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2500犹太儿童的森德勒，隐姓埋名54年

辛德勒救出 1100 个犹太人，森德勒救出2500 名犹太儿童。5 月 12 日，森德勒去世八周年，临终前她说“我从未将自己看成英雄……相反我总是受到良心的谴责，也许我可以救更多的人”。战后她隐姓埋名，1999 年被四个小学生从资料中发现，此时距《辛德勒名单》热映已过六年。

《境界》独立出品【人物】

作者|赵杰

又逢5月12日。波兰华沙波瓦兹基墓园(Powazki Cemetery)一方小小的黑色墓碑顶上，金色的十字架很亮。墓碑前方摆满了各色鲜花和彩色的花瓶，以示追思。

墓碑上主人的名字是伊琳娜·森德勒(Irena Sendler)。八年前的今天，时年98岁的森德勒在波兰安静走完了堪称波澜壮阔的一生。这位老人去世前两年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因为在“二战”期间成功从纳粹手中救出2500名犹太孩子。

森德勒在临终前说的一段话让无数人动容：“我从未将自己看成英雄，那些被救出来的犹太孩子，已经证明了我在世上的价值，但这并不是我个人得荣耀的理由。相反，我总是受到良心的谴责，我做得并不够，也许我可以救更多的人，这一遗憾将伴随我直到死去。”

“帮助别人应是你每天发自内心的需要”

1910年2月15日，伊琳娜·森德勒出生于距离波兰首都华沙约15英里的西南小镇奥特沃克，父母都是当地“善良的天主教徒，崇尚对生命的尊重”。

父亲斯坦尼斯罗是所在小镇上唯一的医生，一生尽心救治病人，尤其是愿意救助穷人。母亲是个温婉善良的家庭主妇，常常在缝纫机上为女儿裁剪衣服，陪她谈心和祷告。“从小父母就教育我，对人的尊重和爱应该超越任何种族和社会地位。”森德勒在一封信中回忆说。

上世纪初的奥特沃克，斑疹伤寒一度流行，当时落后的医疗手段对此尚无能为力，因此许多家庭开始逃离。但是父亲不肯撤退，四处奔波照顾病人，终于有一天自己染上斑疹伤寒卧床不起。

“他躺在楼下，虚弱得奄奄一息，”森德勒在信中回忆说，为避免被传染，父亲不许她下楼，也不许家人靠近。有一天，他轻轻地呼唤女儿的名字，要她站到楼上的栏杆前。

随后，斯坦尼斯罗对自己唯一的女儿说出来影响她一生的遗言：“父亲看着我说：‘如果看到有人溺水，即使你不会游泳，也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去救他。帮助别人应该是你每天发自内心的需要。’”不久之后，这位年轻的父亲去世。那是1917年2月，距离森德勒的7岁生日只有数日之遥。

父亲死后，犹太社区领袖们曾找到森德勒的母亲，希望帮她支付女儿受教育的费用，但是这位一心替别人考虑的母亲婉拒了。失去父亲的森德勒平静地渡过了小学和中学岁月，后来进入华沙大学攻读波兰文学。

她极力反对“二战”前波兰一些大学推行的“犹太分离制度”(1930年代波兰推行的一种歧视犹太裔学生的教育制度)，总是和她的犹太同学坐在一起。当他们受到攻击，她为他们辩护。一天，她看到一个犹太女生被人抓住头发，在楼梯从一层楼拖到下一层，愤怒和羞耻使她撕毁了区分自己与犹太学生的等级证。公开抗议的结果是，她被华沙大学延缓三年毕业。

1931年，森德勒结婚，但是他们在二战结束两年后离婚。随后，她与曾是大学同学的犹太裔朋友斯蒂芬再婚，生下贾妮娜、安杰伊和亚当三个孩子，安杰伊不幸在婴儿期夭折，亚当于1999年死于心力衰竭。

