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到底是谁可以做的？

导读：自从离开故乡上海，我走过许多地方，见过说着一口山西话、自认是中国人、想要落叶归根的加拿大老外；见过在金三角垦荒的国民党老兵和无法回国的上海知青、红卫兵小将；还有留在中国的日本二战遗孤，带着泪水一脸困扰地问我：“我还可以继续回去做中国人吗？”

《境界》独立出品【新视点】

文 | 草懿珉

播音 | 喜乐之子后期 | Jack

扫码奉献，同作主工

之一 我还可以继续做中国人吗？

我在日本进修期间，曾应邀去参观一个画展。看到几幅很有功力的中国画，顺口说了一句，没想到还有中国画画得这么出色的日本人。朋友听了不禁大笑，说一定要带我去见识一下这位日本人。于是我得以结识我所认识的日本人之中最难忘记的一位。

她是一位单身的老年妇女。一个周末，她邀请了几个国际学生到她家包饺子。我按着地址赶过去后，不免有点吃惊：原来在东京也有如此简陋的住宅区，感觉上可能比上海老旧的天山新村还差劲。当大家围着桌子开始干活的时候，经人提问，她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她出生在中国的哈尔滨，但养母却说她的老家是日本的北海道。她的生身父母那时候在奉天中东铁路哈尔滨站工作。当抗日战争后期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突然打到哈尔滨的时候，生母在慌乱中将还是婴孩的她交给了一个中国籍的女同事，请她帮忙先照顾孩子几天，等红军过去后再接回家。她的养母也就是这个女同事后来告诉她，那些天整个哈尔滨的日侨区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不论白天黑夜，一直传出阵阵的枪声和妇女恐怖的尖叫声。等到叫声停了，人也差不多全死光了。

这时除了白俄区，就是在中国人的居住区里面，妇女们也都吓得不敢出门。当然，她的生身父母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她说这些的时候，冷静地像在讲电影里看来的镜头，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在中国的历史书上也找不到这些情节。

（日本二战遗孤）

后来，苏联人终于走了，国共跟着在东北打了起来。乘着铁路还能通到关内，在铁路工作的养父母全家就都跑到了北平，等来了解放。养父母家本来还有一个哥哥和爷爷奶奶，但由于养父母属于在抗战时期给日本人做过事的人，自然吃了不少苦头，养父被当成汉奸给镇压了，爷爷奶奶也跟着郁郁而终，哥哥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死了。所以到了读书年龄，家里就只剩下她和养母两个人。

说到这里，她开始动感情，不住地用沾满了面粉的手去抹眼角，让她看起来就像京剧中的丑角一样，但谁也笑不出来。

开始读书时，她用了养母的姓。为什么别人都是跟爸爸的姓，自己却不一样？她回家问当时当工人的养母，结果引出母亲一大堆眼泪，却没有答案，吓得她从此再也不敢问了。到了文革后期，她跟着同学下乡插队，这才从组织上知道了自己真实的身份。她不敢相信，但也不敢怀疑组织啊。终于有机会回到北京，亲口问妈妈究竟怎么回事，结果母女俩抱头痛哭了很久。

打那以后，她就变了，从一个性格开朗的女孩变成了一个忧郁的女人。“日本人”和“哈尔滨”成了她最怕听见的两个词。可是命运偏偏作弄她，她刚好就在黑龙江北部插队，每次回北京都要从哈尔滨转车。她不知道“日本人”的身份对她而言到底是福是祸：她的男朋友为此离开了她，但中日建交后她又因此被组织安排回北京做了工人，能与养母团聚。她怕受人歧视，所以尽量躲在家里，用学习画画来打发时间。

后来听说日本政府要接回战时的遗孤，养母就出面向日本方面作证。后来终于确定了她的真实身份，但她拒绝离开中国，因为日本政府不允许她和养母一起回日本。她哭了很多天，养母却一直劝她：去吧，去吧！在北京你只能做个工人，去了日本你还可以过得更好一点。

那时侯她很矛盾：养母是她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但作为一个住在中国的日本人，她必须面对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委屈，甚至连自己都痛恨为什么会是一个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而养母最大的心愿是让她这个女儿可以过上好日子。说到这，她放下了手中的面团，坐在桌边，目光呆滞，只有嘴唇还在嚅动。

有位马来西亚的同学小心地问道：那你后来有没有接你养母来日本啊？她回答：“我来到日本以后一直住在东京，没有回过北海道。因为政府在东京给回国的战时遗孤提供了虽然简陋但基本免费的住房，外加每月六万日元的生活费，同时提供语言和职业的训练。所以我就和许多战时遗孤一样，留在了东京。但由于生活习惯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所以社会上没什么人把我们当日本人看待，想找个像样的工作也不容易。”

后来中国改革开放了，但她没有足够的钱去申请养母来日本，只等到最后回北京奔丧。这时她哭起来。大家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忙着找毛巾递给她，接水给她洗脸。

