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信与爱——何凤山、雷鸣远、何义思

导读：两年间何凤山顶巨大压力为数千犹太人，发放去上海的“生命签证”，但极为低调，直到死后被人知。比利时的雷鸣远神父入中国国籍，他说：“你们别看我的鼻子、脸是外国，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要抗战到底！”美国“何二姑”收容无数难童，冒生命危险赈济灾民。

《境界》独立出品【历史回声】

整理｜梁丰

播音 | Starry

8月底，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感谢上海这座城市在二战期间为数万犹太难民提供庇护和中转，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营发布《谢谢上海》公益片。

视频中二战期间曾在上海的犹太难民们，高举由汉语、希伯来语和英语3种语言写着“谢谢”的标牌，藉此向上海人、中国人在其处于“历史最黑暗的时刻”的恩情给予感谢，传递出一个“东方诺亚方舟”的故事。

而这个视频中并未提及一个人的名字，基督徒何凤山，某种意义上他是帮助犹太人登上上海这艘“东方诺亚方舟”前拿到船票的人。

何凤山出身贫寒，幼时父亲早亡，他在长沙雅礼大学毕业后，1929年入德国慕尼黑大学，1932年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1935年开始其40年的外交生涯。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何凤山升任中华民国驻维也纳领事馆总领事，直至1940 年5月调离。

他在任的两年，正值纳粹德国掀起反犹高潮，不少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遭受非人的虐待甚至屠杀。何凤山亲眼看到第一手的纳粹德国和奥地利“碎玻璃之夜”计划。这计划执行时间从1938年11月9日到10日，约200多座犹太人教堂被毁，7500个犹太人商店被抢，3万名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

犹太人避免被抓只有离开欧洲，但要想逃离就必须获得外国签证，于是成千上万犹太人奔走各国使馆申请签证，当时一张签证就可拯救一条生命，被称为“生命签证”。当时奥地利共约18.5万犹太人。

某日何凤山到一户已领到他发放的签证的人家送行，刚好碰上盖世太保。男主人已被抓走，何凤山与盖世太保发生对抗，盖世太保掏出手枪，对准何凤山。但当得知何凤山是一名外交官，他发放的是有效签证后，盖世太保只好准许这家人踏上了前往中国上海的行程。

1938年7月6日，法国国际难民会议上，与会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和新西兰等32国均拒绝接受犹太移民。何凤山则决定奋不顾身救助这些难民。他冒险为奥地利的犹太难民办理签证，将他们送到上海的安全地区。

关于这段历史，何凤山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迫害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当时美国一些宗教和慈善组织开始紧急救助犹太人，我一直与这些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我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全力帮助犹太人，大量犹太人因此得以活了下来。”

中国总领事馆门前每天从早到晚排着长龙，许多求助无门的犹太人拿到了去上海的“生命签证”。何凤山此举引起纳粹当局不满，他们以中国总领事馆的房子是犹太人财产为借口，没收了房子。

何凤山就自掏腰包，迅速把领事馆搬到一间小房子里，坚持发放签证。当时，国民政府和纳粹德国关系密切，给何凤山形成很大压力，他很快就受到顶头上司中国驻德大使陈杰的拦阻。陈杰得到国内指示，为了维持同德国的“友好关系”，坚决反对何凤山给犹太人发放签证，但何凤山并未屈服。后有人向外交部打小报告，说何凤山在向犹太人出卖签证。陈杰派人到维也纳调查。终因查不到证据作罢。何凤山继续工作，直到1940 年5月被调离维也纳。

从1938年到1940年5月何凤山奉调回国，两年间他共签发多少张“生命签证”已无从统计，据已找到的签证看，一份1938年6月的签证的号码为200号，另一份1938年10月27日的签证号码为1906号，半年间他共签发近2000份签证。

到上海避难的3万犹太难民，超过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所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海因茨·格林伯格、美国前财政部长麦可·布鲁蒙赛尔和亿万巨富伊斯雷尔‧辛格，都是当年手持何凤山所发的签证到上海避难的见证人。许多人凭着何凤山发放的签证，逃到加拿大、南美各国、菲律宾、美国、巴勒斯坦、古巴等地，躲过灾难。

美国亿万富翁伊斯雷尔‧辛格的父母当年也是何凤山所救的。辛格在全美各地拥有许多家医院，现任世界犹太人组织秘书长。

此后，何凤山又先后担任中华民国驻埃及、土耳其、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大使，直到退休。退休后，何凤山移居美国旧金山，除写作之外热心教会工作，1997年以96岁高龄去世。

何凤山本人对此事极为低调，他拯救犹太人的壮举，长时间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直到死后才为人所知。

