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独立出品【心理境界】受访嘉宾｜孙欣羊 采访｜王东莉播音 ｜Luke
导读：很多父母自己病了，社会内卷的压力被叠加在幼小的孩子身上。孩子表面正常、衣食无忧，其实却处于无着无落无目标的状态，安全感缺乏，无法处理因达不到高标准而产生的心理落差，加上青春期的变化，心理疾病爆发式呈现。抑郁症很难被懂，但可以尽最大努力接纳。
编者按：近日，一些社会热点事件引发人们关注青少年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境界》特别采访精神科医师孙欣羊，他是“慕喜乐”心理社群创办人，美国Regent University咨询心理学在读博士。
抑郁症的浪头正在袭来
《境界》：作为一名精神科执业医师，你受过临床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的三重训练，自己也有过重度抑郁的经历，你认为当下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是否存在误区？
孙欣羊：中国社会对抑郁症的认识，不管是从病因角度、症状表现角度，还是它可能带来的伤害与治疗原则、方法以及愈后，都存在一些误区。不过最近三五年，有关部门对这些问题有所意识，医院、社区、学校、企业各层面都有所动作，公众越来越了解抑郁症，但距离比较理想的状态还远，这也是我选择在2017年开始做抑郁症的公益科普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抑郁症可能将更大范围地席卷中国乃至全球，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也是如此，不管病人数量还是相关药物的销售情况都表明，受抑郁症困扰的人越来越多。
《境界》：从数据来看，抑郁症在青少年群体中日益走高。除了遗传、个人因素之外，我们的家庭和教育中是否存在一些诱因？
孙欣羊：对个体而言，家庭是非常重要的环境。孩子成长过程中需要依附在一个家庭里，依附在父母身上。好的依附感对孩子的早期成长十分重要，这需要稳定的家庭环境，父母不能缺席。
我不敢说对中国家庭的情况完全了解，我目前居住在上海，我接触的很多家庭里父母要么实质上缺席，比如离异或去世；要么相对缺席，比如在家看不到人影的忙碌爸爸；还有父母人虽在但却忽略孩子的情况。
大多数上海家庭因为父母要上班，孩子只有让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隔代养育，有的父母只在周末去看望孩子。孩子的安全感无法通过跟父母的关系建立起来，安全感建立在隔代老人身上的孩子，通常在进入青春期后遭遇老人去世，这会让孩子的安全感像被釜底抽薪一样崩塌。这些孩子表面正常、父母双全、衣食无忧，其实却处于无着无落无目标的状态，安全感无从建立，增加了青春期出现更多更严重的心理问题的风险。
我在诊治过程中发现，有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建立了非常高的目标，这些目标可能来自父母或老师，当他们的实际能力达不到目标的时候，如何处理心理落差成为很大的问题。一个人能不能够适应落差，落差带给他的是动力还是阻力，怎样去面对落差带来的负面情绪？这是造成青少年心理的很多问题的根源，这就跟教育有关。
如果父母只关注孩子的成绩是否达标，而忽略心理健康方面的培育和训练，那么孩子在面对落差时的反应可能就是：我面对不了我就去打游戏转移注意力，或者用刀割自己一下让自己暂时感觉好一点，或者我就去强迫自己洗洗手。而学校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孩子对学习的概念和自我认识？这些都需要反思。
如果父母发现孩子没有达到要求，就去批评指责甚至暴力打骂，这些会对孩子的神经系统发出一个信号：这事父母非常看重！他会形成一个敏感的神经反应，如果我达不到要求，后果很严重。孩子逐渐会形成高敏感度的特质，高敏感度加高要求，再加上青春期对自尊水平的看重，又接受不了落差，于是，抑郁焦虑、强迫、网瘾、进食障碍、自残自杀等问题就都出来了。
作为医生，我们把这种心理落差带来的负面影响理解为病症的根源性因素。当这种落差达到一个极致，或者孩子对自己的要求达到一个极致，即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高标准的时候，落差就会时常发生，并且让孩子形成一种行为模式，这样就会出现人格问题。
青春期的孩子还需要自己承受学校人际关系的压力，加上情窦初开，脸上的痘痘也初开这种外形压力，再伴随着身体的变化、激素水平的变化，会让心理疾病呈现爆发式和多样式的表现。
内卷的压力叠加在孩子身上
《境界》：社会发展进程中有哪些诱因可能造成抑郁症等心理疾病高发？
