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死亡成为一种召唤

导读：在美国旅行时，意外得知绪林弟兄自杀，看到他上述最后的遗言，当时便有锥心痛骨的感觉。总是在听闻那些极度追求纯粹、绝对、超验、内省气质的诗人学者选择这条不归路时，这种锥心痛骨之感会一次次击中我的生命——海子、戈麦、王尧、以及给我指导过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余虹老师……这些敏感而善感的灵魂就这样桑烟般告别……

《境界》独立出品【节日特稿】

文|喻书琴

绪林弟兄的自杀

“上主啊，愿你开启希望之门!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

“没有什么眷恋，(奇怪么?)却沉滞，惧怕;上主啊，赦免我，我原以为总会有些好奇的，但好奇心显然被压抑了。上主啊，我打碎了玩具，你不要责罚我;然而，就是责罚我，也请给我勇气面对未知的一幕。啊，我终于要知道真相了。我不好，我平庸，我德行有亏，洛克的墓志铭都说：让我犯下的邪恶随着尘土掩埋吧。我除了祈祷宽恕，还能做什么呢?请不要看我的罪和错。”

在美国旅行时，意外得知绪林弟兄自杀，看到他上述最后的遗言，当时便有锥心痛骨的感觉。随即看他2015年的微博文字，看他豆瓣上那篇日记《未曾虔信》，看崇明弟兄的《行过死荫的幽谷：纪念绪林》，深受震撼，潸然泪下。

总是在听闻那些极度追求纯粹、绝对、超验、内省气质的诗人学者选择这条不归路时，这种锥心痛骨之感会一次次击中我的生命——海子、戈麦、王尧、以及给我指导过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余虹老师……这些敏感而善感的灵魂就这样桑烟般告别……

那几日早上，沐浴着加州的阳光，和丈夫孩子漫步在湾区美丽清幽的山丘小路上，虽然田园牧歌，虽然岁月静好，享受着尘世间可触的现世幸福，但我却依旧怅然思忖着绪林弟兄的自杀，似乎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孤独感和忧伤感，出世的，彼岸的，那根“灵魂颤栗之线”在牵引着，思绪飞到14年前，2002年，那个23岁的自己。

青春时代的我也是一个追求绝对纯粹的女生，对外部世界比较钝感，对内心世界极度敏感。唯一热爱的就是在内宇宙深处做无穷无尽的探索与拷问，所以，对于内心深处的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虚与实、灵与欲的挣扎非常敏感，这导致内心的极大张力。

我想，每个人内心都有这种张力。但那些心性纤细敏感，热爱诗歌、艺术、美学、存在主义哲学，并渴望在此在世界践行纯粹人格理想的知识者，对这种张力的感受会比一般人更加强烈，巨大的虚无感、分裂感、痛楚感常常裹挟着灵魂，远远超出肉身的负荷。于是，自杀的意念会屡屡在心中出现，这并不是所谓的“抑郁症”可以简化定论的——正如黑塞所言：“在价值虚无的深渊中，诗人要么自杀，要么成为半人半兽。”

要么自杀，要么信主

2002年，23岁的我在中文系读研究生一年级时，写下这样一篇日记：《观照与聆听》——1989年2月，海子写道：“我已经走到了人类的尽头。”2002年6月，我也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这种绝望。

所有可能的路都尝试过了——最先，寄托于人文理想主义的一生，相信个体活着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精神自足，道德自律的追求而成圣，结果却只让我看到藏在皮袍里的渺小和卑弱;后来，又寄托于审美主义化的一生，认为个体活着的意义就在于体验各种各样精致的自我心性感觉，包括忧伤，孤独，颓废，漂泊感与眩晕感。然而，我越是在深渊中自爱自怜，自怨自艾地沉醉，以为可以忘却存在之渊，越是感到自己处在已逝的青春和未知的死亡之双重阴影下，无法彻底生活在别处，在瞬间，在每一刻的当下;再后来，我既不打算做什么圣人，也不打算做什么诗人了，就像大多数人般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算了，我拼命地吃，喝，睡。一边我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一边虚无主义的心也越陷越深。常想，人生如梦，梦是毫无意义的，人生也同样毫无意义。那还活下去干什么?为继续把梦做完?死亡也如梦，人之所以不选择死，而选择生，只不过像叔本华说的，盲日的求生意志罢了。结果越来越看不起自己。恨不得变成青埂峰下的那一颗石头，从此割断这人间痴爱情长罢了。

