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疫情让中美的文化人都留意到底层骑手的存在。在算法背后，掌握人心的是关于成功的粗暴逻辑，认为成功的功劳全在自己，因此那些底层的失败者只能怪他们自己。这就是“优绩的暴政”，精英的傲慢在消费骑手的同时剥夺他们的尊严。刷屏之后，谁还关注骑手的背影？
《境界》独立出品【年终特稿】
文丨鹿鸣 播音丨以琳
从岁首到年终，除了医护工作者，外卖小哥意外收获了许多关注。先是人们因为疫情，更依赖骑手的送餐服务；又因为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刷屏文章，带着同情的眼神看到以往所忽视的骑手们的辛苦。
后来网上又爆出一则新闻，北大法学硕士张根辞去白领工作当了四个月骑手。他的初衷是想摆脱阶层压力，因为身边的人太优秀了，“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时代抛弃你，连招呼都不打”，所以他去体验骑手的生活：每天醒来的目标就是多送几单，下班买点熟肉、再来瓶啤酒；干几年回老家盖房子娶老婆。在他眼里，外卖小哥的理想很简单、快乐也不贵。张根说，这段经历帮助他摆脱了焦虑和急功近利。
知乎上一位骑手的自白和张根的感受很不同——“干这个你什么都学不到，这是个熟练工种，是个人就能干，你只要会看地图、会骑车，几年下来你问问你自己学到了什么？你也就是个活地图，还是个闯红灯机器而已。”可见，真的是一个骑手，和真人秀一样的角色扮演差别实在很大。
被关注的骑手再度消失
在韩裔哲学家韩炳哲眼中，骑手们在算法下被压榨的情形，可以被称为“数据极权主义”。当算法将人分解为数据的时候，人就失去了意义，因此韩炳哲认为“数据主义也是虚无主义，它完全摒弃意义”。“大数据背景下诞生了一个新的数字化阶级社会，被归为‘废品’类别的人属于最底层阶级，……数字化筛选机制将经济上毫无价值的人认定为废品……无可挽回、一文不值的东西。”
因此，困在算法系统里的骑手，收获的不仅是身体的疲累和大概率的交通事故，根据韩炳哲观察，还有被剥夺的价值感和尊严。当然，问题绝不仅仅归因于算法，大数据只是一个高效的工具，算法背后是平台。当资本更高效地使用技术，而处于底层的骑手没有途径通过集体谈判改善规则和生存质量，最终，即便获得舆论的关注，他们的劳动条件获得的仅有改善也只是送餐公司的建议：消费者可以选择体贴骑手，“甘愿多等五分钟”。
在尚未过去的一年里，人们已经对外卖小哥进行了多次消费，骑手不但直接填饱了许多人的肚子，还唤醒了吃饱的人们对同类的关注和怜悯，并且疗愈了精英的阶层焦虑，帮助这些相对更有知识和能力的人不再唧唧歪歪，安于现有的阶层结构，就像张根带着幸福感回归职场一样。消费的价格也不贵，“多等五分钟”而已。至此，整个消费活动自动完成，到年末的时候，几乎已经没有媒体再关注这群仍然飞奔在马路上的骑手了，他们再次好像一个不存在的阶层一样存在着。
一位骑手在贴吧坦诚讲述了自己的感受：“别跟我说什么职业无贵贱的漂亮话，事实什么情况大家不懂嘛！看着上海高楼大厦下的自己，这份渺小感，这份巨大的阶级差距……我真想问问，这辈子以及几辈子的差距怎么补上？拿什么补？”
无独有偶，疫情让中美两国的精英阶层重新留意到底层骑手们的存在。哈佛大学的明星教授迈克·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在今年9月出版的新书《优绩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中，关注到了美国社会里同样倍感失落的一群“骑手”，正遭遇一种普遍的歧视。
桑德尔写道：“疫情蔓延的这段时期，我们谈到了‘不可或缺的工作’，这不仅仅是指在医院工作的人们，还包括快递员、仓库工人、卡车司机、护工、家庭保健服务的提供者以及儿童看护等。我们称这些工作为不可或缺的工作，打出标语来感谢他们，但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当我们从这场危机中复苏时，我们如何重新设计经济，使我们对待这些从事必要工作的人，给他们的回报与他们对公共利益的贡献相称？”
显然，桑德尔不想用类似“甘愿多等五分钟”的办法，就把自己的同情心打发掉。
“优绩暴政”下的美国“骑手”