（日本遗孤回哈尔滨祭拜）

最后她说，当她长大以后体会到作为一个日本鬼子的后代生活在中国是多么不容易，虽如养母所愿来到日本，希望能活得有尊严一点。但这么多年下来，她成了一个名不符实的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那可一点也不比在中国当日本人容易啊！此时她的身体开始轻微地抖起来。

“我想还是回中国了却一生算了。但养母死了，我回去干吗呢？”一脸困扰的她最后竟冲着我问了一句：“我还可以继续回去做中国人吗？”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答案可能是什么。同时我也害怕，因为任何冒然的回答都可能再度刺伤她那已经很痛的心。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年间，2012年9月，西安一个普通市民因为开了一辆日系车被参加反日游行的群众打砸，颅骨被砸穿。2024年3月，农夫山泉因为一款产品包装上的中国寺庙设计被网友疑似日本图案而商品下架、网店停播，股价7个交易日蒸发270亿港币。饶恕与和解，离我们更近还是更远了？

不知今天她在哪里？会不会看到这篇短文？我一直还清楚地记得，她向我提问时的眼神。

之二 这孩子也是咱中国人

前段时间，缅北因为电信诈骗又成为新闻热点。在这块与中国云南接壤的土地上，无论传统的毒品生意还是新兴的网络犯罪，都与中国有脱不开的联系。

很多年前，当时我刚出国读书不久，某天有个同学跑来问：“假期要不要一起去金三角闯闯？”我不觉瞪大了眼睛，好奇地反问：“去金三角？干啥？”“去看看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啊！”哈，国民党，蒋匪军！以前可只有在电影里才见到过。虽然金三角这个与毒品连在一起的名字，实在让人心生惧怕，但最终好奇还是战胜了恐惧。当然，为了不让这次令人血压升高的旅行半途夭折，我并没有告诉在国内的父母。直到旅行结束，才在曼谷机场寄了一张印着罂粟花的明信片报平安，自然免不了被他们在电话里训斥一番。

其实，真到了金三角，你会觉得并没有外面传说的那么可怕。相反的，风和日丽，姹紫嫣红。尤其是当你来到泰国、缅甸、老挝三国国境的交汇点上，站在湄公河边，环看山峦湖泊，还真有点指点山河的感觉！然而即使在仙境般风景如画的地方所遇到的人，他们的生活也未必令你向往，甚至还让你隐隐作痛。时隔许久，依然如此。

在那次行程中，我们三两好友花了大部分时间深入当地几个中国人的屯垦点。所谓屯垦点，就是那些经泰国政府允许，由当年国共内战末期逃出中国的国民党残部在那些荒山里开垦出来的居住点。在里面走家穿户，常有时空错置的感觉。如果不是经常被人提醒要喊“师长”、“营长”、“排长”之类的头衔，很难相信这些皮肤粗糙、眼神凄凉又呆滞的老农人，居然就是当年的国民党军队。

为了验证自己的疑问，我曾小心翼翼地问他们是否想回老家看看？嚯！那些原本还是呆滞的眼睛刹那间就充血激动起来。由于我是这伙访客中唯一的大陆人，有一次还差点被一个激动的老头绑了起来。当他把手搭在我的肩头向下一用力，我的腿就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虽有这种遭遇，但我要老实承认，大多数屯垦点的老汉们对我这个大陆小生还是相当关照的。为了派遣我的孤独感，他们还特地带我到村里的中文学校，让我去结识另外两个也是从新中国出来的人。

（被遗忘在金三角的中国知青）

不见不知道，一见还真的吓一跳。原来他们是一对夫妻，居然还是我的上海同乡！当他们突然用已经生硬了的上海话和我打招呼的时候，眼睛都亮了起来。这种明亮，其实就是眼眶中泪水的衬托。原来他们都是老三届的初中生，当年作为在天安门广场接受过伟大领袖检阅的红卫兵，他们主动响应党的号召，来到云南西双版纳插队落户闹革命。后来又主动来到缅甸，为了解放全人类而积极投身缅共对资产阶级的军事斗争。

再后来缅共不行了，继续留在云南插队的战友们也都陆陆续续回城了。但是私自出国的“罪名”让他们再也没有回国回城的机会，只得沿着湄公河继续南下。等他们到了泰国，也只能在这个泰北的国民党根据地找到栖身之所，帮这里的党国下一代补习中文和数理化。因为再往南走就要身份证了，而他们什么都没有。

我很好奇地问：作为上过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是如何与这些老国民党们相处的？又如何教导他们的下一代呢？他们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建议我先看看他们的学校。那学校还真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里里外外都与内地一些地方的希望小学高度相似，只是孩子们似乎更矮小一些。我走进一间课室，想坐到最后一排和孩子们一起上堂课，但很快就发现，我这个不速之客吸引了同学们太多的注意力。我只得放弃。

退出来的时候，我对那位女老师说：我进去的时候，所有孩子都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我，为什么只有第一排靠门口的男孩好像压根没有看到我？女教师叹了一口气，告诉我一个故事——