当时，他的女儿何曼丽在报上刊发讣告，提到父亲在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曾向犹太人发过签证。美国的犹太裔历史学家艾立克·索尔立即打电话向何曼丽询问。这位历史学家找到了得到何凤山救助的一些犹太幸存者及其后裔，找到了当年的签证。

之后，在犹太人举办的纳粹大屠杀展览时，都把何凤山放在显著位置，世界各国媒体也相继报道何凤山的义举。

2000年，以色列政府授予何凤山“国际正义人士”称号。2001年，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举行隆重的“国际正义人士——何凤山先生纪念碑”揭碑仪式，石碑上刻着“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毅于2007年9月28日向何曼丽颁发证书，授予其父亲何凤山以色列“荣誉公民”称号。这是以色列政府为感谢何凤山在二战期间为近万名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而追授的荣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像何凤山这样暗中帮助犹太人的无名英雄并不少见，但欧洲历史学家认为，单就个人行为而言，何凤山救助的欧洲犹太人比其他任何人救得都多。

2015年2月，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政府正考虑把“义人奖”颁给何凤山，这奖是以色列授予非犹太人的荣誉。以色列的“义人奖”包括一张荣誉状和一枚奖章，他们的名字将被刻入耶路撒冷犹太纪念馆的义人园里。

雷鸣远神父：生死爱中国

整理梁丰

雷鸣远神父（Frederic Lebbe腓特烈．雷博），原籍比利时，20世纪初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国籍，成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组织各种救济团体，救济中国各地的平民百姓。

1877年8月19日，雷鸣远生于比利时根特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父亲是佛兰芒人，母亲是有一半法国血统的英国人。他是家中长子，他双亲的虔诚信仰与基督徒的精神，深深影响了他和他的弟妹们。母亲露易丝从小就引领孩子们在主日去教堂参与弥撒祈祷，并经常为需要的穷人慷慨解囊，使雷神父从小就养成热心祈祷和乐善好施的精神。

11岁时雷鸣远读到了一本神父传记，该传记介绍了一位名叫董文学的神父于1840年在中国武昌为主殉教的事迹，自那时起雷鸣远就立志前往中国。

于神学院就读期间，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比利时传教士韩默理主教在内蒙古殉教，更促成雷鸣远决定前往中国。1901年，雷鸣远乘船来华，他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读中国书，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国语，用毛笔写漂亮的行书。他穿衣、吃饭、穿鞋、读书，都是中国式的，一袭布衫，走遍中外；一部四书，一周来复……

1905年，他升任涿州总堂神父，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取下教堂悬挂的法国国旗，换上了中国的龙旗。1912年，调任天津，他同样取下了教堂的法国国旗，以示这是中国的教堂。1915年10月10日，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在天津租界以外的南市荣业大街，创办《益世报》。雷鸣远批评由外国各个修会代表本国利益控制中国天主教的作法，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积极推动教廷任命中国籍主教。

为消除中国人对“洋教”的误解，能真正认清和了解教会，雷鸣远神父将自己的国籍改为中国籍。雷鸣远主张武力抗日，除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之外，还提倡身体力行地切实投入抗战之中。他在山西组建华北民众战地督导团，积极援助中国抗战。先后出任宋哲元部队的残疾军人教养院长，傅作义部的前线救护队队长等职，参加作战。

1933年长城抗战时，雷鸣远已年近六旬，他将教会的一些成员组成救护队，自己亲任队长，带队到华北、西北各战区去抢救伤兵、进行救护工作。当行进到遵化时，有人请他讲几句话，他说：“你们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脸是外国的，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抗战要抗到底！”

后来他为英勇抗日的二十九军创办了“残废军人教养院”，举行开幕礼时，雷鸣远致辞说：“我对大家是表同情的，不但我应当服侍你们，凡是中国人都应当服侍你们，因为你们卫国有功。”他还说：“诸位现在虽然残废不能工作了，我劝你们不要失望，要努力做其他工作。将来成家立业，生养子女，接继后代。我今年虽已60，若诸位最近成家，生养儿子，再过20年，不依然是爱国的青年吗？若遇我国收复失地，那时我虽已是八旬老翁，我老头子誓死还要同你们的儿子一同参加工作。”

1935年绥远战争时，他又带领救护队，完成了救护队史上所未曾完成过的事，一个伤兵也不丢掉，与伤兵共存亡。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天津沦陷后，《益世报》坚持出版，宣传抗日，在经理被杀害的情况下被迫停刊。

抗战期间，雷鸣远极力主张《益世报》在后方设法恢复出版。他四处奔走为了解决复刊的经济问题。1938年天津《益世报》在云南昆明重新复刊，雷鸣远仍然是董事长。《益世报》复刊后，雷曾亲自到昆明视察报馆，并鼓励工作人员，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的宣传政策。抗战中，报馆多次被炸，雷鸣远呼吁大家坚定信心，坚持把报纸办下去。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雷神父在教会发起号召，率领由600余人组成的救护队和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抢救伤兵、赈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