只剩下最后的两条路：要么自杀，要么信主。

对于信主，我不太有信心，尽管我从大二就开始听道，大四就受了洗，但我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文化基督徒——我只在形而上思想领域强烈认同祂，但就我个体存在而言却很少与之发生实质关联——我太相信可以靠自己了。根本原因源于无神论：尽管我不断“真诚”的推理、假设、思辨，还是对神到底存不存在半信半疑。

至于自杀，我已准备好了。在6月23日的日记里我写道：“死并不是问题，如果死能解决一切其他问题的话。”

我记下自己解决不了的三个问题：1、活着有无意义?2、即使有的话，意义在不在神那里?3、即使在神那里，伟大的祂的存在与渺小的我的存在有何相干。

的确，从大二开始，我就开始参加教会团契，那时，刘小枫先生成为我精神的领路人。我每天捧着《走向十字架的真》、《拯救与逍遥》、《沉重的肉身》等书读得如痴如醉，也写了不少探索终极意义的文章，办社团、出报纸、写文章、关注启蒙话题，相信有一个“形而上学”的道的存在，算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直到读研后，社团不办了，报纸不出了，文章不写了，青春的激情热血也渐渐平息下来，我反而有更多安静的时间和空间来面对自己，尤其面对自己所恐惧的“必死性”这一事实，上述被悬置和遮蔽的问题才凸现出来，并日益纠缠于心，我转而开始怀疑这个“形而上学”的道(神)本身存不存在!而接下去的怀疑是：如果道(神)真的不存在，我为何还要充满理想主义的坚守呢?

是啊，反正我是必死的，为何还要理想主义的生呢?为何不活得逍遥一点，妥协一点，享受一点呢?

工作的挣扎，思有邪

面对信仰的怀疑态度也影响了我面对生活的暧昧态度，也表现在我对工作问题和感情问题的暧昧处理上。

那时，我找了一份报社兼职工作，但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倦怠这份工作。越来越感觉到，我所报道的新闻基本上都得以市场趣味为中心，但表面上也要披上一层精致的文化的外衣。要为这些泡沫式的东西处心积虑，便有些不是滋味，觉得很浪费时间。

另外，我发现，在里面待久了，我开始变成一个心浮气躁、意乱情迷的人，与我原先仅仅是为了赚钱供养自己的初衷越来越远，写着哗众取宠文化快餐式的新闻，堆着八面玲珑职业化的微笑，我不由自主被卷入一个喧嚣而缤纷的社会大舞台：采访、打电话、出入高级写字楼、与文化界的名流打交道，最后还卷入了一场极为荒唐的笔墨官司，见到教授间为了丁点利害关系而勾心斗角，落井下石，甚至大动干戈，更是引发出我的愤世嫉俗之感。

我觉得我自己也在一点点变得同流合污。但毕竟，我受了那么多年人文理想主义的熏陶，无法完全的游戏人间，这使得很多时候我的生活和心态变得很分裂：去采访的路上，我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读着刘小枫的神学文字，激情澎湃，但一到目的地，马上摆出职业化的应酬神情，冷静算计着如何以最快的效率炮制文化快餐。自己还感伤地在日记中写道：“一边是校园，一边是城市;一边是书香墨影，一边是衣香鬓影;一边是淡泊如菊，一边是欲望如潮，我行走于两端之间的钢丝上，小心翼翼。”

情感的挣扎，爱无能

那时，我也卷入一份复杂感情。因为歉意，因为情欲，因为自己的报恩思想，因为对方的不舍追求——因为很多错误的“因为”，我最终还是和对方走在了一起。

但没过多久，我也开始倦怠这份感情。虽说最初交往中也有很美好的东西，比如阅读经典，比如写作诗歌、比如畅谈思想……但就像所有的校园爱情一样，这些质地都太轻盈，只是自我为中心式的浪漫而已。我大学时已经历过初恋的爱情，认为第一次值得珍藏于心，第二次就乏善可陈了，更何况，当时我的虚无感已越来越深，并渗透到爱情上。

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最痴迷的就是与他讨论信仰，而非爱情。我认为，在信仰本体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任何现象界的实践都是软弱的、荒谬的、可有可无的。于是，我会反复问他：“如果没有永恒，人为何要读书、工作、结婚、成家呢?为何要爱呢?”也会反复问自己：“如果没有更深信仰的盼望，没有更高纬度的支撑，此在的婚姻情爱有何价值呢?

