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斧手的美好人生——纪念寇尔森逝世两周年

@距离寇尔森（Charles Colson，1931-2012）去世两年了。有些人或许对寇尔森相当陌生，他的人生可谓跌宕起伏。最风光时，他是尼克松总统最信任的助手，游走在权力顶峰，因其做法泼辣、凶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被公认为白宫的“刀斧手”，是个人人惧怕的狠角色。最落魄时，他因水门事件案发，被牵涉入狱。

@有感于狱中的受刑人是一群被社会抛弃的人，而监狱从来就没有达到改造罪犯的目的，反而是成为罪犯“切磋进修”的场所，因此他出狱后成立了监狱事工，关心犯人的幸福与权益。这是全美最大的关顾犯人的非政府组织。

@因着他多方的贡献，寇尔森曾获得许多大奖，包括极有声望的邓普顿奖（1993），以及总统公民奖（2008）。四十年间，用基督的心肠照顾弱势，并在多个文化领域发挥时代性的影响力，当代无出其右。

《境界》独立出品【经典回顾】

文/临风

播音/吴仁后期/Link

寇尔森的家境并不好。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得到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可是因为不满意哈佛的贵族气息，他用拒绝哈佛的方式表达内心的不屑。小小的年纪就已经看出傲气。

1953年他从布朗大学毕业，加入海军陆战队。因为表现优异，不到两年内就升为上尉。后来他被调到华盛顿的海军总部上班。他夜间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法学院上课。就这样半工半读，他1959年拿到法学位，开始了成功的律师生涯，也开始参与政治。

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他被总统赏识，聘为总统特别助理。尼克松与寇尔森都是诡计多端、喜爱操纵、偏好权谋的人，因此寇尔森在白宫倍受倚重。据传，他在内部邮件上曾经有句“豪语”：“为了尼克松，我可以从祖母的身上踩过去。”寇尔森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水门案，但是他在白宫所营造为打倒政敌不择手段的气氛，让水门犯案成为可能。这就是权力的诱惑。

1973年尼克松连任后他离开白宫，又回到律师事务所。为了联络老主顾，他有次去拜访雷神公司（Raytheon）的CEO汤姆·休斯。休斯不久前刚在葛培理牧师的布道会上接受基督信仰。在寒暄中，休斯主动提起自己的改变。

这种在职场上不寻常的举动，让寇尔森非常不安。不仅如此，在征得寇尔森同意之后，休斯从茶几上拿起一本路易斯的《返璞归真》，翻开了“大罪”那一章，开口大声朗读。

寇尔森一直以为自己是条宅心善良的硬汉。在聆听时，他忽然开始意识到那种自以为义的天性。路易斯的话就像是对他说的：一位充满骄傲和自我，又很能替自己开脱的人，总是从上往下地看待他人。这样的人看不见上面那超越的上帝。

从休斯家出来，他激动得无法开车，这位“硬汉”第一次看见自己真正的问题所在。他不住地流泪，感到极端地无助。在车上，他向上帝求告，愿意降服下来，把一生交托给上帝。终于，一颗焦急、受创的心得到了上帝的抚摸，他也第一次尝到心灵的平静。这种平静帮助他主动向法官认罪。他因此走进监狱，但这正是他人生再度的开始。

做犯人的弟兄

一个生活在权力中心的玩家，遽然被投身牢狱，与罪犯为伍，按着丛林法则生活，那种对比是不可言宣的！

服刑时，不幸父亲去世，孩子又因拥有迷幻药被警察逮捕。这是他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日子。纵然如此，他的新生命帮助他在狱里加倍地辛勤劳动，诚恳待人。他终于赢得了狱友的接纳，甚至在监狱里开始了一个查经小组，并在法律问题上协助狱友。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有一次在监狱里读到希伯来书2章11节，他似有所悟，关心受刑人的幸福乃是上帝给自己的使命，他也要作他们的弟兄。这个认定，促使他出狱后成立监狱事工，将近40年没有丝毫改变。

寇尔森和同工从1976年开始，从美国的“监狱团契”到“国际监狱团契”，他们进入150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狱，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帮助受刑人重新找到人生。在这个事工的框架下，他们与众教会合作，开展了改革监狱的具体计划，没有做秀和剪彩，而是真正改变绝望中人的生命。

他们的工作包括：“司法团契”，用“恢复式司法”补足“报应式司法”的不足；“天使树”，给犯人的孩子买圣诞礼物；“内在改变自由行动”，这是个自发式的行动计划，由基督徒来管理、教育受刑人，帮助受刑人尊重上帝的道德法则和他人的权益。在他们的帮助下，犯人出狱后的再犯率大大降低，有些只有一般监狱十分之一。

寇尔森不仅是个行动家，他还是位多产作家。从《重生》开始，他前后写了不下30本书，一共销售了2500万本以上！他每天的“断点”（Breakpoint）广播节目有1200家电台转播，内容同步贴在网上。听众每天至少有800万人。此外，他还开展了“百夫长查经计划”以及“寇尔森世界观中心”等等活动。

“只有爱能胜过自我中心”

