关系里，她没有适应能力。我们当初没有给她奠定顽强的个性、智慧的为人处事，这些都是父母的亏欠。
父亲把自己的想法植入孩子心里
女儿身高1米65，在读研究生上半年的时候，她110斤，挺健壮的，以前也完全没有生过病。据她讲，研二后半年准备毕业前，她出现了一些厌食的症状。女儿的学校排名非常靠前，临近毕业非常紧张，既要准备论文，还有一些课业，同时有两个实习，礼拜天要上教会，还有团契。原本她自己做饭，忙了就开始不做饭了，慢慢就觉得没时间去食堂，再后来连去食堂她都有点儿负罪感，就饥一顿饱一顿的。而且她还怕胖，她从高中吃东西她就很留意卡路里。这种状况整整持续了半年。
女儿毕业回国不久，我们发现她吃饭不正常，瘦得变形了，后来才发现她得了厌食症，心理学术语称为进食障碍，以反常的摄食行为和心理紊乱为特征，伴发显著的体型改变和生理性功能紊乱，包括神经性厌食和神经性贪食，患者以女孩偏多。她们有一些共同的性格特点，比如偏内向、自小乖巧听话、自我要求高、追求完美、做事认真、从小成绩好等。发病原因也有共性：高度重视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自我认知和社会综合总体的认知比较扭曲，存在认知障碍，追求形体完美。
我重新思考了先生在父亲的角色方面对女儿的影响。先生虽然在美国也受了洗，但回国后基本不上教会，整天忙于工作。作为父亲，他名校毕业、事业成功、年薪百万，对女儿的教育带着明显的精英特点：期望值很高，认为女儿上学就该进常春藤名校，工作也应该是高起点。总之，他希望女儿超过他，并且实现他的愿望。先生对女儿的态度让我觉得，女儿这个人似乎并不重要，女儿做了什么做得怎样却很重要。我不在乎你是谁，但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你必须达到与我的身份相应的成就，符合我的估值标准。
先生特别自信，总以为自己可以在每个领域成为专家，他的意见都是对的，什么都要做主。他不关注孩子的情感和内在感受，习惯把自己的想法定义化、标准化，然后植入孩子的头脑里，施加压力让自己的想法得以实现。他重复这么做，不会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意见。他就这么做父亲，直到女儿生病。
现在他的确变了，因为毕竟孩子病了，他心里也爱孩子。现在他不和女儿争执了，只是偶尔有责备，剩下来的都是和好的努力。他非常支持孩子就医，但又会质疑医生，还是想以自己的意见为主。据我观察，他的改变是一种被动放弃，他逐渐放弃了原来的期望值，被动里含着失落和遗憾。他关注孩子健康，心存一丝希望，想让孩子好起来可以回到过去。无论如何，他对孩子的态度比原来和蔼许多，也更重视沟通了。现在他可以跟女儿和我坐下来，三个人表达各自的看法，这比以前已经好很多了。
孩子的问题就是映照我们的镜子
通过学习，才知道厌食症是抑郁症里最严重的一种，死亡率很高。作为母亲，我内心也会无助和焦虑，好在有主，我们一路靠信心走过来。
另外，身体的疾病加上心理抑郁，很容易让仇敌有机可乘。面对魔鬼的势力，她需要有人祷告托住她，我们也会争战祷告。牧师让她在难受的时候唱赞美诗，不要容让自己消沉到睡不着，或者持续低迷。女儿说，有一次她难受得起不来床，想起牧师的话，就自己起来去弹赞美诗，弹了三首她就有力气了，也能吃饭了，晚上也能睡着了。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她都尽量这么做。
我们也相信科学，尽力寻找适合的医生，听医生的建议，及时复查。在陪伴的时候，不给女儿施加压力，尽量倾听、陪伴，一起出去走走。治疗过程尊重科学，比如吃多少合适、锻炼到什么程度，都要了解。我们没有选择住院，因为住院会强制进食，怕女儿受不了，反而不利于康复。厌食症有效的指标就是看体重，因为体重一上去，抑郁的症状也会随之减弱和消失，抑郁和厌食是互相作用的。
95后这一代心理疾病越来越多。作为父母，我们这一辈成长环境里的价值观相对简单，接触的人也就是周围几个，经济水平大部分人差不多，没有比较也没有阅历我们其实对孩子面对的世界的复杂性和价值观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如何与他们交谈，面对这些心理疾病也没有经验。我们走过了他们的年龄，但没有走过他们的经历。
一个孩子内心有缺乏，她的问题就是映照我们的镜子，让父母看到自己的亏欠，看到夫妻关系欠和睦的亏欠。我们父母那一辈的夫妻关系也有问题，但婚姻忠诚度没问题，很少离婚。到我们60后、70后这一代是关系有问题，婚姻也有问题，离婚率很高，父母婚姻的问题对孩子的心灵成长影响很大。同时，他们大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亲密关系的摩擦就没有成长，社会化不够，这是独生子女天生的缺陷。
从社会层面看，信仰的缺失带来价值观的缺失。一直以来，社会的基调都是读好书当官或者发财，直奔功利的人生主题，不知道生命真正的价值，不注重培养孩子的内在品质。同时，基督徒的内在生命普遍也很肤浅，如何把信仰生活化是我们的课题，没有生活化的信仰导致我们对社会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很多精英的孩子反而容易出问题，因为父母特别忙碌，对孩子情感方面保护不够，亲子关系常常演化为有事说事、缺钱给钱的沟通方式。孩子们没有物质困苦的经验，反而多了很多精神痛苦的经验，因为没有父母细腻的爱，价值观方面也缺乏引导。当然，女儿自身的一些问题也让她易于患病，比如特别追求完美，有一点缺陷她就会遗憾；很在意外在形象和别人的评价。
厌食症等心理疾病和其他身体疾病不太一样，治过程比较复杂，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时时会反复，然后又恢复一些。目前，女儿处于比较好的状态。经过一年半的治疗长了20斤。现在她替爸爸的公司打理微信公号，她写的文章还很叫好，被其他公号转载。这出乎我的预料，因为她是学英美文学写作的，只是自学了一些经济学方面的内容。最近，她找了美国前沿一位经济学家的书打算翻译成中文，已经和出版社谈好了。
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女儿和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女儿最近跟我说，即便病不能全好，她也相信神有美意，也要继续跟随主，追求生命成长。这让我很欣慰。我也会继续信靠，把安全感放在主手里，相信上帝不会失控，相信上帝没有挪去苦难必有心意。我在教会继续参与服侍，按着上帝的话语更深地悔改，转化自己的生命，也希望我们的家庭关系藉此有更多的更新，最终成为别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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