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石美玉：医人医心 50年

导读：裹小脚的时代她留美成医学博士。50年间她在国内创办医院、学校及医护学校达15所，她认为培养护士和培养医生同等重要，选派护士出国留学。她培养了500多名护士，还向农村派遣“福音护士”，是最早制定计划把现代医疗服务送到农村的人，也是近代医疗宣教的先驱。

《境界》独立出品【医疗之光】

文 | 喻书琴

播音 | 莎莎

1873年5月1日，石美玉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她的父亲石宅嵎是江西省卫理公会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她的母亲是教会女校的校长。

当时，大量传教士来到九江，九江因此成为江西乃至江南最大的传教中心。传教士在九江几乎是教、学、医三管齐下，教会为学校、医院提供经费，学校为教会、医院培养人才，医院为教会、学校扩大影响。医疗、教育、布道紧密结合，西方医学和护理学得以被引入九江。

裹小脚的时代留学美国，成医学博士

石美玉幼时，父亲没有像其他家长那样给她缠足，以致遭到巨大的家族舆论压力。但石父依然坚持己见。随后，石父又向昊格矩女士提出给女儿授课的请求。号称“美以美会妇女海外布道会西渡第一人”的昊格矩女士从美国来到九江，在九江创办女子半日小学，后改名为桑林书院，1907年更名为儒励女子中学。父亲把8岁的石美玉送到教会女校读书，期待女儿长大后能去美国学医，回国后悬壶济世。这在当时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清末社会，实属创新之举。

昊女士欣然答应，美玉一读就是10年。在昊女士的精心栽培下，天资聪颖、勤奋努力的她学完了英语和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的高中课程后，期待着能到美国接受高等医学教育。

在清末的中国，女性出国留学是凤毛麟角。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出国的一批女性有四位，第一位是金韵梅，本是孤儿，被宁波基督教长老会的宣教士麦加缔夫妇收养，1881年就读于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学院；第二位是许金訇，福州牧师许扬美之女，1884年就读于威斯利安大学及费城女子医科大学；第三位就是石美玉；第四位则是康爱德，本是孤儿，后被昊格矩女士收为养女，是石美玉的多年同窗好友。1892年，她们两人一同就读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

四位女子虽然留学时间不同，但学费皆由海外妇女宣教会支持。她们无一例外选择了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医科专业作为服侍的禾场。

在毕业典礼上，石美玉穿着粉色的旗袍，康爱德穿着蓝色的旗袍，双双步履优雅地走上讲台，获得全场师生的掌声，两人成为密歇根大学最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女性。

“没有一个芝加哥的医生比她做得更好”

1896年，她们谢绝美国方面的挽留，学成归国。当地百姓热烈欢迎，一路上鞭炮声不绝于耳，人们都想看看这两位留洋归来的年轻女医生。

她们一回到家乡就被请去处理一宗难产手术，一位产妇生双胞胎，第一个婴儿出生后宫缩停止，当地有名的中医对此无计可施。她俩凭借过硬的医术，保住了产妇和第二个婴儿的生命。首战告捷，声誉鹊起，她们回国第一年，来就诊的病人达 2000多名，两年后，病人就超过了5000名。

起初，传教士们都希望她们在美国教会开办的大医院里工作，但她们则坚持要开办自己的诊所：“如果我们那样做，中国人会认为我们没有学好自己的学业。”很快她们就开设了一个小诊所。

随后，她们在美国但福德医生的热心资助下，开设了但福德医院（今为九江市妇幼保健院），同时创办但福德护士学校（今为九江学院护理学院），培养中国女性护理人才。她们的本土化举措不仅得到当地乡绅的热烈响应，更是得到当时兴起的各地民族主义改革者的大力宣扬。

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甚至邀请她们负责上海一所医学师范学校。但她们婉拒了，认为应该先扎根家乡，造福当地百姓。革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特意撰文《记江西康女士》，赞誉她们俩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女士无他志念，惟以中国之积弱，引为深耻……”

义和团运动期间，石美玉的父亲恰巧在外地传教，不幸遇害殉道。美玉非常悲痛，但所幸还有母亲的陪伴支持，母亲在女儿的医院热心服侍，向病人及其家属传福音，为他们代祷。

1902年，但福德医院诊治病人3679名，住院59名，家访4114次。石美玉以内外双科医生闻名遐迩长江中游。但福德医生曾经在手术室观察过她的手术，称赞说：“没有一个芝加哥的外科医生能比她做得更好。”

1903年，康成德与昊格矩前往南昌开设新的医院，以服侍更多有需要的患者。石美玉从此独自负担起但福德医院的责任。那年，来医院就诊的病人已经达到1万人，有各种事工的压力与挑战需要应付，于是，但福德医生建议派遣美国的护士人员及医院行政人员来华支持，但被石美玉婉拒，她坚持主张这家医院应该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理。她希望给中国人激励：“中国女性能够做那些以前做梦也不敢做的事情。”

“将这项舍己的工作作为毕生事业”

