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中最有深度的情节是：原本作为女性主义代言人的沃特福德夫人，才是基列共和国男性极权统治背后的始作俑者，启动了女性对女性的压迫。女主若能认清这点，才能避免落入新造一个女性的乌托邦梦魇的宿命。因为乌托邦爱好者的共性，就是只看到恶在别人身上发动。
《境界》独立出品【热点剧评】
文 | 文道、一禾
素有“电视界奥斯卡奖”之称的艾美奖第69届颁奖礼于美国时间9月17日晚在洛杉矶举行，《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成为今年的最大赢家，不但斩获含金量最重的剧情类最佳剧集奖，还包揽了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最佳导演奖，成为披带戴五项大奖的黑马。
该剧的原著小说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多产女作家和女权主义者，其多部作品都涉及反乌托邦及女权主义话题。她本人甚至在剧中客串角色。而七个编剧中有六位女性，参与剧集制作的五名导演中女性也占了四位。整部剧集的女性视角鲜明，有评论直接称其为“纯粹女性剧集”。
乱象集成的乌托邦梦魇
《使女的故事》原著于1985年发表，这部女性视角的反乌托邦小说将情节设定在不远的未来，由于化学污染和核污染的影响，人口出生率骤降。在恐慌和暴乱中，有宗教背景的极端组织以波士顿为中心，他们杀掉政府官员，废掉宪法，关闭边境，用圣经来解释和规定一切事物，建立了一个名叫基列（Gilead）的共和国。统治者禁止手机、计算机、电视、书籍、音乐、艺术等，以此来控制人们的思想。
基列国是男性极权社会，当权者（军官）可拥多妻；女性属国家财产，负责生育，以填补日益锐减的人口数目。女性分为四个等级，蓝衣者是军官正室，属于贵妇阶层；穿灰衣的嬷嬷是不能怀孕的中年妇女，属于统治阶级的追随者，负责训练使女；红衣使女处于最底层，被驯化为传宗接代的工具，称为“行动的子宫”，专责生育，受训后被分配给军官为他们的妻子代孕。绿衣者是普通女佣，负责家务和煮食。全剧围绕一个名叫奥弗瑞德（Offred）的红衣使女展开，讲述了她被驯化之前与现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
画面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来回切换，使女们目睹了当局对反对示威者大规模的血腥镇压，而回到现实，奥弗瑞德却过着所谓“平静的生活”。剧中久久回荡的闪回声音就是对暴行的控诉，反衬出现实的宁静和平是彻头彻尾的虚假。暴政无法转化人内心的愤怒和恐惧，强权下的乌托邦如梦魇一场。
据称，“基列共和国”的乌托邦基因由包括美国黑奴在内的奴隶制、纳粹德国、伊斯兰瓦哈比教派和东德、罗马尼亚以及前苏联的某些极端行为，以及20世纪的柬埔寨和菲律宾的乱象集萃而成，至于宗教神权对女性极端保守的态度，则有伊朗和阿富汗的影子。
然而影子终归是影子，亮在台面上的“基列共和国”的名字，来自旧约圣经里的雅各故事中的基列山；作为男权与暴政符号的大主教弗雷德•沃特福德，其主教身份就直接点明了人物的籍贯。对此原著作者玛格丽特并不讳言，“基列共和国”的实质概念来自她对逃离英国来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历史的解读。你很难想象如果这部火爆剧集把这些显眼的符号全部换成伊斯兰教的或者佛教的，将惹动怎样的风波！把最显眼的帽子戴在基督教头上，无疑是既勇敢又讨巧的便宜选择。五百年来基督宗教已经被锻炼成最适应开放批评的宗教。
原著作者玛格丽特说：“我写作有一个规矩，就是我书里的每一个情节，它不能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不管是科技也好，什么也好。我的书里没有虚构的物品、虚构的法律、虚构的暴行。”然而细节举证的真实并不代表结论的真实。
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1860年预见了集体大屠杀的出现，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1872年预言了现代工业与军事政权的交汇、极权主义对人的控制……当人们以对理性进步的信仰取代了对救赎的盼望，乌托邦的谎言就开始渗入并伤害人们的生活，拒绝相信耶稣宣告“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的人们，自信满满地想要在地上建立天国。
德国哲学家洛维特(Karl Löwith)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一书中指出，当基督教对拯救的希望，世俗化为对一个更好的现世世界的期待，现代历史就被置入一个背谬的视角，“就起源而言，它是基督教的；就结果而言，它是反基督教的。”
《使女的故事》在第一集里就精心设计了一个“受精仪式”，在代孕女人与丈夫发生性行为之前，先由大主教出场朗诵一段《圣经•创世纪》的经文。这个桥段以极具冲击力的诡异图像，道出了男权社会扭曲、利用宗教奴役女性的事实，让人几乎想把大主教读的《圣经》也一股脑扔掉，但却没有指正出基列共和国的邪恶在本质上是反基督教的，正是同样一本《圣经》成为受侮辱被伤害的弱者强大持久的力量资源。只说出一半的真实，可能是最具迷惑性的谎言。