藏在瓶中的生命

大学毕业后的森德勒，没有从事和专业有关的工作，而是受父亲影响，在华沙成为一名护士和社会工作者。

1939年，纳粹占领波兰，开始大肆搜捕犹太人。很快，就有45万名犹太人被投进集中营，在那里要么被集体枪决，要么被饿死。由于职业原因，森德勒亲眼见到了犹太人的惨状，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她决定做些什么。

有一天，再次看到街上满载犹太人的纳粹卡车疾驰而过的她，回到家中忍不住啜泣。正在做针线活的母亲走过去，问她怎么了。当她回答说自己要从纳粹手下解救犹太人的想法时，一向本分的母亲还是被吓住了，她本能地希望阻止女儿这样做，但是森德勒一字一句说出了父亲临终前的遗言。母亲的眼泪夺眶而出，走到她身后紧紧地抱住她，从此成为她的坚强后盾。

说干就干。当天，森德勒就向几名同事发出了邀请，希望大家一道来发起营救工作。不料，这个想法遭到了一名同事的大声抗议，她以家庭需要保护为由离开了这个小组。但是，其他几名同事都站在了森德勒一边。就这样，她们成立了一个地下组织。森德勒同时还担任波兰救助犹太人委员会下属“营救儿童部”部长。这个组织最多的时候成员有30名。

森德勒着手开展的第一项具体工作，就是查清华沙市内的所有卫生防疫机构。当时德国人担心犹太集中营里会有斑疹伤害大面积传播，所以特别允许波兰人参与直接管理。这给了森德勒和同伴们进入的机会。她们每天在集中营进出无数次，很快就和许多犹太家庭建立了联系。森德勒主动向这些家庭建议，先把他们的孩子带出集中营，但是也坦言自己没有十足的成功把握。

“即便能够带出去，你能保证我们的孩子活下去吗?”有家长反问。另外，犹太人最关心的问题不止于此，他们更担心孩子们改变信仰。因为当时每个走在街上的孩子随时可能被盘问是否会“主祷文”，纳粹判断一个人是否犹太人的依据之一就是信仰和祷告。

森德勒没有退缩，一再和几个具有影响力的拉比代表沟通。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眼睁睁看着一批批家庭又被塞进卡车，驶向死亡之地。最终，他们终于认同“保证孩子们活下去是重中之重”，答应把孩子们交给这个无数次为犹太人痛哭流泪的波兰女孩。

营救工作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开始，她把一些孩子说成是斑疹伤寒患者，用救护车运走。接下来，为了把更多孩子运出去，她动用了一切可用的东西：垃圾袋、工具箱、商品包装箱、装土豆的袋子、棺材，等等，凡是能用的都用上了。

社会救济局在华沙有10个分局，森德勒在每个分局都至少争取到一个愿意帮助她的人。波兰的一个进步地下组织也注意到她，开始向她提供经费和支持，协助她救出这些孩子。在这些人的帮助下，森德勒和同伴一起制作了上千份假证件、假签字，作为被救犹太儿童的临时身份证。随后她再把这些持假身份证的孩子送到各地的修道院、孤儿院，或者送给一些家庭寄养。

为了保住这些被救出来的孩子，她让孩子们把新名字在心里默念上百遍，一遍又一遍教孩子们背诵《圣经》中耶稣教导门徒的“主祷文”，并且带领他们做睡前祷告：“亲爱的主，现在我要上床睡觉，求主保守我的灵魂，如果我在醒来之前死去，求主接纳我的灵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她和母亲与救出来暂住家中的孩子们一起掰饼、饮杯。

营救期间，森德勒软弱的时候常常走进教堂和神父沟通，寻求支持并一起祷告。教会是给她最多精神支持和实际帮助的地方，“我最可信赖的是我在教堂的那些姊妹们”，她后来回忆说。

那段日子，她深切地盼望着战争尽快过去。她不仅想让这些孩子活着，还想让这些孩子有朝一日恢复自己的真实姓名，了解自己的身份，甚至可以回到亲人身边。于是，她把每一个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家庭住址都记在小纸片上，塞进罐头瓶，然后埋在了邻居家的一棵苹果树下，就这样，她不为人知地保存了被她拯救的2500名犹太儿童的资料。许多年后，这成了记录她营救经历的书《藏在瓶中的生命》(Life in a jar)的标题由来。

不幸的是，纳粹不久后就察觉了森德勒的行为。1943年10月20日，她被盖世太保逮捕，关进监狱，受到无数次严刑拷打，甚至脚骨和腿骨都被打断。盖世太保一遍又一遍要她说出同谋和被救儿童的名字，但是，自始至终，她没有说出任何一个名字，反而对同监室的人说：“我现在是一个士兵，士兵就必须战斗!”