石美玉高瞻远瞩地意识到，若想中国未来能建成西方式卫生保健系统，尤其是要建设西方式医院，培养护士和培养医生同等重要。

因此，石美玉虽然院务和医务工作繁忙，但仍然亲自担任但福德护士学校的教学工作。她译介英语教科书、投资购买教学设备、积极争取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资助选派护士出国留学的机会。由于当时女子教育普及程度不高，护士学校生源的文化程度较低，以来自下层家庭的女孩居多。为了提高护士的文化素质，石美玉和胡遵理创造性地利用传教士创办的诺立女校，为护士补习物理化学等高中文化课程。

福德医院护士学校是我国最早的护士学校之一，这些学生们白天和医护人员一起从事护理工作，晚上学习医护理论知识，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用以致学。石美玉非常注重培养学生们的独立判断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在九江的20多年时间里，她培养了500多名护士，其中，中国护士之母、中华护士会首任中方会长伍哲英，就毕业于九江但福德护士学校，受到石美玉的精心栽培。

除院务、医务及培训等工作外，作为院长，石美玉还要负责筹募资金。1906年，她26岁的胞妹石安娜患病去世，令她极度悲伤，繁重的工作又导致她盲肠炎发作，不得不前往美国做手术。她便利用这次机会四处演讲，向美国教会分享异象和中国教会的需要，同时大力鼓励中国留学生回国服务。她向听众热情洋溢地盛赞她的护士们：“她们对主充满信心和爱，将这项舍己的工作作为她们毕生的事业；她们不图任何回报和奖励，只求自己所做的蒙主喜悦，她们经历艰难困苦，只为将荣耀归给主。”

1911年辛亥革命后，西学东渐，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中国发展现代医疗事业，西医逐渐成为中国城市医疗服务的主流。但在农村地区，人们还是无法得到西医治疗，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

石美玉为此开始了一项计划：向农村派遣“福音护士”。她也被称为是“中国最早制定计划把现代医疗服务送到农村的人”。她向毗邻九江的湖北黄梅、安徽太湖的农村地区派遣护士建立诊所，由实习医生定期下乡巡回医疗，提供发放药品、接种疫苗、难产接生等基本医疗服务。石美玉经常带领学生一起深入农村，上门接生和诊治病人。

除了医院护理，石美玉也很重视公共卫生护理，经常组织护士到社区传播公共卫生知识。1915年到1920年，她在城乡地区举办公共卫生讲座，内容包括结核病预防、鼠疫预防、消灭蚊蝇、妇女产前保健、婴儿喂养指导、预防接种、关注家庭卫生和环境卫生等。她每周一次到教会日校授课，据说最多时大约有800名妇女参加。

今天，社区护理已经成为社区卫生保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个世纪前，石美玉为之进行的探索具有前瞻性意义。她是我国早期护理专业的奠基者和先行人。

“钱会有的，主会赐予我们的”

石美玉热心教会的福音事工，为教会和社会培养本土的基督教领袖。1918年8月19日，她和余日举、陈维屏、诚静怡、胡素贞、蔡苏娟等7人，在庐山牯岭组成了中华国内布道会，这是华人第一个布道组织。

1920年，由于受当时盛行的自由神学影响，卫理公会的信仰越来越倾向“现代派”，而石美玉旗帜鲜明地保持“基要派”立场，不愿妥协。最后，她与美国女传教士胡遵理辞去了卫理公会的职务，告别开办了25年的但福德医院，前往上海创办了伯特利宣教会。

伯特利宣教会由伯特利神学院、伯特利医院、伯特利护士学校组成。后来还建立了孤儿院，而且创办了一份刊物《圣洁指南》。伯特利中小学校长和院长最早由计志文牧师担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林道亮牧师接任。

据林牧师回忆，由于美国那边的募款中断，上海当地的基督教徒和慈善家的捐助十分有限。在那几年里，他带领着伯特利的教职职工，节衣缩食，勉强维持着二三百人的衣食生计，使大家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免于冻馁。

同样，伯特利医院初创阶段也相当艰辛，医院的地址位于外交部一位部长的老房子里，那里因为长期“被鬼和老鼠占据”，没有人敢住。石美玉通过不断募捐来改善医院设施，培训福音护士，为缺医少药的农村地区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募款时她常常身无分文，于是就默默祈祷：“钱会有的，主会赐予我们的。”结果多次经历有支持者意外送来了支票，为此她格外感恩。

1925年，中华妇女节制联谊会在上海成立，石美玉任第一届主席。该会是世界基督教妇女节制会的分支机构，以节制烟酒、女性解放、兴办慈善等三大事业为宗旨，反对蓄婢、纳妾、缠足、束胸等各种恶习，提出女性维权、女性参政、女性经济独立、女性婚姻自由平等多项主张，为女性在家庭及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搭建了平台。

1928年，国民政府下令，所有教会学校的负责人必须由中国人担任，且宗教课程必须设为选修课，而非必修课。石美玉认同第一个要求，但拒绝第二个要求，她坚持哪怕以政府不予注册为代价，学生也应必修圣经课内容。尽管她公然违抗政府命令，但宋美龄女士对她深表嘉许。该校没有取得注册资格，但学生人数依然增长，在三十年代已经超过了200名。

1928年，山东爆发大灾荒，大量难民涌入上海，石美玉接到电话，得知有300名孤儿即将到达上海，她直接赶到车站接回100名孤儿收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