寇尔森在《世界观的故事》中提到，伟大社会计划的乌托邦主义，对于人类道德崩溃的困境、犯罪和社会失序并没有提供真实的答案，因为它将社会弊病重新定义为技术问题，认为透过官僚组织就可以解决问题。
“又一次，我们看到了其中的讽刺，当我们拒绝基督教世界观，拒绝它关于罪和道德责任的教导，而偏好一个更具启发性更科学的人性观点时，结果却是剥夺了受助者的人性尊严，对待他们像比人类还不如的生物。”
点燃女权主义者的怒火
这种对人性尊严的剥夺正是剧中所体现的。在第四集中，奥弗瑞德问大主教，女人的职责是什么？大主教说是生孩子，他认为女性就应该重新成为男性的附庸。剧中使女们没有自己的真名实姓说明了这一点。使女们所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均被抹去，代之以由英文中表示所属关系的介词Of，加上她们为之服务的人的姓氏。
剧集删去了原著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女主角的母亲。奥弗瑞德的母亲是一位女权主义者，曾在1960年代为女性权益代言，特别是为女性堕胎权而竭力奔走。小说真实地再现了欧美60年代兴起的新女权运动。她们挑战的是整个男性社会，挑战“性阶级”体制，要求性解放。然而60年代的“性解放”和将男女对立起来的女权思想，带来了无数的家庭破裂、单亲母亲、问题儿童和艾滋病流行。
好在剧集中仍然保留了大主教的妻子沃特福德夫人别有意味的履历：原来她之前是女权主义的代言人。1960年代，女权主义者对婚姻以及做母亲一事大加攻击，直到当代仍在继续。在家的母亲，本来是一个美满家庭的经营者，现在成了许多人眼中最下等的人。心理学者拉姆把这种趋势归咎于妇女解放运动:“仅仅在上一代，如果一个母亲上班（尤其有幼小的孩子时），她会被认为自私的，疏忽了母亲的职守。”
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妈妈拒绝做母亲、不惜逃进职场呢？社会研究者格森做了一项调查。在她研究的184个女大学生中，希望成为母亲的人都声称自己有快乐的童年，特别是与父母双方都有良好的关系。这些女大学生对母亲的记忆是，她们不只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照顾子女，并且乐此不疲。而那些拒绝做母亲的人，她们最早的记忆都是父母疏于养育。在格森的研究中，她发现强烈拥护女权主义的人，最没有做母亲的欲望。
著名的女权运动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 ）是美国父母组织的发起人，被誉为“解放所有家庭主妇的家庭主妇”。她在一个缺乏母爱的家庭中长大。贝蒂的姐姐艾米形容她们的母亲，“是一个完全没有养育能力的人……我们真的没有一个爱我们的母亲。”贝蒂的母亲强烈批评她，使她觉得自己又丑又没人爱。成年后，贝蒂不得不去作心理分析来解决她对母亲的愤怒。贝蒂虽然结婚生子，但她的婚姻却充满了暴力和伤害。在她的孩子出生不久，她的婚姻濒临破碎，最终离婚。
另一位近代女权主义先驱杰曼（Germaine Greer），也是在一个父亲离家、母亲公开拒绝她的家庭长大。童年充满了痛苦和屈辱，不但母亲常常很凶地打她，而且是没有什么理由地打。在和母亲的关系上，杰曼说:“我认为那些不但爱妈妈、还真的喜欢妈妈、又在妈妈身边跟前跟后的孩子，都是在作假，只是做给别人看的。他们假装是个好孩子。”尽管杰曼后来拿到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她仍然为她的原生家庭对她的伤害而痛心。
有一次，杰曼离家一个月后，再次回家时发现母亲在花园里。她永远忘不了母亲见到她之后的第一句话是：“谁把苍蝇都放进来了？喔！是你，你回来啦！”不仅母亲拒绝她，她的父亲从来没有拥抱过她。
笔者引用上述研究资料，并非为了吸引更多人关注《使女的故事》原创团队中的才女们的个人生活，而是提醒读者不要低估人格特质和原生家庭对人们观察视角的影响。女权主义的运动者们运用她们的聪明来影响被扭曲的社会，却很少审视过往经历对自己生命带来的扭曲。
著名伦理学家海斯（Richard B.Hays）认为，考虑到新约圣经在近两千年前就提出，“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男女在基督里乃是合而为一，以及婚姻里夫妻应彼此顺服，其对平等与均衡的强调在当时属于相当不同寻常的见解。诚实地说，即使在当代的许多文化氛围里，这种对女性的尊重仍然很醒目。而女权主义者的怒火频频烧向基督教，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再次佐证相比其他文化，基督教对女性的批评是最宽容的。
然而，正如圣经文学学会的第一位女性会长费兰札(Schüssler Fiorenza)，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的研究所显示的，妇女的确曾在教会受到压迫、被边缘化，她们在初代教会的贡献被抹杀，教会必须承认自己在扭曲女性的历史上有份。费兰札从被遗忘与被歪曲的叙述中挖掘还原出一部女性与男性平等做门徒、同被圣灵带领跟随耶稣的历史，在《圣经》中发现女性权益的来源和力量。