孙欣羊：现在社会竞争激烈，内卷得厉害，至少我在上海有这样的感知。所有家长都被卷到“鸡娃”的洪流中，拖着孩子跟着一起疯跑，孩子跟不上，鞋掉了都没有时间捡，摔倒了没有时间疗伤。孩子虽然跟着父母跑，但并不明白为什么跑，整个过程当中他自己怎么感受自己，怎么面对自己的情绪，怎么面对社会的压力以及来自父母的压力，他都不知道。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会更加突出地叠加在最幼小的孩子身上。
父母之间的比较也是很大的问题，我家孩子到底上国际学校还是公立学校或者上菜场学校？家长把焦虑传递给孩子，已经考虑不了自己孩子到底是什么个性、特质、天赋，统统按照圈层认同的标准来思考。
从遗传角度看，很多父母在社会的竞争压力中已经病了，他们也焦虑、失眠。可能有人认为自己祖辈没有抑郁的问题，怎么会遗传？以近视为例，以前不存在近视的遗传基因，现代环境变化，人们近视之后才形成所谓遗传性。当父母养成了某种应对压力模式，会不知不觉地作为环境因素影响到孩子。如果家长遇到压力就喝酒、打游戏、吵架，孩子就会模仿习得。如果孩子哭闹，父母就丢一个iPad过去，孩子可能慢慢养成用游戏转移对负面情绪的不良感受；如果家长说“给你点吃的，别哭了，别烦我了”，孩子学会通过吃东西来排解情绪，反复刺激形成条件反射，就可能发展成暴食症。
《境界》：为什么有的孩子用自残来释放压力，很少会有父母引导孩子这样应对吧？
孙欣羊：现在的孩子面对太丰富的信息世界。比如一个11岁的孩子，每天想的可能是哲学问题，想的是缸中之脑、世界的边界，想人类是不是被程序控制了，这些是我们那个年代从没想过的问题，他们怎么承受？他们接受到的信息也不可控，色情、暴力、日漫里的自杀主题、自残信息都可能影响孩子。不然，他怎么知道可以割自己一下来应对负面情绪呢？在同学中，你割一下，我割一下，甚至会形成一种潮流，比一比：你有一条疤、我有两条疤，好像还挺酷。麻烦的是他一旦割下去，人脑有一个自动反应，会用分泌内啡肽的方式缓解疼痛，内啡肽会让人感觉舒服甚至有点愉悦感。这样他没事就割一下，一旦有点不愉快就割一下，自残就成为一种习惯甚至成瘾，叫做痛瘾。
我接诊的孩子里，十个当中可能一半以上都有自残行为。自残可以伴随抑郁症出现，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症状，叫非自杀性自伤。可以说，这是这个时代带给孩子们的病症。
孩子病了，为什么我要看医生？
《境界》：可以谈谈人际关系对抑郁症患者的影响吗？记得听你提过，你眼中所见，到处都是关系问题。
孙欣羊：我分析案例时，常常会问他有没有朋友以及人际交往方面的情况，这部分线索非常重要。人际交往出现问题以后，可能接下来就会出现其他各种心理状况。大众对抑郁症的理解经常就是情绪不好、动力不足或者睡不好觉，从医生角度看，这些属于外在表现，病人内在可能存在一种失联感（disconnection）。这个概念是我从一位著名的脑神经专家那里学来的，他认为抑郁症最核心的症状是失联感，失联包括很多层面，比如跟人失联，跟自然失联，也可能跟自己的感受失联。
团体治疗对帮助抑郁患者重建与人的联结，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在团体治疗当中，当有人分享一个场景以及他的感受，如果有人经历过类似场景和感受，情绪就会产生共鸣。这种情绪共鸣就是一种情感上的连接，这种连接有助于情绪流动。情绪一流动，就把我们那些负面的淤积的情绪能量结打开了，如同我们所说的打开心结，这会带来很好的疗愈功效。
《境界》：今天的文化会更容易让人与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失联。
孙欣羊：是的，因为文化里有很多禁忌，比如不能违抗父母、不听话的孩子就是坏孩子，不可以愤怒、发脾气等等。其实这些禁忌需要在个体不同的成长阶段区别看待，比如孩子三四岁正是学习规则的时候，让他学习守秩序，听从父母的要求就很重要。随着孩子的成长，需要根据孩子大脑发育的不同阶段给他自主的空间，不能一味用家长权威去压制。如果家长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到了青春期双方就可能爆发强烈的冲突。如果接下来家长还是不调整，孩子就可能在纠结中生病。另一种情况，就是压制到一个程度，孩子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感受了，这也会引起自残：我感觉不到我的存在，需要割一下痛一下才能感觉到。
有时抑郁症只是一种表象，我们需要发现背后的问题。更深层次、更核心的问题，可能是人格问题、多动问题、创伤、进食障碍等，抑郁可能只是表象。
《境界》：既然家庭环境很重要，那么参加家庭系统治疗是不是很有必要？