没有寻到信仰，灵魂始终无法安息，空洞的心岂能生出爱的能力?我日益意识到一个令我恐慌的事实，我只能在想象中去爱人。面对一个真实的个体，我无心去爱，也无力去爱，一度想着不如分手，却还是将错就错、得过且过，将感情耗了下去。

在虚无中自嘲，也在虚无中自怜

是的，我倦怠我的工作，但又认为既然有点钱赚，就凑合着继续吧;是的，我倦怠我的感情，但又认为有个人陪，就凑合着继续吧;虽然我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不纯粹，却懒得改变这种分裂的生活状态。

如果说，大学时代，我虽然高调浮夸，但还算是一个认真的理想主义者，在法院实习的分裂经历曾使我义无反顾地选择理想主义式的跨专业考研，到了研究生时代，我的理想主义情怀却江河日下，一败涂地，反而失去了唐吉珂德式的勇气。仅仅是因为年岁渐长，热血冷却吗?多年后，重新审视，我发现，最深层面的原因却源于虚无主义的毒刺。

这种虚无主义的冥色也笼罩在我读研后的每一篇文字上。我在虚无中清醒，也在虚无中沉醉;在虚无中自嘲，也在虚无中自怜。我虚无，但并不是彻底的虚无;我享乐，但并不是彻底的享乐。在我的工作经历中，功利与淡泊同在;在我的感情经历中，暧昧与古典同在;在我的修悟之路中，自救与怀疑同在，在我的审美之旅中，眩晕和清醒同在;许多无法理解的悖论都交织在我的思想性情里互相撕扯。自我分裂的痛苦如此真实!

不再有光。我渴望回到从前，但也冷静地意识到回不去了。大学时的理想主义情怀不过是一种人造的光，被青春、被热血、被激情包装起来的光，却没有看到存在本身的虚无，更没有看到自我本身的分裂。从某种意义上说，看到虚无和分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盼望生活像天使，实际它像垃圾”

所以，研究生的时候，我爱上作家北村的书。第一次他那种残酷而悲悯的讲述方式，便直觉这个叫北村的中国作家身上有强烈的罪感和救赎意识。

于是，开始留心收集北村的其他作品。其实北村小说的语言并不算出色、构思也不算精致，但却深深的打动了我。或者说，深深打动我的是他笔下的那些主人公：《伤逝》里的子君、《张生的婚姻》里的张生、《玛卓的爱情》里的玛卓、《水土不服》里的康生、《公民凯恩》里的凯恩……

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都自以为义，自以为良善，但很快借着最普通的现实生活发现了自己人性中的恶，这让他们震惊和躲避，他们想抗拒这种恶，却无法超越自己的限度;他们意识到需要有更高维度的救赎，却没有找到出路，终于陷入绝望的挣扎中，大多以自杀告终。

他们说：“我们盼望生活像天使，实际上它像垃圾。”

他们说：“我早就看出人不可靠，只要一有条件，他就犯罪。”

他们说：“我们像走迷的羊，都走在自己的路上，我巴望尽快离开这条黑暗的河流，一定有个安慰者，来安慰我们，他要来教我们生活，陪我们生活。”

一次又一次，我读着北村小说中这样的句子，泪流满面，那时，我分明意识到，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

北村小说的主人公大都自杀了，然而，那毕竟是虚构，我又开始考察真实的人的自杀——诗人的自杀。我近乎偏执地在图书馆寻找有关诗人自杀的文献资料，三毛、戈麦、顾城、海子……也近乎偏执地纠缠于同一个问题：是什么让这些精神敏感的人走上这条不归路?而查考的越多，关于诗人真实的一面也就更深的浮现出来，顾城的自我美化、海子的自我分裂、常常让我去更深思考人性的复杂，以及我自身的复杂。

记得读大学时，象许多文艺青年一样，我曾将这些自杀的诗人当作精神烈士一般崇拜，相信诗人是世界之光，照亮这污浊世界的黑夜。就像荷尔德林所言：“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然而，到了读研究生时，我逐渐发现，诗人其实只是寻找光的人，也不知不觉把自己当作光的人。

我想起到海子，他渴望成为太阳，实践作为光的一生，然而，最终看到真实的自己和想像的自己之间的分裂——不是神，只是一个人;不是光，只是黑暗的一部分;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分裂，但有没有找到神，没有找到真光，于是，死成为唯一的告别。反倒是北村对人性真实的洞察更让我感同身受：