纳粹德国的“生育农场”
《使女的故事》情节创作的一个重要灵感来自纳粹德国的“生命之源”项目（Lebensborn）。
“生命之源”出自于海因里希·希姆莱之手，他深得希特勒的信任，29岁参与建立党卫军并担任党卫军首脑。从1935年起，纳粹德国开始推行罪恶的“生命之源”人种繁殖计划，企图通过此计划实现人种净化，最终达到雅利安人对世界的统治。
“生命之源”计划打算在被侵占的欧洲各国都建立“生育农场”，梦想到1980年能够制造出1.2亿名强壮的“雅利安超人”，以补充纳粹兵源。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希姆莱派人在各地招募了很多金发碧眼的女性，让她们与党卫军军官发生性关系。先是在德国国境内，然后扩展到附近的战败国，南到奥地利，北至瑞典。这一举措的现实意义也是为了逆转当时纳粹德国国境内持续下降的出生率。
在“生命之源”的育婴房里，这些孩子一出生就被从妈妈身边夺走，由希姆莱手下的“人种与移民计划部”转送到纳粹德国境内，交给具有纳粹信仰的党卫军家庭抚养。还有一些孩子则被送往了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孤儿院进行抚养。孩子们被送到德国家庭之后，就会受到德国军官父亲严厉的思想控制和管教，让他们绝对顺服纳粹元首希特勒。
为了让更多的“纳粹婴儿”能够顺利地孕育和生产，党卫军还在德国和多个被占领国秘密设立了20多个令人发指的所谓“生育农场”，大约有1万多名德国儿童和9000名挪威儿童在其中出生。
法国巴黎拉莫拉耶地区75岁的村民索妮亚·佩洛特回忆二战末期纳粹护士逃离当地“生育农场”的情景时说：“我看到许多美国兵开着吉普车闯进那个庄园建筑，我根本不知道那幢庄园是干什么用的。庄园中的德国士兵、护士、母亲和婴儿全都逃走了，庄园的地面上到处散落着婴儿的出生护理记录，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那儿曾是一个产科医院呢。”
随着二战结束，纳粹这一最为大胆而荒谬的社会改造试验走向失败。但后遗症却延续至今，生命被摧残，家庭因而破裂。这段经历成为试验受害者心中永远的耻辱。
希特勒说过，“一个人要么是个基督徒，要么是个德国人”。纳粹政权上台以后就开始打击基督教，表面上有分化有利用，但骨子里对基督教非常敌视。
恶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英国《卫报》评论文章称，作家玛格丽特像一位预言家，她的虚幻构思，令人联想到任何一个极权制度社会。例如，恐怖分子利用宗教借口进行破坏活动；强奸妇女，利用她们作战争武器；发展中国家出现代孕母亲，以增加人口控制世界。文章认为，除非我们生活在亚马孙河流域的部落，过着母氏系族的日子，否则，剧中的情节可能随时发生在地球每一角落。
宗教极端组织的表达方式无一例外都是暴力性的。玛格丽特写道：“一群专制主义的男人掌握政权，试图重新建立一种极端的父系社会，禁止女人们（就像19世纪美国黑奴一样）阅读。……这种政权运用宗教象征，任何独裁美国的政权都会采取这一措施。”
《使女的故事》让人感到如此不安的原因，在于它描绘的世界不仅隐藏在过于的历史中。在剧中，嬷嬷向受训的使女说：“所谓正常事物，要视乎你怎样去利用它。现在你认为不正常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习惯了，便成为正常。”
女主奥弗雷德醒悟说：“我之前一直沉睡，事态才会发展至此。当他们劫掠议会之时，我没有觉醒；当他们架空宪法之时，我也没有觉醒，现在我觉醒了。”在剧集的最后，使女们没有屈服于嬷嬷的淫威，奥芙雷德成为她们的精神领袖，“不要让这些杂种骑在我们头上”。
可是反抗将通向何方？政治上当然可能赢得胜利，就象娜拉是有可能成功出走的，只是真正的挑战在于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成立一个纯粹的女性群体或者女性拥有决策权的社会吗？还是选择回归温和版的男权社会？
笔者认为剧集中最有深度的情节是——原来是沃特福德夫人在跟先生看电影的时候提出了“将生育能力作为国家资源，将繁殖作为道德责任”的治国方略。原本作为女性主义代言人的沃特福德夫人，正是整个基列共和国男性极权统治背后的始作俑者。一个女性主义者启动了女性对女性最深的压迫。
认识到让我们不自由的密码与其说藏在外面、藏在别人身上，不如说藏在自己的生命里，这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疗愈更有帮助。女主若能认清这点，才可能避免落入带领一群女人新建起一个乌托邦梦魇的宿命。因为所有乌托邦爱好者的共性，就是只看到恶在别人身上发动，而没有看到自己是最骄傲最虚伪的那个人。最骄傲的那一个，最终成为魔鬼。
面对女性权益被侵害的历史与现实，男人的确应该被批评被管教。但我们长远视线的焦点不要被模糊，最该做的是男与女携手对付弥漫世间和我们自身里面的罪的势力。我们曾经以彼此为敌，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重新连接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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