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人生是否也需要一个VAR？

本届世界杯首次采用的VAR（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在几场比赛中实现惊天逆转！拜其所赐，目前点球判罚总数已超过以往任何一届。人们期待VAR带来公正。你的人生赛场是否需要一台VAR360度察看？我们的答案想必矛盾，人心渴求公正，却惯于采用双重标准。

《境界》独立出品【世界杯特稿之一】

文 | Xila

播音| 馨香

6月16日，法国和澳大利亚的一场小组赛，比赛进行到55分钟时，法国前锋格列兹曼在禁区被放倒，裁判并没有立即作出判罚，而是跑向场边的显示屏，之后，判法国队点球。

场边显示屏已经带给世界杯好几次剧情的惊天大逆转。法国和澳大利亚的比赛十天之后，B组最后一轮西班牙和摩洛哥的小组赛中，摩洛哥队以2:1的成绩一球领先，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补时一开始，西班牙踢进关键一球，将比分扳平，但边裁示意越位，进球无效。主裁判走向场边的显示屏，改判没有越位。结果西班牙逼平摩洛哥，小组第一晋级。

同一小组的伊朗和葡萄牙的比赛中，场边的显示屏也是出尽风头，俨然成了绝对主角。在葡萄牙1:0领先的情况下，比赛第89分钟，阿兹蒙在禁区内头球打在塞德里克的手臂上，主裁判经过场边的显示屏改判点球，伊朗队藉此将比分扳平。

今年世界杯，这个被网友惊呼为“足球场上的上帝”的显示屏，就是视频助理裁判系统（Video Assistant Referee，即VAR）。采用这一技术以后，最明显的结果是这届世界杯的点球判罚总数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其中近一半是VAR的功劳。有网友调侃:“世界杯变成点球杯。”

VAR，支持还是反对？

根据网上的介绍，VAR“作为一套人机合作的系统，本质是将比赛画面与虚拟画面结合，实现全方位无死角、清晰即时3D式还原比赛细节，帮助主裁判作出正确判罚决定”。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说，采用VAR是“将有助于足球运动更加公平而透明……给VAR10到20秒，给你一个正确的裁决”。

不过，VAR的出现也引发了争议，有人质疑VAR影响了比赛的流畅和观赏性。当马拉多纳被人问及如果86年世界杯阿根廷对英格兰时使用了VAR会怎么样时，他开玩笑地说：“我会被逮捕的。因为你不能在8万人眼皮底下偷走进球” 。

更严重的质疑是由于看不看VAR的大权掌握在主裁判手中，使人担心产生暗箱操作或选择性执法。丹麦队员埃里克森说，“假如说运用VAR回看我们之前的禁区内手球的话，此前是不是也应该用VAR判罚呢?在我们犯规前，澳大利亚队曾犯规，我们本该先取得一个任意球。假如你用它判点球，那也应该用它判任意球”。

在F组第二轮，首战失利的卫冕冠军德国队迎战瑞典，这场比赛引起大家的疯狂吐槽。比赛的第12分钟，瑞典队单刀突入禁区。从慢镜头回放来看，博阿滕在身后疑似有犯规动作，但裁判并未判罚点球，裁判也并没有观看VAR回放。大部分球迷认为这是明显的“选择性执法”。

在葡萄牙队和伊朗队的比赛的第83分钟，C罗与伊朗球员发生身体对抗，主裁判反复观看VAR后，给C罗一张黄牌。伊朗队主教练奎罗斯认为裁判因为犯规人是C罗而网开一面，“这个动作就是红牌动作……在我看来，从因凡蒂诺到国际足联，每个人都应该承认VAR做的不够好”。

有媒体称，“很多球员等待着主裁判查看回放，但却等来了主裁判继续比赛的手势。比如，在瑞士队对阵塞尔维亚队的比赛中，塞尔维亚队球员米特洛维奇就曾在禁区内遭到两名瑞士队后卫‘肉夹馍’式的防守，塞尔维亚队认为这应是个点球，但主裁判却选择了无视，连看都没看视频回放”。英国《卫报》评论说，“从VAR的世界杯首秀中，我们看到了没有判罚相同的VAR，也不会有统一的回放标准”。