男孩一家原来也住在缅甸，父亲是一位牧师，深受大家敬重。有一次他出门探访教会的会友，不巧刚好遇到坤沙的张家军在抓壮丁，牧师也被强征入伍了。新兵训练的时候，牧师坚持不肯拿枪，拒绝学习射击，结果被教官一怒之下当众枪毙。

依照坤沙的军规，队伍里死了的人，要尽量把尸体送还给家属。当士兵抬着牧师的尸体来到牧师住的寨子，发现家里只有母子二人。没想到跟进去的教官眼睛一亮，问死者的妻子：“你孩子多大了？”回答：“只有十二岁！”那教官立刻说：“他也可以扛枪了，让他跟我走！”不知是哪里来的胆量和急智，那女人立刻请求：“能不能让孩子先帮我把他爹埋了以后再跟你们走？”“好吧，我一会儿再来接人！”等这伙兵一走，还没来得及哭一下，这女人拖着儿子就爬上了后山，拼命向南逃去。

沿途他们不敢走大路，更不敢进寨子讨吃的，一路都是在山林里闯。几天以后，等到他们好不容易跑到泰国这一边，浑身上下也没有哪块皮肤还是完好的。当人们把母子送到距离最近的屯垦点的时候，母亲已经疯了，白天黑夜抓着儿子的手，怎么劝都不放……

（金三角的中文学校）

我站在课室的外面，透过窗子看着那个孩子，猜不透他正在想什么。老师的一句话打动了我，至今未能忘记——这孩子也是咱中国人！老师的话提醒了我，我忽然醒悟：在这些老兵、老师，还有孩子们呆滞的眼神里，不都深深烙着“逃难”的印记吗？虽然背景不同，出逃的理由各异，但“逃难”却让他们走到一起来了。

我忽然意识到，那些天我是他们当中唯一不是逃难来的中国人。但内心却丝毫没有庆幸之感，相反，我感到“中国人”这三个字是何等的沉重！我不由自主举起了右手，不是要捏成拳头，而是尽量张开，眼睛也自然闭了起来了，默默向上帝祷告：哪一天，这个孩子的眼神也能明亮一点……

之三 他也能算是中国人吗？

作为北美一间华人教会的国语牧师，有一年圣诞节来临之前，我带领一些年轻人和孩子们去附近一家老人院报佳音。那里的老人大都年纪挺大，有些已经迟钝或坐在了轮椅上。但当他们看到年轻人去看望他们，还给他们唱圣诞诗歌，个个都像孩子般兴奋地在沙发和轮椅上扭动着身子跟着唱。场面美极了，温馨极了。

其中有一位穿着中式棉长袍的老先生，开口就用中文和我打招呼，我心里一惊：这个老人院里可没说有中国老人啊！走进一看就更吃惊了，因为他的长相分明就是一个老外，准确点说是一个白人而不是华人。见我走近，老人很激动，握时他的手还在不停抖动，哆嗦着说：“没想到今年圣诞，会在这里见到中国人！”他问我从哪里来，得到确认后他更加激动了：“我也是从中国来的！”然后就老泪纵横地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还在大清朝的时候，他做基督教宣教士的爷爷，就离开北欧的挪威前往中国的山西和陕西一带，做传教士兼医生和教师。爷爷后来在陕西遇到了奶奶——一位加拿大的女护士，也在那里作传教士兼护士。这位老人的父亲就出生在陕西，他自己则是在山西出生的，他的母亲也是一位加拿大的传教士。

（1900年在山西被杀的西方宣教士一家）

老人告诉我说，在他出生前不久爆发了针对洋人的义和团事件。他的父母都是幸存者。他说他的母语是山西话，父母跟孩子们讲话也都是用山西话，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成洋人，而且当地人也没有把他们一家当成是洋人。可是，从他懂事开始，中国就没有太平过。后来总算太平了，可管理国家的政府却下令将他们全家当成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而驱逐出境。老人回忆，他跟着家人来到加拿大的时候还不会讲英文，为此吃了很多苦头。

老人最后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规定，一个人出生在哪里，他就是那里的公民。我出生在中国，为什么中国的政府就是不承认我是中国人？十多年前，我回山西老家去看过，但我不得不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被接待，而我想在中国养老的要求也不被批准……中国是我的老家，从我爷爷开始就住在那里了，可中国为什么就不承认我是中国人？我老了，想叶落归根，可我还能回得去老家吗？”

老人哭了，很伤心地哭了。这和周围庆祝圣诞的气氛一点都不协调。我心里也几乎要哭出来，我问我自己：你承认他是中国人吗？立刻有个清晰的答案跳了出来：如果你不承认他是中国人，那你就是在丢“中国人”的脸，不配作个“中国人”。

后来听说老人在养老院里离世了，他终究没能在地上实现作为一个中国人叶落归根的盼望。他回到了天上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