孙欣羊：家庭系统治疗对青少年来说尤为重要，个体治疗、家庭治疗、团体治疗这三种治疗方式最好能结合在一起，但可惜的是接受家庭治疗的比例不多。有的是孩子不愿意，有的是家长不愿意。家长总以为孩子生病了要我看什么医生？你给孩子治不就行了！但家庭是一个系统，脱离不了干系。
《境界》：你发现抑郁症患者群体有什么普遍特征吗？
孙欣羊：除了刚才谈到的失联感，其次，抑郁症患者普遍对意义感有非常高的追求。他们可能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开始读哲学，探索比较深层次的问题，一些生活琐事对他们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特征不一定出现在青春期，成年阶段也可能有。因为对意义感的要求很高，他没有办法从普通人可以接受的平淡生活中感受到乐趣，因为他思考的是人生的终极问题。第三个特征就是他们对自我有很高的要求，做事一定要达到自己期待的效果，如果没有达到就很崩溃。他们的思维模式容易陷入两极化对立的状况，不容易接受中间地带。
我知道自己的根基在哪里
《境界》：不管是抑郁症还是强迫症，似乎都会有一些比如过度自我关注、自我中心、完美主义之类的表现。从信仰的角度，这可能涉及到人的罪性。你作为基督徒医生，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孙欣羊：罪其实无处不在，不仅体现在心理病症中，也出现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家庭、社会等状况中。我一般会把信仰角度的理解和临床角度的理解分开，不会在工作当中和来访者做完整的信仰探讨，我会从伦理的角度把持一个界限。
关于临床方面的自我关注、自我中心等问题比较复杂，有些涉及到发展心理学。比如两三岁的孩子在生理机能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去探索这个世界，在自我技能成长过程需要有一些积极的反馈，告诉自己“我是可以的”，“我能做到这件事”，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患者有时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因为创伤或者不良的教育方式，使自我发展受阻，被卡住了，心理治疗要做的是去完善他发展受阻的那一部分。先解决卡住的问题，再谈更高层次的信仰角度的目标。
从个人的角度，我会思考对一个人来说，如果他不能解决罪、人生意义、生命价值这些根本性问题的话，心理治疗到底能够帮到他什么、解决他什么问题？对于这些，我自己也在摸索之中。
《境界》：抑郁症既然如此高发，那么教会当中一定有人受到困扰，你认为教会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更好地服侍这个群体？
孙欣羊：不同的教会对抑郁症的看法可能不一样。有些基督徒不认同世俗心理学，甚至不认同服用药物，他们认为抑郁症就是信仰生命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很让人难过和遗憾的一件事。我不否认抑郁症患者有生命层面的问题，但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的问题，不仅仅是抑郁症患者有生命的问题，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理解方式。面对抑郁症患者，最应该避免的错误就是我们以为自己懂对方，这是很自我中心的想法。抑郁症很难被懂，不同人的症状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接纳和理解，但接纳不代表认同。
教会可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比如通过讲座来提高大家对心理状况的认识和觉察。服侍同工如果拥有相关知识，就可以在小组日常团体交流当中及时发现会友心理健康异常的状况。教牧人员需要明白自己的界限在哪里，如果信徒有明显的病理化的特征，建议要去看精神科医生，决定是否需要服药。
对我个人而言，如果没有信仰，我是撑不住的，因为每天要面对太多人生的苦难，倾听各种各样的消极言语，我可能也会陷入到消极绝望中，感到人生没有意义。目前我们还创办了“慕喜乐”社群，这是一个有公益属性的商业平台，汇集了近百位专业人士，团队付出了很多业余时间在这个项目上，希望可以提供精神、心理方面的科普和对病症有针对性的治疗。在忙碌之中，我会抓住信仰带给我的力量和盼望，不管多少人跟我说他们人生的虚空，我都知道自己的根基在哪里：上帝是我的磐石。
片尾曲： 赞美之泉《医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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