在桑德尔看来，“成功人士，尤其是那些爬到金字塔尖的人高估了自己的成功，他们相信‘我的成功完全由于我个人的努力，是对我付出的回报’。言外之意，那些失败者、落后者也应当接受自己的命运。这种成功主义的傲慢助长了群体分化以及仇恨，尤其使那些在精英体制下被轻蔑者的深深不满。”这种对成功态度的变化越发侵蚀当代政治，带来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分裂。
优绩主义的核心在于，人们设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于是成功者理应得到尊重和奖赏。但问题是现实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平等，以哈佛、耶鲁等常春藤名校为例，来自社会顶端1%家庭的学生人数比来自底端50%家庭的学生总数还多，占有更多资源的家庭总是尽量把优势传给自己的儿女。
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你没有得到学位，没有上理想的大学，没有在当前的经济活动中获利，你的失败都是你咎由自取”为标准评价人，就会导致社会精英轻视底层劳工，而底层劳工感到自卑、尊严被剥夺，两者之间的嫌隙和裂痕于是越来越大。这就是桑德尔所说的“优绩的暴政”。暴政下的失败群体积蓄了对传统精英治理的不满，这种情绪需要出口。在桑德尔看来，这也是特朗普能够获得选票的重要原因。
在强大的算法系统中，优绩制度那种“你的价值取决你的努力，不达标准活该被淘汰”的规则被残酷而完美地执行。从抢单、取餐到送餐完成，骑手不论刮风下雨要如机器人一般完成一系列标准化的操作。骑手只是平台上流水线的一环，而且是最廉价、最容易被替代的一环。他们必须拼劲全力以免被算法淘汰，沦为毫无体面的失败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公司不担心没人送，你不干，有的是人等着要干”。
当绩优主义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外卖小哥所体验到的“渺小感”已经不是来自周围人的轻视，更是他们的自我轻视。一位骑手真实地说出了自己和同行们的挣扎：“虽然很多骑手嘴上不承认，自欺欺人地说，靠辛苦挣钱不丢人，但是一个个心里都是自卑啊！越是自卑，怕别人瞧不起，就越是逮谁跟谁吹牛。事实上，这行确实没有社会地位，一个天天喊着让别人同情、理解的职业，这本身就说明没地位。跟别人要可怜才是最丢人的。”
刘慈欣在科幻小说《三体》中设计了一个终极武器，叫做“降维打击”。被攻击者会从自己所处的空间维度跌落，在算法系统中，或许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外卖骑手不仅在算法中被降维为一个个数据，在社会中也被降维，似乎只有他们脱去外卖的行头之后，他们才有重新在这个社会中挺直腰板做人的资格。
“为你捡垃圾的人和医生一样重要”
那些平时我们觉察不到他们存在的人，在危机发生时才显露自己的价值，但他们得到的尊重与为公共利益所做的贡献并不相称。如何“让那些从事重要工作但没有昂贵的大学文凭的人，不仅能得到与工作的重要性相一致的物质奖励，而且还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一直关注社会公正的桑德尔，引用马丁·路德·金牧师的演讲，“他谈到正在罢工的环卫工人时说，最终，为你捡垃圾的人和医生一样重要，因为如果环卫工人不能做好这项工作，疾病就会蔓延。‘所有的劳动都有尊严’，因此，扩大政治议程，严肃讨论如何重新配置经济以赋予所有劳动者尊严，将把我们推向一场公共辩论——什么才是对经济和公共利益最有价值的贡献。”
人们是否只是简单地接受市场对什么是有价值的判断，无奈地成为大数据的奴隶？在算法背后，掌握人心的是一种粗暴的关于成功的逻辑，认为成功是自我创造的，功劳全在自己，那些落在底层的人只能怪他们自己。其实一个篮球明星之所以能赚很多钱，是因为他生在一个人们热爱篮球的时候，假如他生在中世纪，同样的天赋可能根本无法让他糊口，他以为的自我奋斗，其实“三分靠打拼，七分天注定”。
