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的美国，信仰如何突围？——从皮尤宗教调查报告说起

导读：今年5月12日，皮尤研究中心有关2014年所做“美国宗教景观”的调查报告发现，美国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从2007年的78.4%降到2014年的70.6％，下滑将近8%。这是否意味着世俗化的胜利，特别是在80/90后年龄层？是有形宗教在衰退，还是信仰在衰退？在多元化的环境如何坚持真理？

《境界》独立出品【新发现】

文| 临风

2015年6月26日，美国大法官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不但美国，在全世界都引起震撼。美国大法官放弃数百年来坚持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意义重大。不过，这个改变并非一天造成的，美国拥同的民意，在近年来已经有了急速的变化。

从皮尤研究中心6月8日发布的数据，美国自从进入21世纪之后，反对同婚的人群从57%下降到39%。同时，赞成同婚的人群从35%上升到57%。自从2011年以来，主客易位，势不可挡。

从年龄阶层来看，这个趋势尤其明显：根据皮尤同一报告，今年，“千禧世代”（80+90后）支持同婚的人群高达73%，X－世代有59%，虽然“婴儿潮”以及之前的人，支持率还是低于50%。

赞同同婚的趋势图

它似乎反映出现代化带来的思想解放：个人自由意识的高涨，人权、民权的扩张，以至于任何形式的差别待遇都被认为是歧视。这是否意味着世俗化的胜利，以及宗教的全面退却，特别在“千禧世代”80/90后的年龄层？

自称基督徒者在7年内下滑了将近8%

今年5月12日，皮尤研究中心出炉，有关2014年9月所作“美国宗教景观”的调查报告，该调查发现，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数从2007年的78.4%降到2014年的70.6％，下滑了将近8%。而自称没有宗教归属的人数从2007年的16%升到2014年的23%，上升7%。这个数据似乎印证了上面的猜测。

皮尤“美国宗教景观”趋势报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千禧世代”中没有宗教归属的人在34－36%，比2007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是所有族群中上升最快的。

报告显示，今天的美国有86%的人自认生长于基督教家庭，但其中有接近五分之一（19%）承认，他们已经离开基督教。皮尤的研究发现，在统计上，对应1位新接受基督教的人，就有4位信徒放弃基督教。

而早在2014年3月，皮尤曾发布了一个全球性（40个国家，但后来中国的结果被删除，因对“上帝”的意义含混）的调查报告。皮尤的问卷是：相信上帝是否为有道德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各国的答案几乎正好与该国的GDP相反。西欧国家有三分之二的人答案为：否。不过，美国仍然有53%的答案是肯定的。

另外，这个报告显示了一个世界性的趋势，问卷的答案与年龄层密切相关，也与教育程度相关。越年轻的，或教育程度越高的，给否定答案的也越多！

人们自然会问：皮尤这些数字突出了什么现象？本文特别拿美国作为讨论对象。它是否代表，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世俗化”，现代化越彻底，宗教以及其影响力就越消退？也就是说，人们对无神论、人本主义，以及相对主义（即，确信真理都是相对的、局部的）就越有“信心”？

有形宗教在衰退，而不是信仰在衰退？

国际著名的社会学家彼得·柏格（Peter Berger）在其1967年的名著《神圣的华盖》（The Sacred Canopy）中预言：由于宗教的“成真架构”（plausibility structure，或作“看似有理结构”，意即：某些理念和意义被该文化视为“理所当然”、“不证自明”）在现代失去有效性，可信度大为削弱。

宗教变得多元化，它不再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扎根于个人意识之中。它的真实性并非根植于外在的现实世界。宗教将在全球式微，特别是西方世界。随着现代化的步伐，全球都将不可避免地步入世俗化。（Secularization：伯格所定义的“世俗化”，不是一个理念，或是一个主义，而是宗教消失的过程。）

让我们仔细检验一下皮尤2014年9月的调查。在美国“无宗教归属”的23%人中，真正无神论者不过占7%，虽然比2007年的4%高出许多，但仍然还属于少数。这说明，认为并没有神灵，人并不需要宗教信仰的还是少数。