最后，森德勒被处以死刑。不过，这项宣判并未真正执行。波兰地下组织买通了士兵，在通往刑场的路上，押解她的士兵放走了她。在官方记录上，她已被处死。

默默无闻54年，低调谦逊

从此，森德勒消失了。但实际上，她一直在用假名字约兰塔(Jolanta)继续工作。《今日美国》的一篇报道如此描述她：“许多年来，一头白发、温柔而又勇敢的伊琳娜·森德勒，在华沙的公寓内，默默无闻地过着低调谦逊的生活。”

战后的1948-1949年间，森德勒曾经被共产党秘密警察监禁。被释放后，她挖出埋藏在地下的材料，以便找到领养这2500名儿童的家庭。绝大多数孩子的父母都死在了集中营，但孩子及其亲戚们分散在欧洲各地。她想方设法让他们和亲人团聚。

战后的波兰政府实施对反法西斯人士的压制政策，同时对包括森德勒在内众多在二战中表现英勇的波兰人予以封杀。直到1965年，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向那些在战争中帮助过犹太人的“国际义士”颁发奖章，森德勒这个名字才开始浮出水面。大屠杀纪念馆的名字Yad Vashem来源于《圣经》：“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有纪念、有名号”的希伯来语原文发音为yad va-shem。

其实，1967年，大屠杀纪念馆的人员曾经模糊地认出过森德勒，但并未证实。直到1983年，人们以她的名字在纪念馆旁边种了一棵纪念树，名为“Irena Sendler树”。

世人对森德勒知之甚少，森德勒从不向周围人提起自己的过去。随着战争阴霾渐行渐远，她一如既往默默无闻地做些社会工作。直至偶然的一天，美国4名学生的一番调查，才打破沉寂，将一个完整的“女辛德勒”展现在世人面前。

那是1999年秋季，森德勒已经隐姓埋名54年，同题材电影《辛德勒名单》热映已过六年。彼时，美国堪萨斯州一所乡镇中学里，诺姆辅导他的学生为参加“美国历史纪念日”竞赛活动选课题。“你们要选择那些能够改变他人，甚至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人物。”他鼓励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社区，走进家庭，去寻找那些值得尊敬的历史人物。

梅根·斯蒂伍德和另外3名九年级的女生，接受了诺姆的建议，决定组成一个团队去开发一个有意义的选题。诺姆随手递给她们一本1994年3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其中一篇文章里有一句话提到：“另一位辛德勒——伊琳娜·森德勒于1942-1943年期间从华沙的犹太人集中营救出2500名孩子。”他提醒孩子们，不要全信这篇文章，也有可能存在印刷错误，比如在250之后多加了一个零，因为毕竟辛德勒才救了1100个犹太人，而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女人的故事。

于是，4名女生开始寻找资料。网上搜索森德勒的名字只有两个词条，全部来自同一网站：犹太正义基金会，发邮件询问对方，回复确认数字无误，但却再没有其他任何相关信息。接下来几个月，她们利用放学和周末时间，跑到档案馆和图书馆查找二战的各种资料，甚至查看了二战纪念碑的所有名单，希望找到森德勒最后的安息地，却依旧一无所获。

最终，2000年，犹太正义基金会传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森德勒还活着!住在华沙，已90岁高龄。当时，这位年迈的老人住在华沙的一家养老院，坐在轮椅上，行动十分不便。这个消息让学生们兴奋异常，她们决定要大力宣扬这个故事，于是通过广播报纸，寻找那些在战争中被森德勒救出的幸存者。很快，森德勒的故事逐渐传播开来，许多幸存者聚集在一起，回忆这位老人当年的义举。

