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恰逢其时，成为读书人了解西方文化的主要途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如此接纳《万国公报》，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的心理和感情被充分理解和认同了。报纸充分投入去了解和参与中华民族所面对的苦难，与中国人共负一轭。
@《万国公报》坚持认为基督教是西方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力量，福音是西方富强的本源，中国如想富强非接受福音不可。洋务派把西方的富强归于船坚炮利，维新派前进一步，把西方富强归源于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万国公报》更进一步把西方富强归源于信仰。
@《万国公报》在内容上过于认同现实需要，损失了基督信仰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所保持的张力，有将信仰工具化为强国手段的倾向，似乎忘记了主耶稣的教训“我的国不属这世上”，损失了福音的超越性。其次，对现实的批评缺乏对具体领域专业规律的尊重，流于泛道德化的倾向。最大的缺欠在于，文章只停留在头脑的理性层面，很少触动读者的感性和灵性部分。
《境界》出品【刘阳专栏】
文/刘阳
中国历史上，谈得上一纸风行、一时无两的现代媒体，首推清末民初的《万国公报》——总理衙门经常订阅《万国公报》，醇亲王、李鸿章、张之洞是该报的老读者，高级官吏们常常讨论报纸的话题；康有为和梁启超均坦承其维新思想和变法纲领深受该报影响；甚至连日本天皇与内阁官员，也通过上海日本领事馆长期订购。用今天的说法，都是高端客户，足以令任何一家媒体眼红。
中日甲午海战期间，因为官方信息不畅，许多关心家国命运的读书人都依赖《万国公报》了解战局和中国政府的应对。等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时，报纸发行量达到历史最高点：三万八千四百份，当时据估计中国文人和官员一共4万人。
一位亲历者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上至在高位的朝廷命官，下至住在小村户的士绅，都引颈企盼每期报纸，《万国公报》无可否认地成为当时的中华第一报。
“美国进士”的自媒体
令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万国公报》竟是由西方传教士创办。创办人是美国人Young John Allen ，中文名“林乐知”。
1859年12月，23岁的林乐知带着他的妻子和不足5个月的女儿，走下货船的甲板，经过210天的航行，他们一家人终于从美国纽约抵达中国上海。或许当时他并没有预见到，他的一生从此出入于两个世界和两种文化之间，并最终埋骨中华。
准备出国宣教的林乐知，原本想去非洲，当差会的负责人问他：“你可曾想过去中国？”林乐知凭着一股热情投入了这块他完全陌生的土地。妻子很支持他，林乐知在华数十年间，妻子亦积极创办女学、提倡女权。
他为自己起的中国名字“乐知”，意思取自“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他常以“美国进士”自称，表示出对中国文化的极大兴趣，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可以用汉语写作了。
1861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林乐知所属的美国南方监理会与海外的联系被迫中断。他回忆说，“我们有四年之久收不到差会一块钱，也接不到亲友的一封信”，连生活都成了问题。不得已，他只好向中国商人采购煤炭、棉花，转售给英国商人，赚钱养家。后来经推荐，先后承担上海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的西学教习和译书工作，因工作出色被清朝政府授予五品官衔。
1969年，经济状况刚有好转，他就为了“传播福音，联络信徒”，个人自费创办《万国公报》的前身《教会新报》。他自己编辑、自费印刷、自办发行。这家“自媒体”不隶属任何机构，主要刊登教会新闻和一些西学知识。1874年正式改名为《万国公报》，办刊方针转为以传播西学为主的综合性时政刊物。
受聘于中国政府的经历，使他能够广交当时的社会名流，沈毓桂、张之洞、丁日昌、李鸿章、冯桂芬、应宝时、张荫桓等人都成了他的朋友。他认识到“士为四民之首”，逐渐产生了“由上而下”促进中国变革的思想。因此《万国公报》的目标读者，主要是以官员士绅为对象。
中间因财力困难停刊6年，188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后，《万国公报》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林乐知仍任主编。
这之后，报纸迎来了它的辉煌期。因为时势变化，现代化的巨轮已经在人心里缓缓启动。《万国公报》恰逢其时，成为读书人了解西方文化的主要窗口。
《万国公报》将西方富强归源于信仰
其实，如果熟悉中国媒体历史，对传教士的影响也就不惊讶了。因为现代中国媒体的先河本就是传教士开创的——1833年，传教士郭士立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是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报刊。
一些研究者在关注《万国公报》的时候，尽管该报曾在扉页上注明，“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西洋）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但其作为媒体的公信力和客观性在他们眼中却因为“出身”而大打折扣。其实，并不存在一家没有自己价值观的媒体，即使有，是否值得阅读也很可怀疑。
事实是，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依赖这份报纸睁眼看世界、低头思改革。