“诗人额头上出色的光环/让人头晕/当他神圣的形象破碎后/神的脸从后面浮现出来/这就是诗人的一生。”

“爱也如何穿越心肠/等我融解为尘土和卑微/不再自尊/天才的光辉黯然失色/怜悯就愈加神圣和尊严/痛苦像烟一样上升/它去的地方也是祈祷所到达的/怜悯听从绝望的天才/有谁愿意和这样的尘埃亲近”

是的，我真实看到自我的分裂——这是走向福音的第一步。因为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我越来越深相信福音的一个核心教义——“我没有义”、“我不能爱”;

然而，我拒绝解决自我的分裂——这是走向福音的第二步。为什么?或许还是虚无这根毒刺的辖制，叫我无法相信福音的另一个核心教义——不相信神的实存高过虚无，神有更高的义、更深的爱。

因此，我的问题仍在原地徘徊：虽然看到自己对于罪的无能，虽然看到自己对于爱的无力，只是自嘲却懒得悔改。殊不知，这是另一种骄傲。昔日，是自义者的骄傲。今日，是自嘲者的骄傲。

印象最深的是有段时间看巴尔塔萨的《神学美学导论》，每每阅读时，都能穿过语言之维，抵达神圣的本体之美。我沉浸在那样的境界里，或喜悦或流泪。但一旦抛下书回到现实生活状态，回到人群之中和世事之中，我又变得不快乐了，而且看什么都是冷嘲热讽的口气，不断要和内心的贪嗔痴做殊死斗争。

在这种张力下，我开始厌倦这样分裂的生，甚至向往一种纯粹的死。记得我在巴尔塔萨那本《神学美学导论》最后的空白页上，我曾写下这样伤感的文字：
不止一次渴望死亡。我相信只有死亡才能获得一次性永久的幸福，先是光，然后是翅膀，最后是摇篮，每一个人都象婴孩一样躺在流蜜与奶之地。

世界真令我们沮丧，我们真令我们沮丧，生之年真令我们沮丧……读着此书，想着自己的在世残身，想着已走过的路，正走着的路，未走过的路，当然，还有蹒跚的足迹，自己对自己的不满——走得太糟糕了，仍然毫无起色的样子，才发现人最尖锐的沮丧就是行在幽暗之域，得不着神的光照与美。

其实明白是自己的原因，不是神不向我敞开，而是我不向神敞开，愿意，就是没有能力。真的，我们本是不晓得如何去生活的。想着自己的渺小与罪过，想着神的爱与在场——他一直在场，我却关他在门外，充满了悲伤，泪如泉涌，也很幸福。什么也不要，只想单单和你在一起，那时，我见到光，见到翅膀，见到摇篮，见到我眼神明亮，见到我自由飞翔，见到我就躺在你的肩上。

“爱是永不止息”

于是，2002年6月，我做好自杀的准备。那时，我已经对红尘毫无眷恋。那些功名利禄，那些职业规划，那些现世享受，从来不曾在内心深深吸引过我;

而那些现实责任，那些人伦情谊，也很难成为支撑我继续活下去的动力——我的原生家庭有太多痛苦阴霾，因此亲情不足以温暖我活下去;我对男朋友的感情日益倦怠，也不相信换个男生会好多少，早深知人都是有限、有罪、有死的，男人内心反而比女人更脆弱更世俗。因此，爱情不足以羁绊我活下去;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却找不到在同样精神危机中泅渡的知音，因此友情不足以挽留我活下去;

唯一能牵引我活下去的找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存在的意义安在?”的终极答案。但慕道4年，我依然无解。

所幸，准备自杀之前，我还是迟疑了一下，第二天，在最后的绝望中，打了个电话给好朋友郭锐弟兄。我问他：“如果真有一位爱人的神.难道不应当赐人类死亡，归彼大荒，就像青埂峰下的石头一样，结束一切痛苦吗?”

郭锐弟兄并不知道我的弦外之意，但他说到：“可是灵魂不死，灵魂才是神赐给人的最好礼物，教信他的，不止没痛苦，反而还有灵魂的幸福，这岂不比做虽然没有痛苦但也没有灵魂的石头更好?”