寇尔森的背景虽然是律师和政治家，但是他深知理念对人类的重要性。寇尔森工作的主轴，就是体现“世界观对人类的影响”。

世界观就是个人对所处世界整全视野的认知和信念，这种认知和信念决定了他的选择、行动和价值。

从近年“巴拿研究所”的民调看出，并非上教堂的基督徒就一定会有“基督教的世界观”。往往，不是我拥有世界观，而是世界观拥有我，因为它已经完全被内化了。

在《世界观的故事》（How Now Shall We Live?）里，寇尔森讲了一个故事帮助人们意识到世界观的影响:

1996年，寇尔森来到保加利亚。有一批受到寇尔森监狱事工影响的东正教徒回到保加利亚，修建了一所监狱的教堂和医院。他们邀请寇尔森参加医院的开幕式。

当时保加利亚还处在马克思主义的体制之下，没想到司法部长也来出席。这位司法部长是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他对监狱事工为这所医院所提供的大量捐助诚挚地表示感谢。

寇尔森在致词时说，犯罪是个道德问题，监狱事工所协助修建的医院只能医治身体，我们还需要道德上的更新，教堂就是为医治心灵而准备的。这些话让这位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非常困惑，也非常不安。他邀请寇尔森第二天到自己办公室谈话。

一改往例，这位部长竟然单独在会议室里接见访客。他坐在桌首，不断地抽着烟，用流利的英语开门见山地说：“寇尔森先生，你昨天说，犯罪是个道德的问题，那是什么意思？你是说，那是个社会学的问题吗？”“不，犯罪是个人选择去做错事，所以是个人道德上的失败。”

部长很礼貌地表示反对：“在我看来，犯罪是社会与经济力量的造成的，是个人对环境所作的回应。”寇尔森很客气地反驳：“道德层面的东西超越社会上的各种力量。人是个道德的动物，他要做道德上的抉择。”

寇尔森了解，在马克思的唯物思想架构里，经济是一切力量的基础，文化、艺术、道德、宗教，这些都是上层建筑，用来反映统治阶层的经济利益。因此，这位部长无法了解寇尔森所说“个人做道德选择”的观点。

部长说：“我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知法，但却故意去犯法。”他认为：“只有惧怕才可以吓阻人不去犯法。”寇尔森回答：“如果惧怕可以拦阻人的话，那么就没有人会抽烟了。”

这句话让两人相视一笑。寇尔森接着说：“只有爱可以改变人类的行为。我如果爱一个人，我会做出让他高兴的事。如果我爱上帝，我会做出讨他喜悦的事。只有爱可以让我们胜过有罪的自我中心。”

这些话让部长满面困惑。寇尔森开始意识到，他们两人的世界观之间有个巨大的鸿沟，这就是薛华所谓“福音预工”的领域。在世界观问题没有理清之前，对话与传讲，不过是自说自话罢了！

在水门案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寇尔森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访问。他说了一句让主持人麦克·华勒斯大吃一惊的话：“我为水门案感谢上帝！”

这不是一句戏言，牢狱整个改变了他的人生。在《人生观的故事》里，根据自己的经验，他认为追求美好的人生有四个看似互相矛盾的要点：第一，生命本身就是件礼物。成功往往是从苦难和失败中得来；第二，我们只有从失去“生命”（放下自我）中，才能得到（美好的）生命；第三，自由不是从遵照世界的期望或是实现自己最深刻的渴望中得到，自由是在顺从自己的召命（使命）中得到；第四，我们必得深刻认识自我内在的邪恶，才能拥抱美好的人生。

他在书中感言：“我最近想到自己一生所有的成就，到底哪一样的意义最重大？当我临终的时候，哪些事最能给我安慰？有一段故事最能突出我的心情。”接着，他描述1993年获得“邓普顿宗教促进奖”的情形。这是宗教界被社会认可的最高荣誉，那年同时得奖的有葛培理牧师、德蕾莎修女和索尔仁尼琴。奖金是一百万美元，由英国女王的王夫颁奖。回来后，他把奖金全部捐出去，奖牌也交给秘书处理。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这是三年前从西伯利亚的乌拉尔山脚下，一间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里的犯人写来的。这批被世界遗忘、抛弃的人告诉他，他们三千个囚犯分享着一本他寄来的《爱主你的上帝》那本书。他们每个人都读过了，而且，每个晚上，总有人在那里朗诵一段给15-20个犯人听。这本书成为他们黑暗中的希望。三年前读到这封感人的信之后，寇尔森在寒冷的冬天特别去西伯利亚看望他们。那是一个让他永不能忘怀的相聚。

此时，拿着这封信，他问自己，到底是邓普顿奖还是西伯利亚那三千囚犯对他更有意义？他说：“我连那个奖牌现在放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我把这封信放在我的公事包里。每当我极度疲倦、沮丧或是心灰意懒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重新读一遍。如果临终前还有时间反思的话，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床头。”

寇尔森度过了他美好的一生，就像他的传记作者约拿单·艾肯（Jonathan Aitken）在2005年所写的：寇尔森虽不完美，但他是美国文化中一位重要量级人物，在美国是“仅次于葛培理牧师的基督教领袖”，身体力行地从事文化使命。在这点上，他堪称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