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法庭》：孩子们为何如此暴力和冷漠？

导读：Netflix韩剧《少年法庭》引起热议，全剧有5宗案件都以真实案件为依据，每个案子背后都设置了一个问题多多的原生家庭。相比韩国，因为城乡分治而成为留守儿童的一代中国孩子，许多人在四重暴力下长大，转而成为犯罪的“易感”人群……

《境界》独立出品【剧评】
文/淮风
播音/喜乐之子

2月底开播的网飞（Netflix）韩剧《少年法庭》题材新颖，不仅网友评价极高，就连IMDb评分也超过了去年的《鱿鱼游戏》。耗时四年进行的剧本构思与调查，反映社会存在的真实问题，这也成了该剧的最大亮点。

全剧有7宗案件，当中除了“徐有悧家暴案”和“蔚蓝青少年恢复中心欺凌案”属于创作外，其他5宗都是真实发生的案件。第一、二集的“延和国小学童分尸案”，更是接近百分百的案情呈现。

“我听说未满14岁杀人是不用判刑的”

在前两集里，一个身上充满血渍的13岁少年白成友到警局自首，承认他杀害并分尸了8岁男童。在法庭上讲述犯案过程时，白成友毫无悔意地说出自己如何用电线勒死男童，肢解分尸，还大笑着说，“我听说未满14岁杀人是不用判刑的，是真的吗？太爽了！”

法官调查发现，这起“分尸案”的共犯另有其人。白成友在自首时，看着远处的17岁少女韩睿恩，原来两人早有预谋。真相是，韩睿恩把男童带回白成友家中，并用电线勒死男童，随后指使白成友在浴室将男童肢解，把器官丢到厨余桶、剁下来的尸块丢进顶楼水塔。真正的凶手韩睿恩因为自己的年龄已经到了判刑的标准，就教唆白成友替自己顶罪。最后，韩睿恩被判处最重刑期20年有期徒刑，未满14岁的白成友也受到最重保护处分，进入少年辅育院两年。

剧情改编自韩国轰动全国的真实案件“仁川国小女童分尸案”。案件发生在2017年，金某与朴某两个女高中生有预谋地诱拐女童，带回家中谋杀、分尸并弃尸。她们是通过交友软件认识的，两人总是互相倾诉各自的家庭，并发展出同性关系。某天金某在社区中遇到一位女童来借手机，就骗她说：“姐姐没带手机，你跟我回家，我再拿手机借你好吗？”回家后，金某与朴某用充电线勒死女童，并冷静地分尸、弃尸，期间还以通讯软件沟通，讨论尸体手指是否漂亮，更带着女童的手指在首尔闲逛。

两人因未成年，加上其中一人被诊断患有精神病，最终金氏被判20年有期徒刑，朴氏则依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却因家庭等原因二审改判13年有期徒刑。

花季少女为何如此残忍？扭曲变态的心理是如何形成的？警方的心理犯罪专家在调查中发现，金某出生在富裕家庭，父亲经营一家医院，母亲是一名医生，两人都非常忙碌。从小缺少父母陪伴的金某，渐渐形成孤僻的性格，上学后经常遭同学霸凌，因此也惧怕上学。校方建议金某父母带她去看心理医生，被诊断出多种精神和情绪疾病。还没有读到高中的她就此辍学在家，每天上网、打游戏。有朋友说她非常热衷于解剖尸体，之前就有解剖老鼠、猫咪的纪录。

四重暴力虐待下的儿童

《少年法庭》未开播就有极高的讨论度，主要原因是其反映了社会存在的真实问题。大部分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都成长在不健全的家庭。看似病在孩子心上，实则根在父母身上。就如剧中所说：“少年犯罪并不是单纯的犯错，而是环境使然”；“处罚的对象虽然是少年们，但是处分的重担，监护人也必须共同承担。”

在最后一集中，车太洙法官问：“特殊盗窃、特殊暴力、性交易中介、援交诈骗，再加上这次的特殊强奸罪，这些孩子们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沈恩锡法官回答：“有句话说，教养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反过来说，如果整个村庄、社会都漫不经心，就会毁掉一个孩子的人生。”

反观中国，情况不容乐观，特别考虑到中国有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他们的成长过程几乎是与父母完全分开的。2020年1月，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发布了《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数据表明，调查地区的儿童遭受虐待的情形主要分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忽视四类，发生率分别达到65.1%、91.3%、30.6%和40.6%。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有13.7%的儿童同时遭受四重暴力。