听了这话，我一下震撼住了。有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如同一线微光忽地照在寒气森森，锈迹斑斑的地下室的窗内，连尘埃也明亮了。

也正是他这句话，让我开始有了生的勇气。两个月后，我在日记上这样写道：我想，我真正从生命深处认信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虽然有点神秘主义和柏拉图化。但我知道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我现在还处在开始阶段，就象刚出生的婴儿，它对一切在之奥秘都充满好奇的疑问，但这些问题不再像以前只是为了得到理性智性上的愉悦，而是为了真正解决灵性上的虚空与饥渴。

两个月来，好多的问题多有了答案，因为神只看顾真正需要祂的人的心。我以前不就象“聪明”的法利赛人吗?其实仍是灵里的瞎眼而已。

有时，也会担心对上帝之思会不会阻碍圣灵的切入?对神学及神学家的迷恋会不会减少对神本身的爱?带着太多希腊哲学观照的烙印会不会回到因思想行为称义的路上?

感谢神，不轻看忧伤悔改的心。每每想到自己的混浊和神的澄明时，总是泪流满面，甚至渴望死去与祂同在一起，这岂是理性能达到的?

每每读到舍勒、薇依、巴尔塔萨、克尔凯郭尔作品中涌荡的纯美时，更能体会到神不可言说的奥秘，一面挚爱地敞开着一面又羞涩地隐蔽着的奥秘。这岂是审美能感到的?

每每发现个体之思却无法抵达哲学所思之神时，才进一步体会到若不籍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没人能到父神那里去。这又岂是人能想到的?

不知是不是生命有了真正的改变，我开始认为，学习神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思出上帝，而更是为了活出上帝——做一个渺小的基督徒比做一个伟大的神学家重要得多。因为对于每一个个体，包括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介此之间虽劳作如蝼蚁却还仰望苍穹的你我他而言，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知道并感受，参与和分享基督的永远在场之爱。

最大的收获则是，越来越感到，在默祷、冥想、神游中感受基督与在现世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并不是一回事，但又密不可分。我想，后者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艰难的，但绝对是神对人的最大祝福。是比前者的奥秘还要大得多的奥秘。我也愿意更多地从认识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开始，从经历神(我活在基督里面，基督活在我里面)结束。

而这种观照，这种聆听，这种属灵生命的践行，仍将永不止息。

“温柔引导我回家”

感谢神，那一年，借着理性的归正之旅，借着情感的医治之旅，借着意志上的悔改之旅，我最终真正在泪流满面中接受了救主。那么，是不是重生得救后，就不会再想到自杀了呢?

不是的。其实重生只是一扇门，来到这扇门之前的路“道阻且长”，走进这扇门之后的路依然会“道阻且长”。信主之后的人生，在关键性的几步上也许还会遇到巨大的精神危机。

2004年，由于自己错误的神学观所致，生命中发生了一件刻骨铭心的故事，却完全看不到上帝的带领与恩典，感受到的只是上帝的冷漠和嘲弄，心灵进入山穷水尽的“灵魂黑夜”状态，屡屡想要自杀，死亡再次成为生命中的召唤，直到一年后才慢慢柳暗花明，即使12年过后回想，也依然惊心动魄……

所以，每个个体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深渊。我也只能在自己自杀前夕的心路历程中，很浅很浅地体会绪林弟兄自杀前夕的艰难、焦灼、撕裂、痛苦……正如深渊与深渊相应。所以，对于自杀的逝者，我们需要多一份怜悯、恩慈、尊重，而不是网络上各种咄咄逼人剑气伤人的属灵评判。

面对独特的精神困境，有些人走出来了，有些人没有走出来，可是耶稣基督的怜悯岂不是向审判夸胜么?他岂不是那一位在深渊之上、尘埃之上、日光之上的那位救赎主吗?

最后，谨以张鹤姊妹的午夜祈祷作为对绪林弟兄的哀思与抱慰：
不知道他，就像不知道某些名贵的植物和绚丽的星辰;
不认识他，就像不认识那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今晚，有一个时刻我在祈祷，为着纯粹个人的念头;
同一时刻，一个诗人，
在单薄的纸上，刻下缺少诗意的句子;
沉重到压碎好多人的呼吸……
我主，我不知为我的弟兄如何祈祷，当他的身体渐渐冷却，
那曾经热烈的灵魂，必会轻盈地飞升，
求你收留，让他穿越他的惊恐，
栖息在你流泪的胸口……
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