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再无英雄 ——写在金庸离世之后

导读：金庸提到自己最喜欢令狐冲、杨过、萧峰。他不愿再树立郭靖一般的完美英雄。即便金庸自己，父亲横死、儿子自杀，他一个人抗笔如枪，站在家族的河流中央，香江无语，一片萧瑟。宇宙间，凭谁可问？还是只好硬生生将悲伤无奈吞下，在韦小宝得意的笑声里就此封笔。

《境界》独立出品【时评】

文 | 知闲

播音 | 伊然

2018年10月30日，金庸离世，华人世界一片纪念之声。

曾有人问金庸：“人生应如何度过？”金庸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古人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如今从网上各处所见的悼念文章可知，“凡有华人处，皆可谈金庸”。其离去亦被解读出许多象征意义，最终未能如己所愿悄然谢幕。

何者为侠？

身为80后的笔者，初中走进金庸的武侠江湖。那时父母在外打工，懵懂青涩的少年不善交际，小城市又缺少娱乐，就躲入了金庸的世界。平时课业紧张，零散读几页总不过瘾；到了节假日，索性备好食物与水，闭门不出，手不释卷。郭靖、杨过、小龙女、张无忌、萧峰、令狐冲、韦小宝，一个个书中人物活现眼前，老友一般陪我走过了少年时光。

少年与青年时读金庸小说，大抵喜爱其中快意恩仇的豪迈与激爽，陶醉于秘传绝艺的武功招式，颇有几分暴力美学的味道。“欲除天下不平事，方显人间大丈夫。”“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而后求学、就业、结婚、生子，人生过半再开卷，看到的却是另一番风景。也终于发现“何者为侠”，原来并非不言自明、简单清晰。

何者为侠？韩非子的一句：“侠以武犯禁”，将“侠”划入了贬义词的行列。不过，人们就是喜欢看这类“以武犯禁”的英雄故事，在芸芸众生中一往无前、仗剑天涯。亦在报仇雪恨之余，留下“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的潇洒与“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的痛快。

但是，如果仅仅只是“以武犯禁”，有“武”无“侠”，江湖就失了内涵，变得轻飘琐碎。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写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言而有信，一诺千金，解人困厄，才是真正侠客的风范。即便是金庸笔下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也展现了太史公笔下的侠义精神。如《雪山飞狐》中的平四叔，拖着残躯将恩人胡一刀的幼子养育成人。

金庸塑造的大侠，重情重义自不用说，胸怀胆识更加超卓。《神雕侠侣》二十回中，郭靖对杨过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有人认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金庸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句话，将“侠”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古代侠客关注的是小我，参与国家大事、政治斗争并非自己所愿，例如荆轲行刺秦王不过是还太子丹的人情。金庸笔下的大侠，却将家国民族放在心中。

金庸1955年开始写武侠小说，1957-1961年完成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即著名的“射雕三部曲”。三部小说正是金庸对“侠之大者”的经典阐释之作。以此为基础，郭靖这一金庸心目中完美侠客的形象也随之丰满——他出身平凡，可以体察民生疾苦；他大智若愚，重情重义，有古侠之风采；他奇遇不断、武功高超，却又谦逊有礼、待人宽厚；最重要的，他必须清楚且坚守“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立场，由此所献身的就不是个人的义气与血气，乃是民族大义、国家危亡。

从至情至性，到“有情皆孽”

郭靖是完美的侠客，金庸却不大喜欢郭靖。

金庸不止一次被问到，喜欢自己笔下的哪一个人物。1969年林以亮采访金庸时，他说：“在我自己所创造的人物里面，我比较喜欢杨过、乔峰这两个人物，对他们的同情心最大。”2001年在浙江大学讲演中，金庸提到自己最喜欢的男主角是令狐冲、杨过、萧峰。2007年，金庸在接受采访时再次承认最喜欢令狐冲和杨过。

何者为侠？金庸写给众人的答案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内心深处，金庸却对这种侠客只佩服、不倾慕。金庸喜欢杨过与萧峰，也许是因为他们心境苍凉，仿佛孤独的旅人，不断求索却总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满身伤痕、疲惫不堪，所以对他们应报以最大的同情。相比杨过、萧峰，郭靖太过中正完美，人性太少。缺少了人性中的挣扎与拧巴，人就变成了非人，共鸣自然也弱。