该报最具影响力的内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揭露中国社会的弊端：传教士来华后置身于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环境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国民性格中的积习、社会问题等弊端进行批判；二是鼓吹中国要变法。
林乐知的时评一直是该报的扛鼎力作。他的见解深刻锐利，例如，他认为“中国缺憾之处，不在于迹象，而在于灵明；不在于物品之枯良，而在于人才之消长”。甲午战败后，他认为“非日本能败中国也，中国自败也”，然后劝告中国一定要变法。在举国萧瑟羞辱的战败氛围中，他的言论在时代青年的心中点燃了变法图强的希望之光。
这一时期，《万国公报》坚持认为基督教是西方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力量，福音是西方富强的本源，中国如想富强非接受福音不可。洋务派把西方的富强归于船坚炮利，维新派前进一步，把西方富强归源于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万国公报》更进一步把西方富强归源于信仰。
另一方面，他们将中国社会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认为中国变革的核心不是物质技术，也不是法律制度，而是道德，“一个彻底的中国维新运动，只能在一个新的道德和新的宗教基础上进行”。
中国人自己则一直要等到辛亥革命之后，才在对技术和制度失望之余，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呼吁，两者实有相通之处。五四运动也曾把“爱先生” (Mr. Ethic，即道德)与德先生和赛先生并列，提出要变革国民道德。
《万国公报》提早看到中国历次社会变革的不足就在于没有进行国民心理和道德的改造。而“唯有基督教才能提供道德动力……给人以纯正的品格，没有这种品格，学问、技巧以及掌握的自然力对人只有狭隘、肤浅的好处” 。
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如此接纳《万国公报》，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的心理和感情被充分理解和认同了，报纸回应了中国社会当时的文化需要和心理期待，充分投入去了解和参与中华民族所面对的苦难，与中国人共负一轭，追寻强国兴邦之路。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笔，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进中国的，正是《万国公报》。
损失信仰超越性的遗憾
除了广为人知的办报和译著，这位自称“美国进士”的美国文学学士，1882年就批评科举考试“有害无益”。他认为科举出身的官吏一不能谈，二不能打，不但中外关系弄不好，而且会把中国变为贫弱的国家。他与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狄考文等人共同组建中国教育会，对京师大学堂的学制、课程，以及晚清废除科举都有很大影响。
1881年他创办中西书院，1890年创办中西女塾，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才。1898年中国人自己创立第一所女学堂时，就是以中西女塾为模本的。1920年民国政府公费派遣29名女学生赴美深造，其中13名出自中西女塾。
以推广西学、推动变法为报纸的核心竞争力，这固然使《万国公报》成为戊戌年间中国第一大报，一纸风行，却也预示了后来的危机。当变法失败，人们的阅读热情骤然下降。
随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逐渐成长起来，既有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也有本土新式学堂培养的。他们无需从基督教出版物中获取西方知识，可以自行探索革新之道，因此报纸的影响力日益衰落。
1906年底，风烛之年的林乐知仍笔耕不辍。在编辑完《万国公报》的最后一期，1907年5月30日清晨，林乐知去世，享年71岁，葬于上海。《万国公报》随即停刊。
《万国公报》充分理解和认同了中国知识分子急于寻求国家出路的心理和感情，但在笔者看来，也留下一些遗憾。
首先，《万国公报》在内容上过于认同现实需要，损失了基督信仰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所保持的张力，有将信仰工具化为强国手段的倾向，似乎忘记了主耶稣的教训“我的国不属这世上”，损失了福音的超越性。其次，对现实的批评缺乏对具体领域专业规律的尊重，有流于泛道德化的倾向。
笔者认为，《万国公报》最大的缺欠在于，西学成为主导报纸内容的决定性因素，文章大多停留在头脑的理性层面，很少触动读者的感性和灵性部分，局限了圣灵透过文字的服事范围和力量，限制了福音的大能触动心灵的作用，难以回应当时只注重外在制度改革的知识分子内在心灵饥渴的需要。
例如，当时戴德生主导的内地会到1900年帮助了三十四万人戒除鸦片烟癮，其间出现了著名的席胜魔靠福音戒除烟瘾并帮助数万人的故事，如果《万国公报》能用媒体的手段报道这类新闻和故事，将与知识分子形成生命的对话。但遗憾的是，生命影响生命的故事被忽略了。
此外，与明末耶稣会和晚清广学会的精英策略，企图通过影响一个人因而影响百万人的路径不同，今天基督教媒体应该认识到，现代媒体是最广泛有效地接触大众的方式，要更深刻地意识到媒体在本质上提供的是一种服务，“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在人类共同的真、善和挣扎中，用媒体来服事大众的心灵，让读者在自己生活的各个层面上真正感受到对福音的需要，将知识分子对“道路”、“真理”和“生命” 的苦苦追寻引向“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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