但无论如何，据今年3月国际足球联合理事会和鲁汶大学的调查报告， VAR帮助裁判判罚准确度从93%增长至98.8%。因此，英格兰名宿内维尔表示“VAR技术才刚刚起步，但我不认为在世界杯中使用有什么问题。不过我们需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后才能将它使用得更好”。

支持者认为VAR可以带来公平公正，批评者认为VAR其实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公正，因为VAR还是掌握在人的手中，依然有所谓的偏见、主观等问题。因此，无论是寄希望于VAR带来公正还是批评VAR的不公，两方内在的诉求和盼望是一致的，就是比赛的公正性。在VAR背后，我们发现不分国界、民族、文化、性别、年龄的人们，都有对公义的渴求。

道德相对主义者也喜欢VAR?

CS·路易斯在他的名著《返璞归真》中，从大家司空见惯的吵架一事中发现，人们吵来吵去不外乎诸如“要是别人这样对你，你开心吗？”“这是我的座位，因为我先来”；“别推搪呀，你说过应该算数呀”之类的话。路易斯说，“这些话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说话的人所讨厌的不只是对方的行为，而是要对方注意到一些行为的标准”。争吵的前提是双方都认可一个道理、一条公道的原则、一种道德规范，“要是你和他对‘是’与‘非’的规则没有一致的看法，争吵是没有用的，就好像你和他对踢足球的规则没有认同，批评某个球员踢得不对有什么意思呢？”渴望公义表明我们相信有一种普遍存在的公义，违背它就是恶。

如果没有对公义存在的信心，对VAR的支持和反对有什么意义呢？VAR给我们真正的启示是，裁判可能会盲目，我们也不可能对每一个比赛的争议都去察看视频回放，但的的确确存在着公义，我们应该不断趋近这种公义。同样在生活中，当我们与人争论，或者义愤填膺、或者呼唤公平的时候，都意味着我们相信应该有某种不言自明的公理是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的，不仅所有人应该按照它生活，所有人也都要接受它的判断。

路易斯说这是一件最了不起的事，“就是你如果遇到一个人，说他不相信世上有真正的是非原则；可是转眼间，这同一个人，自食其言，自毁对你许过的诺言。要是你也不履行对他的诺言，他不等你置辩，会抢着说‘这不公道’。一个国家可以说条约不能拘束人，可是下一分钟，他们却推翻自己说的话，说他们要撕毁的那个条约不公道。要是有没有条约都是一样，要是世上没有是与非；换句话说，要是没有人理或天理这回事，那么，条约公平或不公平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这样说，岂不露出马脚，证明无论你表面怎样说，骨子里等于说：你心里也像别人一样，承认人性有个常理。这样看来，我们不得不相信；世上的确有真正的是与非”。

提摩太·凯勒在《为何是祂》中也讨论了人心渴望公义这种奇妙的现象。他说，“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道德观念强加在别人身上，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他自己心里的真理’。但是说这话的人一定会遇见一连串非常令人不快的问题：难道这个世界上不是有许多人正在做一些你认为不对的事吗——就是不论他们是否自觉其行为正确，他们都应该立刻停止不做那些事情？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每个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这不就表示你确实相信，无论每个人各自持有什么样的信念，他们都应遵守某种道德标准吗？这就带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即使有人自称道德相对主义者，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成为言行一致的道德相对主义者？我们的答案是，我们都拥有一个普遍的、有力的、无法推脱的道德信念——不只是相信道德的价值，并且也相信道德的责任”。

人生赛场，谁做裁判？

足联、裁判和球员之所以寄望VAR，是因为他们无一例外都相信存在一种事实上的公正，没有人会认为公正只是球迷的幻想，也不会说“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做法”。 VAR的意义在于它是让裁判趋近公正的途径。裁判若要作出公正的判决，不能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应该跑向场边，寻求那个全方位监视着赛场每一个细节的VAR的帮助。

