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只要你留在澳大利亚，好好当个医生。很快的，你就能参加这种会议，不出几年，你就会赚很多钱，度假时也能去住这样的高级饭店，可以享受这样奢华的生活方式，但现在你却放弃了。到底为了什么？值得吗？”那些被世俗标准定义的成功者，可曾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丢掉了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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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奥马（Omar Djoeandy）
播音 | 张心 后期 | Jack
扫码奉献，同作主工
我父亲是位雄心勃勃又成就非凡的航空工程师。力求完美的性格让他在工作上表现出色——他负责监督期间，从来没有一架飞机发生故障。但我在成长过程中，却经常因为成绩单不是“A”而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那很难受，力求表现的压力让人紧绷。
多年之后，成为医生的我，虽然在达标与成功的时刻感到欣慰，但那些时刻转瞬即逝，我仍被内心的声音不断驱使着催促着要更加努力，必须更好才行。我就像是马戏团里的小丑，一边抛接许多球，同时还得攀登成功的梯子，永远都还有下一级要爬。对我来说，旁人的期待就像是更多要抛接的球，令我必须再次证明自己。我很害怕人们会因为我失手漏接或让球落地而嘲笑我。一直以来，我内心都有一个声音不停嘲讽：“你还没做到呢！”
这种无止休的挣扎让我时刻警惕不能失败。我仿佛戴着面具，表面上镇定自若，其实内心却充满矛盾和不知所措。我精神紧绷到了筋疲力竭的地步。然而，毫不意外的是，我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许多医疗从业人员都经历焦虑与抑郁，往往导致过劳与倦怠，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大量自杀事件。我的一位同班同学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不幸在若干年后接受专科训练时自杀了。造成悲剧的原因多样且复杂，不过我相信，想要成功的无情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幻灭也是原因之一。许多辞典都把成功定义为获得财富、声誉与社会地位，基督徒同样会被成功所迷惑与诱捕。
就这样而已吗？
我父亲出生在印尼的一个贫穷家庭里。为了减轻父母养家糊口的重担，他十四岁离家，后来获得了去荷兰学习航空工程的奖学金。我母亲在荷兰一间音乐学院就学。他们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相遇。
数年后，我出类拔萃的父亲获得了印尼国家航空公司一个高级主管的职位，所以我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生活舒适。我们住在一栋有女佣和男仆的大房子里，经常出国度假。我们家是华裔的血统。虽然家族在印尼至少经过四代，但回顾1960年代，华人在当地遭受严重的种族歧视，为了提供孩子最佳的教育环境，我的父母就想移民去澳大利亚。上司却拒绝了父亲的想法。当时，政府雇员必须得到批准才能出国，外汇也被管控。
（郑奥马）
几年后，老爸私下在澳大利亚航空公司找到了工作，并取得了签证，全家以去度假为由逃离印尼。但老爸能带出来的澳币实在不多，只够支付度假的费用。房子、积蓄和财物一样也没带走，在人生四十多岁的时候，我的父母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不得不踏上重新创业之路。我们从原本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一下子沦落到连吸尘器都买不起。母亲跪在地上用扫把和畚箕清理地毯，哥哥和我穿的校服，破旧到裤子的膝盖处都磨破了。
念中学的前两年，我是学校里唯一的非白人移民学生。我被霸凌，而且由于我身型瘦小，根本无从反击。高中毕业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能证明自己比那些伤害我的人都聪明。我不眠不休地认真读书，好像我的生命就仰赖它活着一样。当我获准进入位于悉尼的新南威尔斯大学的医学院就读时，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得意。
二十三岁就毕业并成为一名医生，令我受到无数的关注和赞誉。我感到父亲对我罕见的引以为傲。有着光明的大好前程、高收入的保证、许多仰慕者以及一位漂亮的女友，我觉得自己已经站上了成功之巅。人生至此，夫复何求？终于，我不再是无名小卒，而是重要人物了。我陶醉在自己的成功里。我已经向别人证明了我的价值。