让我们再对比一下皮尤在2012年所作的另一个调查。它发现：在“没有宗教归属”的人中，有14%的人认为宗教对他们的人生很重要；有68%相信冥冥中有位上帝或神灵；21%每天祷告； 37%虽没有宗教，但却关心灵性需求；只有12%真正是无神论者。对照这两次报告，可见在自称没有宗教归属的人中，有很多属于“相信，但没有归属感”的群体。这些数据毋宁说明，有形宗教在衰退，而不是人们对上帝和信仰的需要在衰退。

换句话说，几十年来伯格所预测的世俗化并没有发生，人们对上帝和灵性的渴求并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减低。从全球来看，宗教信仰不降反升。他开始发现自己的预测是错的。

在1999年，他与几位同僚出版《世界的‘去世俗化’》(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一书，彻底推翻了他自己“世俗化”的论点。他发现，衰微的是那些积极希望与现代化妥协的主流教会。那些主张“抗衡文化”（Counterculture）的福音教会和伊斯兰教倒是蒸蒸日上。（参考：庄祖鲲：《西方“后基督化”的迷思》，宗教与社会，2013-12-3）

伯格承认，学术界那种普遍蔓延的世俗化的“成真架构”影响了他的学术判断。

有趣的是，伯格的观察与这次皮尤的调查报告竟然惊人地吻合。皮尤的调查发现，“福音信徒”的比例降低不到0.9%，人数上几乎保持不变。大量流失的多是比较不注重福音的主流教会和天主教。

伯格在皮尤5月12日报告出笼当天发表了一篇《The “Nones” and the “Buts”》的文章，他认为，全球没有宗教归属的人口正在缩小，并且强调，美国没有宗教归属的人虽然在增加，但真正的无神论者并不多。（他打趣地定义“无神论者“为：“一个听见天上有声音说：天堂不存在的人。”）

那么，在一个有形宗教信仰人口仍然占多数的社会里，为什么“世俗化”的文化压力会如此之大？为什么有形宗教的价值体系反而被边缘化，使得自认为“无宗教归属”成为一个越来越时髦的选项？

在“千禧世代”间这个现象尤为普遍。人们虽然并没有大批涌向无神论，但是有形的宗教却越来越缺乏吸引力。问题何在？

一个值得探讨的方向是：为什么年青人离开有形宗教？以基督教为例，教会需要反思自己的做法。我在《“千禧世代”所寻找的信仰》（《境界》），以及《亚裔新生代基督徒的走向》（《举目》）等文中曾经从内向外看，对这个问题做过比较仔细的分析。

本文期望从外向内看，从文化趋向的角度来作探讨。

在多元化的环境如何坚持真理？

近年来，伯格一再申明：“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世俗的时代，而是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这个“多元主义”不但是宗教上的多元，它包括了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层次。的确，生活在今天，我们对这个现实要有深刻的认知和接纳。

根据伯格，人，无论信仰的是什么，不可能在真空中坚持信念。人信仰的力量必须依赖社会环境来表达，来落实。人的信仰需要在一个“世界”里被肯定、被接纳。这个“世界”包括语境、符号、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它包围着有信仰的人群。在一个传统社会里，通过这个共同的、牢固的“成真架构”，宗教信仰以及对“真理”的概念都似乎“毋庸置疑”。

然而，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的经济、政治、价值以及“公共生活”并不指向特定的宗教信仰。在多元化的社会中，维持宗教信仰的文化环境相对弱化。人们的周围是一些与自己看法不同、价值不同和信仰不同的人们。他们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成真架构”。

我们在多元化的社会如何应对？这是个巨大的课题。

伯格认为，生活在多元化社会必须加强对话，否则无法共同生活。但就像传染感冒一样，我们会感受到“认知上的污染”（cognitive contamination）。例如，我们如果天天与佛教徒做有意义的对话，不可避免地我们就逐渐不会认为佛教一无是处。他使用“认知上的污染”这个字眼，其实并没有贬抑的意思，也不是说明价值观必然改变，乃是诙谐地描述认知互相影响，主观降低的现实。

