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儿子上高三时，我被查出患有末期肾癌，当他得知父亲的生命也许只剩一年，他说：“我想当医生”。儿子报考的几十个医学院中，有五个医学院答应面试。但每次面试儿子都铩羽而归。这是一段痛苦难熬的日子。眼睁睁看着好友接到医学院入学通知，他更受挫折与打击。
《境界》独立出品【常约瑟专栏】
文｜常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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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岁儿子的梦想：“我想当医生”
小儿子Mark三岁时，我与妻子有一次带他去医院看病，当他看到穿着白色外套的医生时，还在不停地用小嘴吸吮手指的他，便奶生奶气地说：“我要当医生！”我和妻子听到后，只把它当作幼儿的戏语，没有当真。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儿子三岁时讲的这句话，竟变成他长大后的真正梦想。
儿子上初中时，嘴巴里偶尔仍嘟囔着说长大了要当医生。我们半信半疑，但为了圆他的梦，便为他找了一位退休的数学教师补习数学，因为我们猜想，要想当医生的人，也许必须要有很好的数理化基础。
这位数学教师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儿子在她家补习数学课之前，她总是要求儿子背诵一段圣经。几年下来，虽然我不晓得儿子的数学进步了多少，但可以肯定说，儿子在这位数学补习老师家倒学会背诵不少圣经里的经文。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儿子背诵的旧约箴言第三章《复言智慧的益处》。这章圣经长达三十三节，儿子可以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地把它背诵的滚瓜烂熟。其中有这样一句警句：
She is a tree of life to those who embrace her; those who lay hold of her will be blessed。
这句英文版的经文也可译为：“凡拥抱上帝的人，便拥有了一棵生命树；凡依靠上帝的人，便会蒙福。”
“生命树，a tree of life” 这个词从此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了。
儿子上高中时，似乎开始认真做起想当医生的梦来。他连续两年利用暑假去一家医院做义工。他在医院为病人服务，在病房里扫地、送饭，兴致盎然地干了许多又脏又累的活。他人小胆大，寒假时独自一人飞去美国东部的圣路易斯市，跟随一位在当地享有盛名的外科医生Dr.Suen进入手术室，观察他如何为病人做那些血淋淋的心脏外科手术。
儿子上高三时，我被查出患有末期肾癌，六个月内连续做了两个手术。那些日子里，他经常陪我跑医院，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的生命也许只剩下一年时，他说：“我想当医生”。
与流浪汉交朋友
儿子考进了加州圣地亚哥大学。这是一所很好的综合性大学，在现职教授中有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两位教授任职于生化系。儿子选修了生物学以及其它与医学有关的课程，因为修读这些医学预备课程，是报考医学院的必要条件。
中国有句成语“十年寒窗”，形容长年刻苦读书。而在美国学医，要经历比十年还久的漫长旅程。与中国的教育体制不同，美国的大学不设有医学专科。医学院只招收具有四年大学学历的本科生。医学院的学习时间是四年，再加上担任住院医生（实习医生）的二、三年，一个人拿到医生执照可以行医时，将是三十岁出头的年龄。换句话说，美国医生的前半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里读书。
在美国社会上，医生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职业，所以在大学的新生群体中，特别是那些被虎爸虎妈们寄于厚望的华人子女，梦想当医生的年轻人比比皆是。但真正梦想成真的人，为数并不多。深奥的生物课程、激烈的竞争、刁钻的考试，使得许多选修生物主课的大学生半途而废，转而去选修其它一些较为容易的课程。能坚持把大学里的预备医学课程学完，便是件不简单的成就。