然而，在四下无人的静谧时刻，我不禁会想，“就这样而已吗？”好像漏掉了什么东西，我感到很空虚。我承受着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无情压力，一次又一次。不论我获得何种成功都永远不够。我们以为得到成功就会开启一扇大门，让我们在乎的人接纳我们。然而，正如提姆·凯勒牧师写道，“成功承诺会做到这一点，但最终却无法兑现……。许多最成功的人都声称仍然感觉像个‘局外人’，对自己充满怀疑。”
成功令人上瘾、寡情
当我在悉尼的一个高级社区行医时，曾治疗过一些人，都开着豪华轿车、穿着名牌服饰。他们都因为汲汲营营于世俗成功而毁了自己的健康、婚姻与家庭关系，经常要求我开抗忧郁与抗焦虑的药物给他们。看来对成功的追求似乎是导致他们患精神疾病的重要原因。
一些富有的病人会支付更高的咨询费，请我去他们富丽堂皇的家中看诊。但通常不用几分钟，令人遗憾的家庭悲剧就会一股脑儿地被摊开。婚姻的终结、酗酒、药物依赖、孩子陷入毒瘾，还有更多。宏伟壮丽的豪宅只是个空壳子，里面没有爱、没有亲密也没有温暖。物质成功的人们，陷入关系上的贫乏。
婚姻破裂是多重且复杂的原因所造成的。沟通不良、为钱争执、缺乏性关系是三个常见的影响因素。一般而言，这三者都与追求成功有关。夫妻双方常常被媒体和商业营销影响去追求成功的外在特征。为了负担昂贵的房屋和豪华的轿车，就需要去赚更多钱。当夫妻都长时间工作，他们会变得疲惫不堪，自然无法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与互相满足的性生活。
柯文斯（Roger Kirvens）是一位富有的企业家，他采访了三十六位同行——都是经营着市值数百万美元公司的成功商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三十二人离婚。柯文斯提及，“我访谈的前三个人就跟我一样。他们都爱上帝、爱家人，而且跟我差不多年纪。他们都想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也想让自己的灵命进步，但三个人全都在一年内离婚了。”
在肯尼亚，许多中产阶级的家庭会雇用女佣来执行家务与照顾孩子，包括父母上班时去接孩子放学。我有一次看到一位朋友到幼儿园去接他三岁的儿子，想给孩子一个惊喜，因为他很少这么做。当教室的门打开，他看到儿子满脸笑容、高兴地跑了过来——但却越过他，跑向站在他身后几公尺远的女佣。因为女佣才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她喂他吃饭、帮他穿衣、陪他玩耍，并在他受伤时给他安慰。
一直维持紧凑忙碌的工作日程可能伤害我们的孩子。我们也许会试图为孩子买更多东西来自我安慰。孩子或许能进最好的学校，但保姆和佣人却成为他们的主要照顾者。但这位父亲继续以顽强的决心追逐世俗的成功，长时间工作，经常出差。最后，他的婚姻也结束了。
我个人也曾深受有害的成功定义所苦，当时我在澳大利亚的国际事工差会（SIM）担任理事长一职。为了尽可能有效地扩展机构的服事，我感到沉重的压力。我并没有追求财富的野心，但似乎有一股无形的驱动力催逼我要拼命工作。我的孩子当时在上小学和高中，许多时候我都缺席。就算我和家人在一起，我也常常因为工作而分心。我感谢妻子凯和三个孩子，他们勇敢面对我的问题。但我迟迟不肯承认自己对成就的着迷，花了许多年才逐渐改变。我必须承认，即使到如今，我偶尔还是会故态复萌，再度陷入工作狂的模式。
一些有益身心的事，像是事奉上帝与服务他人，仍然可能掺杂有害的成功定义。我们甚至在教会里面追求属世的成功，在教会里追求掌声、名声、金钱、地位、权力，以及人的认可。我们自以为在跟随耶稣，却在不知不觉之中跟丢了。
父亲的认可
我的父亲很爱我们，他深信在学校表现良好至关重要，并促使我们精益求精。有一次，我在数学测验中考到第二名，心想父亲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没想到他说我应该可以考得更好。对他来说，任何达不到百分之百的人都是失败者，我深受打击。
几十年后，我的女儿就读一所专为优等生设计的高中。当得知她的数学成绩在全年级排名第八，我脱口而出：“我还以为你数学很棒呢！”气氛立刻紧绷，她受伤地说，“我是很棒啊！爸！”我从父亲那里受到的伤害，不经意间重复施加在女儿身上。我一边对女儿的成绩不满意，一边又说成为在上帝眼中的成功者才是最重要的。我言行不一。还好，女儿很有自信地纠正我。我向她道歉。现在这件事在我们家已经可以被拿来开玩笑了。
我们总是会被那些我们所爱、钦佩或追随的人驱动。这是很强大的动力。我们热切地渴望对方的微笑、点头、赞许或拥抱。多年来，为了获得父亲的嘉许，我努力读书。社会学教授安东尼·坎波罗（Anthony Campolo）的这句话也适用在我身上：“也许我们都认识这么一个人，他有许多美好的成就，却完全没有自我成就感，因为他在父亲的眼中并不算成功。”