雷鸣远神父的行动受到了国民政府的高度嘉奖，1939年6月，雷鸣远神父又从华北赶到昆明，向民众宣传华北抗战，呼吁大家团结抗战。

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因黄疸病逝世于歌乐山。同年7月1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1287号褒扬令公开褒扬。11月29日，重庆市召开追悼雷鸣远神父大会。蒋中正亲送挽联悼念“鸣远司铎灵鉴：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

雷鸣远神父最具代表性的爱与服务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三句箴言之中。他还有两句著名的座右铭：“有一百分力量不出九十九分”和“我为爱中国而生，我为爱中国而死”。

收容无数难童的美国“何二姑”

整理：秋菡

何义思教士（Ruth Howe Hitchcock,1892.12.27-1984.9.27)，生于美国加州，圣芭芭拉城。父母皆为敬虔的基督徒商人，乐于资助接待宣教士，因此她自幼便接触世界各地宣教故事，更对中国福音需要怀有特别负担。

1911年，何义思入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三年后受母亲鼓励决定休学去中国探访，寻找少年时代神所给的异象。此后长达60年间，何义思家人成立希伯伦差会，全力支持她在中国华南地区的宣教工作，包括培训当地传道人、建立教会、孤儿院、女子手工学院、难童救济所等。从青春女大学生到满头银发，她爱中国的心始终不变。当地人也非常喜爱这位身着唐装衫裤，能说一口流利广东话的何二姑。

1937年，成千上万难民流离失所，广州市和省内乡镇也开始遭受频密轰炸，公路、火车轨成显著目标，外出非常危险。不过，何义思和几位同工仍打算在复活节假期再次去白泥村探访。很多人都劝她们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但她们清楚是主的声音说：“去吧！”她们只有遵命。为避免被误会是奸细，她们到了白泥村便马上去村里见他们的父老，表明自己是传教士。这位老人很友善，她们把福音告诉他，又送了几本书给他，才告辞离去。上次她们领了一位老妇人信主，于是再去探望她。发觉她已舍弃偶像，专心倚赖信靠耶稣。她们又忙着在市场、街道上讲道，卖出所有的书册，派清全部的单张。跟村民个别谈话时，发觉他们的心灵都是敞开的，十分喜欢接受真理……

然而就在她们欢喜离去的数月后，有消息传来：这条村镇已被日军炮弹夷为平地！就这样，一条村子消失了，再也不能去探望那些村民了！她们含着满眶热泪，只在心中默默感恩神为她们抓住了最后机会。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市内大半已成废墟，法律和秩序荡然无存，盗匪横行无忌。官山四周也是一派颓垣败瓦，所幸何义思她们住的地方还算安然无恙，只是礼拜堂吃了两枚小型炮弹。交通断绝，工厂停顿，粮食价格天天上涨，生命财产日益贬值。人民口袋里仅有的几块钱也没有安全感，随时会给匪徒搜刮干净。面对这群苦难中的人，她们焦急，盼望伸出援手，但杯水车薪从何入手？

到了39年4月一天，李星寿先生从茶楼回来给何义思等人一个可行建议：开办救济所收容难童。他每天在茶楼听到大同小异的故事：有很多家庭从广州逃到乡下，花光些微积蓄，只有受饥挨饿，可是他们的孩子几经折腾就可能丧命于途中。何义思向神祷告，“这是否是神要我们进行的工作？向村里父老探听，他们也十分赞成；礼拜堂附近一所学校也愿意借出校舍。这一切再好不过了！”

几天后下午，一个挑水的妇人在门口高声喊何义思出去：“这里有一个给你们的女孩子！”边说着，她从背后滑下一个瘦骨嶙峋的女孩，两眼深陷在颧骨里，脖子瘦得可用手指圈起来，皮包骨的四肢差点不可能支撑起身体的重量，连站也站不稳。

“你们会收留她吧？对不对？店里的男人叫我送来，说你们一定会收的！”妇人一脸焦急，盯着她看，生怕她露出拒绝的表情。

问了问情况，才略知这女孩原是邻村的下女，因战乱不够粮食，主人便遣她出去自己谋生。她走过堤岸希望可以来官山的店铺讨点吃的，结果因为虚弱倒在了店铺门口。

何义思凝视着那双凹陷、饥渴、绝望的眼睛，内心一阵酸楚。她对妇人说：“是的，我们可以收留她！”那妇人便如释重负般离开。那晚，她们只敢给她吃稀粥，怕她饿得太厉害一下子受不了太多食物。这女孩子复原得很快，到月底就看见她圆如满月的脸庞了。后来，她也成了难童院的好助手！