在他的新书（The Many Altars of Modernity: Toward a Paradigm for Religion in a Pluralist Age，2014-8-19）里，他特别提出两种对多元化社会最有害的思维模式：一个是“原教旨主义”，一个是“相对主义”。“原教旨主义”（基要主义），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世俗化的，它分裂社会；“相对主义”削弱了道德共识，没有了道德共识，社会就会解体。

“多元化”，但并非“相对化”，这的确是个很重要的课题！

首先，我们要改变心态，不要以为只有自己是对的，他人的观点都是错的。例如，不要简单地认为，现代化就是个错误；或基督教是个压制性的宗教；或是，同性恋者都是道德败坏的人。有人把这种观念称作“有自信的多元化”（John D. Inazu），它不虚假求同，也不忽视对方，而是在根深蒂固的价值分歧中主动寻找交集和共生之道。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无法永远活在“确定性”里面。可是，正如神学家纽比金所指出的：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需要不断因着信仰的缘故采取行动，虽然这些信念并不都是确定可证明的。同样地，我们也需要不断在可被质疑的命题上对生命作承诺。”简言之，一方面不要自以为是，一方面要忠于信仰。对现实有这个体认，但并不等于相对主义。

基督徒的见证和信心并非建立在对有争议的社会议题的坚持上，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和复活的这个事实基础上。

多数的基督徒为何缺乏文化影响力

两年多前读到谢文郁教授一篇雄文《基督福音和文化多元困境》，论点一针见血：“一些福音派教会为了维护宣教的正当性，便否定多元主义所认同的文化多元性这一事实，认为传福音就是以基督教价值体系来取代非基督教价值体系。”

因为基督徒在传福音时，只注重传递某种价值体系，这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语境总处于边缘状态。”很难进入中国文化的主流。因为所有的人都只能“在自己的价值体系里进行价值判断”，谢文郁在有些文章中称它为“出发点”。没有人能越过这个“出发点”做思考。用伯格的话来说，那就是思维背后的“成真架构”。

谢文郁强调，基督的福音并不是一套价值体系，而是宣告耶稣的救恩：“耶稣从天国而来，并要把人带向天国。”我们不是先把人带入一个新的价值体系，而是先把人带向耶稣。所有的人都只能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中接受救恩。然后：“整个体系从而更新，形成一种基督教价值体系。”我们一同在恩典中长进。

皮尤的民调可能给人一个错觉，以为数目决定一切。其实，今天真正的问题不是基督徒所占人口比例的多寡，而是如何在多元化的文化中产生正面的影响力。

许多人以为，影响文化（改变价值体系）是个“权力斗争”的问题，这是美国“宗教右派”以及“世俗主义”中的积极分子所走的路线。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们永远无法藉着控制立法机构和行政组织来改变文化素质。

弗吉尼亚大学宗教学、文化学与社会学教授詹姆斯·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角度（To Change the World: The Irony, Tragedy, & Possibilit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ate Modern World, 2010）来处理基督教与文化接轨问题。他认为“文化资本”不是以数量取胜，而是以“中心”与“边缘”来区分，在边缘上，无论你做多少努力，作用都有限。

“文化资本”的力量在于它所激发的“想象力”，而不仅仅是“说理”罢了。美国大多数的人自认是基督教徒，为什么他们集体的文化价值和世界观在娱乐界、政界、金融界、企业界、教育界、科学界的影响力极其有限？

亨特认为，美国的基督教，特别是福音派，常常诉诸民粹主义。他们缺乏文化上的影响力，并不是因为基督徒没有从政，或不够努力，而是力量没有用在影响文化的支点上。在政治上抓权，常常会把把不同政见的人妖魔化，形成对立，树立敌人，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正受到他们信仰上所反对的“权力欲”所控制。