儿子在读大学的四年期间生活丰富多彩。他没有像其他那些立志想当医生的学生们那样整天拼命啃书本，他把他的小提琴带去校园，参加了一个大学与社区合办的交响乐团，每星期都参加乐队的排练与演出。
他在大学一年级时交了一个女朋友。女孩子很漂亮，长得很像好莱坞那个演《黑天鹅》电影的女影星娜塔莉·波特曼。但他们之间交往的时间不长，不到一年就吹了，多情善感的儿子为此还伤心欲绝了一段时间，考砸了几门功课。
好在儿子从小与父母很亲近，他在这段情绪低落时，经常打电话给我与妻子，向我们倾诉他的苦恼。我这老爸以过来人自居，与他分享了自己年轻时遇到的相似感情上的困惑，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而妻子坚定地对他说：“我们相信上帝将来一定会为你预备一位最好的妻子。”
儿子在上大学期间参加了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华人教会。他被选为教会青年团契的负责人。这个青年团契活动频繁，儿子经常要带领团契中的大学生们，去社区辅导弱势族群的孩子们的文化课。
在教会里他还参加了一个事奉：帮助流落在圣地亚哥市老街的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每星期周末，他都会在自己汽车的后车箱装满了瓶装饮用水与一些罐头食品，驾车去城市中心的老街头，把它们分发给那些流浪汉，与他们谈心，传福音。
我曾一度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因为主流媒体经常报道在这个社会底层的群体中，有不少人沾染上吸毒、打驾、酗酒等恶习，但儿子似乎对自己的安危毫不在意，在老城的街头，他甚至与几个流浪汉交上了朋友。大学四年的学习期间，他从没有间断过这份义工。
我的癌症主治医生当了儿子的老师
大学毕业后，他“卧薪尝胆”两年，为报考医学院做准备。在这两年中，他仅挣到美国劳工法规定的最低工资。因每月的薪酬低微，他没有钱出去自己租房子，于是搬回家住了。
美国医学院非常难以考进，除了必须在大学修读医学预科课程外，报考人还必须渡过两道难关。
第一道难关，报考人必须有在医学领域做义工的经验。这包括曾经在生化研究所、医院、门诊里工作或义务服务过。倘若报考人曾有机会参与过医学研究，并在美国的医学杂志发表过科研文章，那就会更加有利。
第二道难关，报考人要参加全国统一的医学院入学考试，The Medical College Admission Test，简称MCAT。这个全国统考是用来评估报考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书面分析能力、以及在科学理念与原则方面上的知识。考试分四个部分：1）化学与物理，2）生物学与生化学，3）批判性思维与推理技能，4）心理学与社会科学。
儿子在过第一道难关时很幸运，他遇到了一位“贵人”，我的癌症主治医生 Dr.Pal。在一次门诊中，Dr.Pal听说我有个儿子打算学医，便主动向我提出，可以让儿子来医院到他的部门工作。
我的癌症主治医生是一位年轻的肾癌、膀胱癌专家。他幼年时是个天才儿童，上中、小学时连续跳级，十八岁大学毕业，二十二岁医学院毕业，二十六岁就成为肿瘤医学博士。他虽年仅三十出头，却已在美国的权威医学杂志上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
许多美国的制药厂和科研公司都与他合作，把他们研发的新药，让Dr.Pal用于他的病人临床试验上。儿子在他手下的具体工作，是为他在癌症临床试验中取得的数据做分析处理，并写出总结报告。另外他也跟随Dr.Pal左右，观察他如何为癌症病人做诊断。
Dr.Pal对儿子想当医生的梦想大力支持与鼓励，他为儿子创造了良好工作环境，使儿子可以积极地参与他的临床试验论文的准备与写作过程。
在短短的一年里，儿子参与了三篇临床试验论文的写作，成为这些科研论文的集体作者之一。其中的一篇，他甚至是第一作者。这三篇论文均发表在美国的医学杂志上。
不平等的竞争
然而，儿子在他报考医学院的过程中，犯下一个错误判断。他曾做过调查，了解到医学院录取的大学成绩平均分数GPA，以及全国统一医学院入学考试MCAT的平均分数。他天真地以为，只要他达到医学院录取的平均分数线，便有希望考入医学院。