当我成为一名医生时，我终于感受到父亲对我的认可。但那并没有维持很久。毕业几年后，当我放弃在澳大利亚的行医生涯，要去非洲接受神学装备之时，父亲和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我们双方都很受伤，好多年都没有和解，甚至直到我自己结了婚并成为父亲，对我来说，父亲这个角色实在令我感到既兴奋又畏惧。面对一个如此依赖我的孩子，我感受到责任的沉重，也因此帮助我进一步理解当初我们移居澳大利亚时，父亲所经历到的沉重负担。当我渐渐学会同理与尊重他人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及对冲突的发生也有该负的责任。虽然我已经寻求并接受来自上帝的宽恕，但我并没有向父亲请求原谅。
有一阵子，我很担心请求父亲的原谅可能会揭开旧的伤疤或引发新的冲突。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邀他一起去餐馆吃饭。用餐的时候，我说了类似这样的话：“当我们因我离开医界而发生冲突时，我说了一些作儿子不该向父亲说的话，我很抱歉，请原谅我。”接着忐忑不安地等候他的回应。令我惊讶的是，他的眼眶泛泪，然后对我说：“我也很抱歉。”我们都不觉得有需要再列举彼此的过错与伤痕。只要听到对方愿意道歉就够了，我们就和好了。
洗手间里遇到耶稣
当我十几岁的时候，具抗药性的细菌攻击我大腿的骨髓。我在两年的时间里必须三次住院治疗。前两次的住院期间，我心中充满了对上帝的怨恨与愤怒。我想打篮球，但只能躺着，因为任何动作都会让我的臀部疼痛不已。
直到第三次，上帝帮助我听祂的话，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青少年的我领悟了许多成年人都没有发现的事——我无法掌控自己的生命。除非耶稣医治我，否则我将继续躺在病床上，失去我的腿甚至死亡。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并接受自己的局限，成为一个转折点，让我把生命交由祂来掌控并让祂帮助我。最后，上帝医治了我，但细菌感染使我的腿变长，脊椎也变得弯曲。大部分的时间我都要忍受背部的疼痛。我很感恩这段经历让我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并有机会安歇在天父的怀里。
我在肯尼亚服事的十二年当中，人们经常问我：“你为什么要离开舒适、安全、美丽又富饶的悉尼？”回想当初出发去非洲接受为期三年的圣经培训之前，悉尼的朋友为我办了个欢送会，招待我去豪华酒店参加一个巧克力庆典。想像一下摆满了巧克力甜点的桌子，爱吃多少就吃多少！
尽情享受之后，我去洗手间途中经过一个大厅，那里正在举行一个医学会议。当我正在洗手的时候，进来两位医生。他们的对话不禁令我陷入思索：“只要你留在澳大利亚，好好当个医生。很快的，你就能够参加这种会议，不出几年，你就会赚很多钱，度假时也能去住这样的高级饭店。你可以享受这样奢华的生活方式，但现在你却放弃了。到底为了什么？值得吗？”
这些问题提醒我也不断自问：“这么做值得吗？”我突然意识到，这其实是个错误的问题。没错，我是放弃了一种生活方式，但我放弃奢华享受并不是为了一个宗教、一间教会或一个理想。我放弃那些是为了耶稣基督，那位为我而死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我有了一次罕见的又叫人惊讶的经验，仿佛耶稣直接走进了那个洗手间。谁想得到主会在那里显现并让我“遇见”呢？祂向我伸出双手并问我：“奥马，我值得你放弃这一切吗？”我感到祂的临在实在太真实，我几乎要哭出来，只想大喊：“是的，耶稣，你值得这一切！而且值得更多！因为你为我而死。”
当我从肯尼亚准备返回澳大利亚担任国际事工差会在澳大利亚的理事长时，一位年轻人对我咧着嘴笑说：“牧师，恭喜你步步高升。”我笑了笑表示感谢，接着解释：“我并不认为这是升职，因为多年前我就已经被提拔到人生最高的地位了。”年轻人一脸困惑：“你是指当你成为医生的时候吗？”我说：“不是，比那更早。当我把自己交给耶稣，上帝使我成为祂的孩子，那就是我人生能达到的最高地位了。”
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核心身份与呼召、头衔、地位、生产力、财产、外表以及种种世俗成功的外在象征混为一谈，我们人生最大的呼召并不是我们的职业，即使它可能是企业总裁、明星艺人或运动员、总统或教宗。并不是做得更多、拥有更多、成就更大或得到崇高的头衔，才让我们显得更加重要、更有意义与更有价值。我们可以与耶稣一起重新定义成功，并成为上帝眼中富足的人。藉着成为上帝的孩子、以上帝国度为中心以及慷慨地给予，我们就能符合上帝创造的心意，成为祂心目中的成功者。
（本文摘编自《耶稣的成功学：摆脱有害的成功思维，赢回神国度的富足人生》，郑奥马，校园书房2024年12月出版，内容有删改，大小标题为《境界》所加）
片尾曲：《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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