我们需要一种恩典的视角，为有毒的成功逻辑解毒，寻回人心容易失落的谦卑和怜悯。桑德尔发现信仰可以帮助人对抗“优绩的暴政”——“即使你不相信上帝的恩典，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运气、老师、教练和家庭成员在帮助你前进道路上所扮演的角色吗?虽然我认为，要理解社会正义和公共利益，没有唯一的途径，但信仰动摇了那种认为‘我完全依靠自己’的迷信，任何可以动摇或质疑这种精英主义傲慢的方式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资源。”
很多基督徒用出席宗教活动、圣礼、熟悉圣经和宗教知识等作为合格信徒的标准，这其实是绩效主义在教会中的体现；一旦教会屈从于“优绩的暴政”，就会轻视那些他们认为不达标的人。桑德尔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无论教会还是社会，都需要与赢家的傲慢抗争。
耶稣站在任何一种暴政对面
桑德尔所警惕的“优绩”，与德国改教家马丁·路德所反对的“功德”是同一个词（Merit）。改教前的路德是一个彻底的优绩主义者，为了在上帝面前积攒功德，他做了当时他所能做的一切，进入修道院过严苛无比的生活。后来他说，“如果有修士因为修道而进入天堂，那么，我一定在他们之中。”即便如此，路德发现自己积攒的优绩并不足以让他获得良心的平安，直到他发现上帝的公义的真正含义。
很多人眼中的上帝是“优绩暴政”中的暴君，人与上帝关系就是人们尽其所能，而上帝按照人的努力给予相应的报偿。但路德在圣经中发现了一位与人们的理解完全不同的上帝，他兴奋地说：“这种对公义的定义多么奇妙啊！……公义就是相信基督耶稣。”上帝不是根据功德，而是根据祂的慈爱持续不断地将恩典给予那些呼求之人。
上帝就是那位人类社会优绩暴政的颠覆者，圣经中的马利亚如此描述她所认识的上帝：祂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神圣之手的介入要翻转人类社会依据优绩而判断价值的体系。而当耶稣到来时，祂的第一篇演讲就是：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今天的基督徒在阅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往往将它们象征化，似乎耶稣并不真正关心贫富差距以及在优绩主义下贫穷者被剥夺尊严的现状。事实上，那些遇见耶稣的人，并非仅仅得到灵魂上天堂的保障，同时也翻转自己对财富和人的价值判断。那位疯狂掠夺不义之财的税吏撒该的确将自己讹诈的金钱悉数交出，并且用超过自己能力的方式帮助穷人；历史上的第一间教会的基督徒们也的确将自己的财富拿出来，“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当教会被优绩主义影响，尊重“穿着华美衣服的人”而轻视“穿着肮脏衣服”的穷人时，雅各对此严厉批评，说这是“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他将优绩主义的评价系统斥为“恶意”。我们靠着什么来抗拒这种评价标准呢？雅各说：“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
桑德尔希望优绩体制下的人们抛弃 “一切都是我努力赚取的” 那种精英式的骄傲，转而思想“我们作为公民应该对彼此有什么亏欠”。事实上，基督的福音可能是我们培养这种“亏欠感”的最佳途径。在福音里，每个人都是亏欠了上帝的罪人，却被上帝免除了债务，我们得到上帝的爱和赦免并非基于我们任何的功德或优绩，而完全来自上帝的恩典。
当特蕾莎修女站在诺贝尔和平奖台上，她说：“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向我们表示祂对我们伟大的爱，祂是为你、为我、为那些身患麻风病、为那些因饥饿而将死的人，为那些赤裸着身体横卧在加尔各答和其它城市的大街上的穷人而献身。”耶稣不仅是单为你我而来，同时也为那些在优绩暴政下被轻视的人而来。
耶稣明明白白地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在被轻视的弱者身上发现神的形象，人们藉此在优绩暴政下重获尊严、彼此相爱，而又不滋生新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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