因此，与文化接轨，亨特主张一个“忠于信仰的入世”（faithful presence）模式。信仰不只是私人的事，而是个人与社会的合作。基督徒生活的重心不在于改变世界，而是把信仰的价值与生活、工作整合起来。信仰不但指导我们的消费习惯、家庭生活、社交圈，它也指导我们积极进入学术界、金融界、娱乐界、艺术界、政治界。我们的目的不是去融合，也不是去打倒，而是去服务，按照耶稣的教导去服务。我们信仰的品质从我们服务的品质中显明出来。

提姆·凯勒牧师肯定亨特的观点：“如果你在服务前就追逐权力，你既得不到权力也不能服务。可是，如果你一心服务而轻看权力，你不但能服务他人，你的影响力自然会增加。这其实就是耶稣做事的方式。”

这个模式并非要人把信仰放在口袋里，对世界保持静默。相反它要求信徒在生活和工作中积极、主动地表现他信仰的价值。教会总希望把人从世界拉入教会，训练他成为教会内的领袖。这个模式却不一样，它鼓励人做个负责任的、忠诚的、杰出的基督徒演员、工程师、学者 ……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工作内容就是上帝所赋予的“使命”。为了响应上帝的呼召，我们尽力去做。

力量来于发自同情的服务

亨特教授把耶稣所使用的社会权力分为四个特色。第一、他的力量是“延伸”的，源自他对上帝的顺服。第二、他的力量来自谦卑，拒绝名位所带来的虚荣，以喜乐面对侮辱。第三、他的力量来于发自同情的服务，不仅是服务有信仰的族群，更是服务大众。第四、他的力量来自“非强制性”的特质，从耶稣对待撒玛利亚人和罗马人的态度我们看出，他用祝福代替咒诅。

凯勒牧师本人2005年开始倡导“追求共同福祉的抗衡文化”（a counterculture for the common good）的路线，也就是从这个思路出发。你或许会问，与信仰不同，甚至相反的人，如何寻求“共同福祉”（共同的善）？

那么，什么是“共同福祉”？基督徒思想家Andy Crouch（What’s So Great About the Common Good? 2012-12-12）是这样定义的：“它是社会条件的总和，使得个人和整体更容易、更完全地达到所要追求的成就。”这包括：让个人达到他受造的目的，以及人在周围的群体中受到照顾，特别是弱者和容易遭受伤害的人。这些人的福祉就是达到“共同利益”与否最好的量尺。

“共同福祉”的出发点是：没有例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因此，我们对人尊重，看重每一个人的价值和需求，无论他的价值系统如何，社会地位如何，经济资源如何。有些人单单从“社会全体利益”（人民、党派、国家）来看问题，而忽视了当下个人的遭遇和需求。“共同福祉”所关心的正是每一个人的福祉，包括我们的邻居、同性恋者、弱势族群。其实这不就是耶稣的榜样吗？

如果，我们真心去做，全心全力去服务，尽量维持对话，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分门别类、咒诅黑暗、争夺权力、高举教条、挞伐异类上面，我们在社会中就更能够达到伯格所说“认知的污染”，让他人对我们的信仰和价值系统更理解，我们对看法不同的人也更能接纳，更能同情。这不就是“有自信的多元化”的表现吗？

除了植堂，凯勒牧师在纽约所刻意去做的，正是如此。救赎主长老会成为改进纽约市弱势族群最积极的资源，固然价值系统或许还是有很大差异，但教会却受到社区的尊重和好评。生活工作在这个金钱挂帅的大都会，信徒们也更知道要如何“忠于信仰的入世”，为基督做见证。

今天最大的课题不是如何增加信徒的人数，乃是如何增强信徒的影响力，校正他的生活态度，他的工场与牧场不仅只是教会，也是家庭、职场、社区和朋友圈。

担心基督教被边缘化的人们，我在此诚挚地呼吁，让我们重新思考“出发点”。我们对上帝的爱要有信心，对自己的信仰要有信心，争取文化的主动不是一场权力斗争，而是从生活和服务中主动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