家庭和学校是发生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的两个主要场所。校园霸凌，包括老师的体罚和学生之间的欺凌，成为儿童遭受身体暴力的重灾区；精神暴力主要发生在家庭中，留守儿童遭受辱骂、歧视司空见惯，发生率达到86%以上。

报告中提及的六安市杨店小学，就在笔者的家乡。这所大别山区的村小，就读学生中相当比例是留守儿童。校长表示，隔代教养之下的留守儿童，缺失父母的关爱，性格容易产生叛逆、自卑心理，同时对行为习惯也会带来不良影响。

近年来，中国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时有发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长期从事犯罪心理和青少年心理问题研究。她多次呼吁，父母应重视对儿童的抚养，国内应尽快制订和出台相关家庭养育法，明确父母责任，并构建以家庭为中心、学校和政府共同参与的留守儿童监护网络。留守儿童易是犯罪“易感”群，“问题如不尽快解决，将会引发非常可怕的社会问题。”

可叹的是，如今一代留守儿童已经成年，他们心理容易出现问题，因为缺少父母的爱从而形成反社会人格，觉得全社会都亏欠他，不少孩子在童年时期都极易冲动，做事不计后果，对社会冷漠，作案残忍、可怕。据报道，2021年全国起诉、批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同比上升5.2%与18.8%。正如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发起人刘新宇所提醒的，“不要认为留守儿童的问题离你很远，这些孩子长大后会进城工作，它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一个人、一个家庭。”可以说，目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为城乡分治的二元政策拆散家庭而还债的阶段。

替整个社会补破口

在《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发布会上，著名学者秦晖在演讲中谈道：“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首先要确立一个观念，就是人们不仅应该有打工的自由，也应该有过家庭生活的自由，不能把打工者在城里过家庭生活的门槛提得太高。”

他认为这并不是儿童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他指出，类似现象其实不止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南非早有先例。来自农村的人去城市打工，这些新移民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被称作流动工人，在中国被称为农民工。当时南非官方对黑人劳工实行所谓“有序”流动，规定他们进入城区“只是暂时性的……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而黑人却普遍认为能够全家团聚在哪怕是城市的棚户区里，处境也好过单身住在集体工棚和宿舍里，更不愿意回到农村去生活。

南非黑人抗争时最突出的抗议标语，就是认为这种制度“破坏家庭”、“毁灭儿童”。非国大的一份出版物指出，这种制度造成了严重的人伦危机：它使私生儿、卖淫、同性恋和酗酒问题泛滥；破坏父母对儿童的监护，造成营养不良以及其他问题。在废除种族隔离后的今天，南非本国的黑人劳工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他们大都在城里安家，不再像候鸟一样来回迁移。

在秦晖看来，保障进城打工者及其家属的医疗权和受教育权政府的重要责任。他以印度和巴西为例指出，即使是在贫民窟中，这两项权利都是政府需要保障的。印度有很多非法的贫民窟，政府随时要把人赶走，甚至不供水不供电。但在这些地方，学生们都穿着校服去上学，政府同样接纳这些学生进当地学校读书。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治安很差，让政府头大，但那里仍然有政府办的医院和学校。

社会制度带来的问题亟需解决，已经造成的伤害也不得不面对，因为伤口不被处理，就无法带来真正的治愈。笔者认识一个常年在凉山州支教的基督徒团队，他们不仅把书本的知识带进课堂，更愿意花时间关注孩子的心理。有时为了不让一个孩子辍学，他们需要翻几座大山去家访。让孩子们缺失的爱得以填补，是团队的初衷。

凉山州经济状况落后，许多人选择外出务工，导致留守儿增长。再加上凉山特殊的地理环境，处于金三角毒品进入中国的通道，很多未成年人过早进入社会，受到不法分子教唆，走上贩毒吸毒、盗窃违法之路，并导致艾滋病在村落里泛滥。在学者的有关调查报告中，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当地的五大社会问题之一。

这支常年坚持在大凉山腹地服事的团队，身处吸毒贩毒、艾滋病问题的重灾区，接触的许多孩子都属于留守儿童，有的来自艾滋病家庭、劳改家庭，还有孤儿。尽管受到压力和误解，有人认为他们在用信仰给孩子们洗脑，但他们仍然坚守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相信上帝的爱可以温暖孩子冰冷的心，唯有天父的爱才能弥补地上父母之爱的匮乏。他们所做的是挽救孩子，替整个社会补破口。他们希望孩子们将来能带着爱走进社会，成为一个传递祝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