在你我的人生中，你是否愿意在自己的人生赛场之上有一个无形的VAR呢？我的意思是，我们是否需要一位全能的裁判，按照真正的公义、360度无死角地察看我们的生活呢？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是矛盾的。和世界杯赛场上的球员一样，如果是我们自己犯了规，我们当然期待VAR暂时失灵，或者裁判不要去看它；而如果是对方犯规，我们则责怪VAR也有疏漏、裁判选择性执法。但至少，每个人在某些时刻都会从心底呼唤一位公义而全能的裁判介入我们的人生。所谓“人在做，天在看”，不就是对这种呼唤最朴素的表达吗？

因为我们视角、能力的有限，好像赛场上的裁判一样；另一方面我们更倾向于严于律人、宽以待己，惯于采用双重标准，好像球场上的队员一样，因此寄望于人类自己实现完全的公正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做的，是跑到场外求助。

凯勒说：“我们相信有一个‘超越我们自身之外的标准’，它可以评估我们的道德感。……虽然我们都受过这样的教导，认为对不同的个人和文化来说，所有的道德都是相对的；然而我们却不是按照这样的想法来生活……虽然杀灭犹太人的纳粹分子宣称他们不觉得其行为不道德，但是不管他们怎么说，即使他们真心认为自己给人类做了一件好事，我们也会认为他们不应该那么做……我们心中有一种无法抹灭的信念，相信有一些道德标准存在，他们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外，而且我们借着他们来衡量自己内在的道德感”。

对于这种道德标准的来源，西方古代哲人奥古斯丁说，“作为被赋予知识的存在，人从上帝那里领受了自然之光；作为服从行动必要的存在，人从上帝那里领受了道德良心”。人心中的道德律，来自一位人格化的上帝。

我们相信在人生的赛场之外有“VAR”的存在。当人生的赛场上充满争议，主裁判、边裁、球员和教练对某一判罚各执一词时，我们需要急速跑向场外，寻求那在我们之外更加公义的裁判。

如果没有一个全能的道德立法者，迫使人们对其行为负责，那么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绝对的道德标准和要求就不复存在。甚至连牛津大学的无神论者麦基（J. L. Machie）也说，“如果有客观的价值标准，神存在的可能性会更大”。

“假如没有上帝，会怎么样？”

今年，我和妈妈有机会一起看了几场世界杯比赛。除了进球带给我们愉悦之外，我们也为赛场上的暴力犯规心怀不平。妈妈盯着球，叹着气说，“他拽人衣服”，“他把人推倒了”……

有媒体说，因为有了VAR，禁区内的暴力犯规较往年减少了许多。意思是如果没有VAR，我们将看到更多暴力犯规的场景。道德来源于上帝，从相反的角度来说，就是如果人不相信一位全知、全能的审判者上帝，就更倾向于破坏道德。司布真说，“我相信，人们认为没有神，因为他们希望没有神。他们很难一方面相信有神，另一方面继续生活在罪中。所以为了心安理得，他们试图否认神的存在”。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核心追问就是，“假如没有上帝，会怎么样？”“恶行不但应该被允许，而且还被认为是对一切无神论来说是最必要、最聪明的出路”，“就无所谓道德，也就根本不需要道德”，什么都可以做。

耶鲁大学法学教授莱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同样的想法：“如果上帝不存在……各个伦理和法律系统……就会因着它们对以下这个关键问题的答案而分别开来：我们中间有谁够资格颁布大家都当遵循的‘法律’？”

凯勒对此评论说：“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们就不能说某个行为是‘道德的’，而另一个行为是‘不道德的’。我们最多也只能说：‘这是我喜欢的’。如果真是这样，谁有权利把他主观而武断的道德感受制定成法律呢？你可能会说‘多数人的观点就可以订成法律’，可是，这是否表示多数人就有权利投票除灭少数人？如果你回答说‘不，那样做是错的’，那我们就又回到讨论的原点了。”

莱夫继续说道：“照现在的情况来看，什么想法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用婴孩做人肉炸弹是邪恶的，任凭穷人挨饿是败坏的，买卖人口是恶劣的……世界上确实有邪恶这种东西存在，但现在总结起来，那是谁说的？愿上帝帮助我们。”

换句话说，究竟谁有权利规定什么是公义和不义？什么是道德和不道德？什么是善良和邪恶？留给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上帝。人类的历史已经表明，这个权利也只有放在上帝手中，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