儿子的这个误判，让他在申请医学院的过程中几经周折，吃了不少苦头。原来美国医学院在录取新生时，分数线不是唯一的标准。因为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为了学生族裔的多元化，医学院校招生录取政策上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即对不同群体申请人采用不同标准。
儿子万万没想到，因为他的亚裔背景，即使他达到了医学院录取平均分数线，他却只有20.4%的录取可能性。但如果报考人是黑人，被医学院录取的可能性竟高达80%。
儿子的不平等竞争对手不仅仅是黑人，根据2014年报考美国医学院的资料，在同等医学院录取平均线上，白人的录取率是30.6%，西班牙裔的录取率是61.7%，他们的录取率均高于亚裔的20.4%。
在儿子报考的几十个医学院中，有五个医学院答应让他去校园面试。为了面试，儿子买了件新西装、一双新皮鞋。他反复操练回答面试中考官可能提出的问题。这五所医学院分布于美国东西部不同的几个州，我们二老对儿子的面试全力支持，我们省吃俭用，提供给他买机票和订旅馆的经费。但每次面试，儿子都是乘兴而去，铩羽而归。
对儿子来说，这是一段痛苦难熬的日子。收到的每一封拒绝来信，都意味着他当医生的梦想变得越来越渺茫。眼睁睁看着他的几个要好的朋友接到了医学院入学通知书，而自己却一无所获，他的精神受到挫折与打击。
但儿子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把他心里的苦水吐出来。他照常按时去一位皮肤科医生的门诊室上班，下班后，他照常去一家健身房锻炼身体，并在一个业余蓝球队打球。每当我去医院接受临床试验治疗，妻子因为教授小提琴课无法接我时，他下班后总是开车去医院接我回家。
每当NBA有精彩的蓝球比赛时，他总是打开电视，陪伴我一起看球赛，让我这癌症末期病人享受到父与子的天伦之乐。
生命树
我曾婉转地试探过他，是否考虑放弃他当医生的梦想，转而选择其他比较现实的行业，因为以他的亚裔背景来说，20%的命中率仿佛是在中彩票。儿子的回答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他说他不会放弃他的梦想，如果今年没有考进，他将卷土重来，重新报考医学院。他说他准备在打工之余，回去大学修几门课来充实自己。
我曾半开玩笑地问儿子，他是否感到孤独寂寞，是否想找一个可以敞开心扉，推心置腹的女朋友？儿子回答说，他现在无此打算，再说，倘若考进了医学院，根本没时间与精力去谈恋爱。
七月初的一个清晨，我正在社区的小公园散步，口袋里的手机铃声响了，耳边传来儿子稳重的声音：“爸爸，有一个医学院刚才通知我，我被录取了。”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觉得心脏跳速增快、两腿发软，顿时跪倒在公园草地上，感恩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儿子离家去医学院的前一天，他与妈妈单独促膝谈心到深夜。他含着泪向妈妈倾吐真言：他过去对医学院录取标准的误判、自己没有竭尽全力学习、收到拒绝来信后的挫折感……他说他之所以没有把肚子里的苦水告诉爸爸，是因他不想让身患末期癌症的爸爸为他担忧。他谦卑地说，他之所以能最终被录取，并不是他的人为努力，而是上帝的眷顾与恩典。因为儿子考入的这所医学院，今年有2000多报考人，学院仅录取了108人，录取率只有5%。
在美国医学院的开学典礼上，有一个隆重的WhiteCoat仪式，即每一位新生走上主席台，由医学院的教授亲自披上白色外套，象征着这些新生的人生从此改变，他们将为治病救人的崇高使命而奉献自己的一生。
望着在开学典礼上英俊潇洒的儿子身穿洁白的外套，我的脑海里霎时浮现出一棵茂盛的生命树。
这棵生命树生长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当还是个小树苗时，就吸吮着上帝的智慧灵粮。这棵生命树喜欢做善事，让无家可归的人在树荫下憩息。这棵生命树有股子韧劲儿，在酷旱的日子里不放弃，凭借信心期待着春雨降临。这棵生命树谦卑地把荣耀归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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