5月15日，希伯伦会难童救济院正式成立。抗战期间，难童院变为差会主要工作，更成了神手里贵重的器皿。数日之间，她们已收容超过50名孩童，大大出乎意料。虽然预算款项有限，但陷在四面八方的苦苦哀求中，实在无法硬起心肠，挤出半句拒绝的话。于是孩童数目直线上升，100，150，甚至多达200名。到6月中，难童院的孩子已多得令她们难以应付。

猖獗的疟疾、伤寒、皮肤病和伤口发炎症在村民中横行无忌，很多人因缺乏医药而死，何义思觉得实在急需一位医生，就联络国际红十字会援助。结果他们派一位犹太籍郭医生（Dr.Rudolph Koch）从维也纳赶来，答应帮助六个月。每天要诊断40多个病患，几位在圣经学院受训的女传道，趁着病人轮候无聊之际，便跟他们个别谈道；不少宝贵的真道种子，就散播在病人心里。

不久何义思偶然发现每天下午总有几个妇人徘徊在难童院厨房门外，姊妹回复说她们是邻巷做丝织的人家，本来生活丰裕；但因战乱家里穷苦潦倒，又不好意思出外行乞，只得在我们这儿讨点冷饭，已饿得发昏了。她见她们实在可怜，就每次都给些许食物，不叫她们太失望了！

虽然内心一阵阵酸痛，可是又不能容让这种施舍继续下去；因很快就会引起镇里的饥民，甚至邻村难民闻风而来。该怎么办？她在到祷告中求问神，得到唯一的答案，却是：你们给他们吃吧！

既然要开始这类赈济工作，便需有计划执行。她们用竹签制了一百条“饭票”，由中国同工派给真正急需救助的人，并且专门派一位传道人专职负责。后来，这项救济工作一直维持一年半之久，由于香港的中国基督徒额外奉献，赈济人数一度达到上千人。虽然同工们的负担加重，但他们都乐意付出加倍劳力，村民们对这此事反应也很好！有一条村的父老一向非常反对基督徒，现在不仅愿意通力合作，协助维持秩序，更主动说服一些商人捐善款增加粮食。

1941年3月，何义思因公事去广州，回程船上被一群日本宪兵截查了。返回官山后，她立刻召开全体同工会议，建议把工作迁往大后方，远离日军威胁。

大家意见不一，她也拿不定注意，决定暂且各人同心祷告，让主的旨意成就；同时她和几人渡河去探听消息，尝试寻找可容身之处。若处处碰壁则表示神要其按兵不动；若出于神，祂必会为预备合适地方，可以凭信心起行！

她们坐船前往肇庆去拜访那位统辖十三县政府专员，他赞同搬迁决定，并建议搬往更远更安全的永丰市。她们又继续前行会晤该处区长。区长十分友善，不及半小时便取得免费房子，这显然是神为她们敞开大门！

回去路上发现日本人早已封锁河道，只好趁夜偷渡。好不容易过了河正在黑夜中摸索回家，猛不防地又在在甘蔗田边被一管机枪顶住了脑袋！大家赶紧报上身份后才知，原来是一位本地闻名的游击队长。他竟称呼何义思为“西樵大恩人”，又客气邀请她到他家住宿，回绝后他便派手下人护送一程。

一切皆预备妥当便开始搬迁。两位德国姊妹，因日本人当她们是盟友，便一直留在官山。战乱年日，她们不断鼓励弟兄姊妹，服侍病者，安慰周围惨尝国破家亡滋味的难民，并向垂危的人见证主的拯救。虽战争夺去人的幸福，但神却借祂的使女将天上平安赐下。

神的眼光看到人不能知晓的。就在那年12月，何义思得到消息日本突然对英美宣战，并攻击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也正式参战了！此后，驻扎官山附近的日军便一次次搜捕何义思这个美国人要送进集中营去！有次更带着刺刀军队包围礼拜堂，用重机枪对准大门，几军官齐冲进去——可是，她并不在那里。结果他们搜遍每个角落，并威胁德国姊妹说：“要是你们把她藏在哪，当心我们把你斩首示众！”用尽威逼利诱仍徒劳无功。

直到战争结束再次回官山，两位德国姊妹依旧坚守岗位，何义思不禁感叹，“若不是神的预备，我如今真不知会在哪里！可见，天上的时钟不会有分秒偏差！”

（本专题综合参考资料据《维基百科》、中新网、《华人信徒守望》，何思义教士所著《谁掌管明天》一书，由李思敬、卢咏仪译，香港宣道会希伯伦堂2012年3月增修版）

片尾曲：福音书房《瓦器里有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