金庸说：“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如杨过与小龙女的一离一合，在金庸看来：“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须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世间礼法拘束人的心灵与行为，师生相爱不合礼法。因此杨过必须至情至性，才可冲突各种拘束。

在《神雕侠侣》的后记中，金庸直白地说：“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国家的界限有一天会消灭，亲情、友情、爱情却会被持久的赞美。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到赞美人性真情，民族情结的宏大叙事退场，金庸对“侠”的理解显然发生了变化。

金庸在十五部小说中塑造了两千多个人物，其中栩栩如生、充满人性复杂与纠结、值得细细品味与体悟的人物形象不知凡几。但是，仔细品读其笔下的人情与人性，也常常令人扼腕。

金庸的好友陈世骧评价《天龙八部》说：“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写到尽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魍魉和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其中有被爱情扭曲者如阿紫，有被仇恨扭曲者如游坦之，有被权欲扭曲者如慕容复，有被嫉妒怨毒扭曲者如马夫人，也有陷入情欲网罗的段正淳，挣扎在国家民族夹缝中的萧峰——萧峰为洗刷民族的仇恨献祭了自己的生命，是一出真正的古希腊式悲剧。

金庸笔下令人印象深刻、又爱又恨的扭曲人物实在是不胜枚举。武功高超的有西毒欧阳锋、东方不败、金轮法王、天山童姥、绝情谷主公孙止、梅超风、李莫愁、归辛树夫妇等，功夫平常惹人厌恶的则有杨康、裘千尺、郭芙等等，甚至没有出场的人物如金蛇郎君也令人脊背发凉，深感人心险恶。

人性是经不住仔细观察端详的，客观描画人性的小说常会变为恐怖小说，将人性美化的浪漫主义小说，又会被批评违背真实，金庸也身处两难境地。他不愿一再树立郭靖一般的完美英雄，而想要书写真实的人性，又“拔剑四顾心茫然”了。

突围无路，退隐江湖

作为小说家金庸所面对的难题，正是中国文化的难题。他笔下的英雄表面舞刀弄棒，骨子里却是诗书传家，要内圣外王，要持守仁义，即便是杨过的反礼教，也不过是小骂大帮忙，基本属于在野党的青春期叛逆。

其实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情结，古希腊英雄可算作其中著名的代表。他们或者勇武过人、或者智计百出，但人性的弱点同样引人注目。如著名的奥德修斯，出于嫉妒杀害了一百名妻子的追求者，又如赫拉克勒斯的到处留情，阿喀琉斯的鲁莽暴躁。民众并不因其缺点而取缔其英雄的名号。不像吾国吾民，书本上越是要求英雄有道德洁癖，现实中大家伙活得越是苟且，然后就越是要求英雄完美到不像人的地步，仿佛陷入文化的死循环。

到了1969年，金庸写《笑傲江湖》的时候，才真正厌倦了继续玩造神的游戏。《笑傲江湖》是金庸晚期一部与众不同的作品，从以真实历史为背景彻底走向了虚幻的江湖。在虚幻的江湖中，侠客不再受“为国为民”政治正确的铁律羁绊，“侠”字也就有了重新解读的空间与可能。

《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左冷禅、东方不败、任我行是清一色的枭雄，追逐权力也被权欲所累。任盈盈、林平之、岳灵珊则是野心家的牺牲品。作为主角的令狐冲，更是一个不合格的侠客——没有“为国为民”的大理想寄托情感，对权力争夺也不感兴趣，纠缠不休的只剩下儿女情长，最终选择退隐江湖。

金庸最后的作品《鹿鼎记》，走的更远，写的更奇，反英雄的韦小宝成为了主角，颇有后现代主义消解一切的味道。韦小宝出身妓院，油头滑脑，武功稀松平常，唯一擅长的功夫是逃命用的神行百变。如果说令狐冲尚且还有一股任气，胸中藏着扶助弱小的侠肝义胆，那么韦小宝则贪财好色、撒谎耍泼，连基本的侠客气质也没有了。