许多当年被救的孩子给她打来电话：“我还记得你的模样，我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多亏了你，我们才能活到今天，我想来看望你。”森德勒回忆说：“有一个画家打电话给我说，‘我记得你的面容，正是你把我带出了集中营。’我收到了许多类似这样的电话!”她为这些孩子们感恩。

另外，通过多方支持，这四名女生还排练了一出话剧，名字叫做《藏在瓶子里的生命》。她们到各地的教堂巡回演出，从小镇演到州府，从堪萨斯演到纽约，从纽约演到加拿大。她们把演出所得的收入放进一个瓶子里，作为资助森德勒以及当年救助人员的经费。姑娘们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去华沙演给森德勒看，并且亲手把这些经费交到她手中。

有一天，一位犹太商人被这出话剧深深打动，决定资助姑娘们到华沙演出，并去看望森德勒。2001年5月22日，在诺姆带领下，这4名女生及其部分家长启程前往华沙。他们终于见到了当时91岁的森德勒，只是后者健康状态已欠佳。

“尽力组成传播良善的链条吧”

森德勒见到大家也激动异常。她说：“我无法表达我的激动。我很高兴，但是又觉得有些愧疚。因为当年与我共同奋战的同伴都已去世，而所有的荣誉都归在我的头上。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你们的感谢，你们让我的祖国和全世界的人民了解到当年那些勇敢的人，你们将我50多年前的工作传承下去，你们真是我最敬爱的人!我播下的不是粮食的种子，而是良善的种子。尽力组成传播良善的链条吧，大家都来呵护它，让良善的事越做越多。”

随着森德勒的故事浮出水面，世界各地的媒体纷至沓来。大家发现，其实，进入老年的森德勒也从未停止过为正义发声，1967年，在阿以战争期间，她公开宣称支持以色列，并因此被强迫提前退休。

此前，她以约兰塔的名字做过老师，还担任过几所华沙医学院的副院长，并曾在教育和卫生部工作过。其间活跃在许多不同的社会工作领域：帮助筹建了一些专门收养孤儿的机构和关注孩子、家庭和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中心。

这促使世界各地的许多机构开始以各种形式传播这位老人的爱、良善和勇敢。2002年，美国堪萨斯州决定将每年的10月20日定为森德勒纪念日，这是当年她被纳粹逮捕的日子;次年4月，纪念森德勒的个人网站建成(www.irenasend-lar.org)，随后另外一个旨在为世界各地贫苦孩子提供帮助的网站LIJ“LIFE IN A JAR”成立，该网站由堪萨斯州的几名女学生、为他们提供资助的犹太商人以及相关人士组成，旨在“修补这个世界”(Repair the world)。

今年32岁，身为LIJ志愿者的梅根说：“我真的希望竭尽所能了解她的工作，并从中汲取经验。如今能够参与到这份事工中，我感觉就像是上帝亲自带领我成为这个伟大团队的一份子。”

2003年，教宗保罗二世亲自写信给她，赞扬她在二战期间的卓绝努力。2004年8月，波兰总统和夫人一道登门拜访了时年94岁的森德勒。三个月后，她的个人传记在波兰出版，引起巨大反响，亚马逊网站上本书下方的近百条留言中，世界各地的读者认为这个关乎“爱、良善和勇敢”的故事足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许多人慨叹“它应该更早出现”。

2007年1月，森德勒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同年3月，波兰政府授予她“国家女英雄”称号。大约一年后的5月12日，森德勒去世，以天主教的仪式葬于华沙公墓。媒体以“万人空巷，盛况空前”来形容这位老人的追思礼拜。

2009年4月，根据森德勒的故事拍成的电影《勇敢的护士》(Brave Nurse)上映。电影末尾，导演哈里森特意录下了森德勒生前的影像资料，这位白发老人在镜头前平静地说：“我们必须为了美好的事物而战斗，我们一定会胜利。我坚信，良善一定会获胜，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有力气，我会说一切美善的都是最好的，它包含了爱、宽容、谦卑，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