一路下来，作为侠客的郭靖，为国为民；到了令狐冲与韦小宝，自身都成为了需要被救赎的对象。在权谋、欲望的泥沼中，令狐冲与韦小宝唯一能做的就是独善其身，退隐江湖仿佛成为最好的选择。金庸造了一个虚幻如梦的江湖世界，张开双眸端详众生万相，所图岂止是表现人性？

作为一个旅人、一个问道者，金庸仔细寻觅的是人生终极的理想与归宿。可惜从起头的《书剑恩仇录》到最后的《鹿鼎记》，金庸留给读者的并不是一个完满的句号，而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生不可能永远美满，因而茫然的感觉在所难免。”

金庸想要参透奥秘之事，获得人生的解脱与逍遥。世间忧患、家国情仇，好像一道道枷锁束缚住了他和他笔下的人物。杨过、萧峰、令狐冲、郭靖、张无忌、韦小宝，他们不过是金庸一次次突围的尝试，以他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和智力常识，一试身手，看看能否在江湖上闯出一条道路。

可惜，金庸没有找到出路，江湖比人大。越是透彻的看清人性，越难免如金庸一样感到“茫然”。最终他与池田大作握手，相逢一笑，走进一片虚无之中。

谁救我们脱离人性的江湖？

古老的以色列民族同样渴望自己的英雄，可以重振民族声威，再造辉煌。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人很难承担这个角色，因此圣经里无论多么伟大的英雄人物、士师和圣王，都被如实暴露出人性的软弱甚至不堪。即使他们最念兹在兹的大卫王，也脱不开奸淫与凶杀的龌龊桥段。

圣经里是如此描写人性的：“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倚天屠龙记》中明教众人在光明顶唱到：“生亦何欢，死亦何惧，喜乐忧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强颜欢笑了，怜人其实更是自怜。这世界本就服在那恶者的手下，将人从家国苦难、生命危局中解救出来，实非易事。

即便金庸自己，父亲横死、儿子自杀，他一个人抗笔如枪，站在家族的河流中央，香江无语，一片萧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怎能不“怆然而涕下”？即便只是金庸心中念念不忘的“好人应该有好报”，在现实中也会如此尴尬无奈，而他就只能将这无奈硬生生吞下。

小说中人，不知该向谁质疑，于是只能绕过苦难、无视苦难，靠灌下几坛浊酒，唱一曲离歌“笑傲江湖”。而若论无辜受难，恐怕无人能比约伯。义人约伯，全无来由突遭横祸，但他毕竟还有一个可以质疑、询问甚至抱怨、生气的对象——上帝。反观大英雄、大侠客凭借非凡的能力才智，或许可以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可是，不肯示弱、不肯求助，却让他们走进孤独之中。在孤独中，他们封闭对世界的追问，也封闭了自我的真相。所以杨过与小龙女最后要躲回古墓里，才能留给你我浪漫光亮的形象。

金庸笔下的英雄鲜有美满丰富的家庭生活。当无法用外在的江湖风云、国家大事延续人生的充实之后，他们的退隐其实是隐去了空虚之后的茫然。当金庸终于摘去了英雄的面具，露出背后的空洞，也就只能写无字书了。当我们承认，原来韦小宝的人性也在郭大侠身上，或者说，韦小宝其实比郭大侠更能玩转整个江湖，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谁能让韦小宝变成郭大侠呢？最后普天之下，岂不尽是劣币驱逐良币了？

对于如何将人从自身的罪恶与欲望的泥沼中救拔出来，大英雄、大侠客也无能为力。人不能拉着自己的头发自我救赎，除非你承认人不需要救赎。唯一的出路，是承认在我们的头顶、在日光之上存在另一种超越性的正面力量，并且我们允许这种力量介入我们当下的生活。

这其实就是以色列人世代盼望的英雄——弥赛亚所做的，祂会来救赎每个信靠祂的人。“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弥赛亚以完全无罪之身代世人受罚，人的文化无法设想出这样的桥段。更何况，这个英雄最终被祂所救的人挂在了木头上。若真有“侠之大者”，这个才更靠谱吧！无论是李岩、袁崇焕还是萧峰，这个才是真正的舍生取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