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丈夫中东穆宣进行时
导读：就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爆发战争的三天前，拉普斯利获得了第39届庭野和平奖。他的故事里同样有炸弹，在爆炸的火光中他失去了自己的两只手和一只眼睛，却少了报复、枪杀和仇恨。
《境界》独立出品【人物】
翻译 | Wenlei Chenlei Crystal Jane Hannah Quiet
执笔 | 鹿鸣
播音 | 大新
2022年2月21日，第39届庭野和平奖（Niwano Peace Prize）被宣布授予反种族隔离活动人士迈克尔·拉普斯利。根据庭野和平奖委员会的声明，该奖项是为了表彰拉普斯利“他为反对种族隔离和社会歧视所进行的不懈斗争，他对南非解放运动的支持，以及他的和平建设活动。尽管失去了双手和一只眼睛，他并没有变得忿忿不平。相反，他不仅继续他的斗争，他还开始着手治疗和和解。他的工作专注于治愈各种各样的分歧。他看到了不公，并与之斗争。他看到了伤害，并努力去治愈它。”
颁奖词言犹在耳，三天后的2月24日，俄罗斯的军队在总统普京的命令下越过乌克兰边境，截至发稿日，战火仍在继续。乌克兰和俄罗斯两个族群的纠葛由来已久，只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经历了如此多的血泪之后，今天仍然有人选择以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
拉普斯利的故事里，同样有炸弹爆炸的火光。他因为自己的不同应对和选择而获得了和平奖。
我不再是“人”，而是“白人”
那是在1990年的津巴布韦，拉普斯利拆开刚刚收到一个信封，里面是两本杂志。拉普斯利坐在咖啡桌边，在他打开杂志的一霎那，藏在里面的炸弹爆炸了。他永远失去了两只手和一只眼睛，耳膜也被震穿，身体被炸弹引燃的大火严重烧伤。爆炸的火光，还有痛不欲生的感受，此后一直伴随着他。拉普斯利知道这颗炸弹不是来自某个个人，而是当时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府所为。
作为白人的拉普斯利出生在新西兰乡村，从小就因为敬虔父母的影响而对信仰生活充满热情。1973年，24岁的他被派往南非位于德班的纳塔尔大学深造。临行前，他已经知道南非仍在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因此提前阅读了许多相关书籍预备自己。他自信地认为，如果南非有两类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那么他将成为第三类人。
不过，拉普斯利回忆，“一到南非，我发现自己不再是‘人’，而是‘白人’。我第一次震惊地发现，仅仅因为我是白人就自动成为了压迫者。因为从那一刻起，我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由我肤色所决定：我在哪读大学，哪个公园的座椅我可以坐，哪个厕所我可以用，哪个电梯我可以上，邮局哪边的门我可以进入，甚至是哪片海域我可以游泳。”
幸运的是，接下来他被所属的机构神圣使命协会（The Sacred Mission）安排进入包括黑人和白人学生的三个校园工作。这给了他一个独特视角，“帮助我看见，我自己就活在特权庇护的舒适中，而那么多人却仍活在种族压迫之下。白人从种族隔离制度得到益处，黑人受到种族隔离制度的迫害，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囚犯，要么是为每个人争取解放和自由，要么就是没有人拥有解放和自由。”
这种不公正给他的人性以及过往所接受的“爱邻舍”的价值观带来严峻挑战。“从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告送我，每一个人都有同一个来源，有着相同的价值。而南非的经历恰恰相反，社会根据你肤色而分级，而不是尊重普世人权。……我的心要我选择站在被压迫者这一边，与他们融于一体，我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投入到这场终止种族隔离政策的斗争中。”
我还活着，所以他们失败了
接下来三年的时间里，拉普斯利公开反对不公正的种族隔离政策，并且活跃在以此为目标的运动中。
1976年的紧张时期，学校的孩子们开始举行抗议活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超过1000个学生在南非的街道上被射杀，大批学生被扣押收监，并且被酷刑折磨。拉普斯利公开表示抗议，因此被南非支持种族隔离的白人群体视为叛徒，被驱逐出境。
拉普斯利继续在莱索托完成学业，同时作为圣公会的牧者加入了非洲国家议会（ANC），成为同伴们心灵的关顾者。拉普斯利很早就被非洲国家议会的道德远景所吸引——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民主社会。他很快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1982年，听命于南非政府的武装人员突袭了莱索托首都马塞卢的大部分非洲国家议会成员藏身处，造成了42人死亡，其中包括五名女性和两个孩子。屠杀发生时，拉普斯利恰巧不在莱索托，但毫无疑问，他是这次屠杀的目标之一。
此后，拉普斯利撤离到了津巴布韦，继续在流亡社区里从事从托儿所到大学的教育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南非社会真正危险的不仅是黑人的生存，还有真理和价值观。他难过地发现，荷兰裔白人是种族隔离政府的支持者，同时是当地改革宗的信徒，他们扭曲信仰来为自己的罪恶辩护。
拉普斯利对纯正真理的坚持和宣讲，揭露了对方的虚伪和错谬，因此他多年以来一直在南非政府的打击名单上。1982年，改革宗世界联盟（WARC）中止了顽固维护种族隔离的南非改革宗成员的资格，谴责其错谬的学说。
1990年前后，政府同意与抗议者谈判，但同时在夜晚仍继续逮捕和杀人。就是在那一年，悲剧发生了。打开邮件炸弹那一刻，“我记得自己陷入黑暗中。其实当时拆开炸弹的角度救了我的命，幸亏我是在小小的咖啡桌上打开信封，那个小桌子隔开了我心脏和头的位置，否则我就没命了。”拉普斯利回忆。
当他发现自己仍有一息尚存的时候，他立即感到“有一种超然的力量在痛苦中与我同在，我知道种族隔离政权虽然已经发现了我，但因为我还活着，所以他们的计划失败了。”
拉普斯利之后的生活不得不接受身体的残缺，但他以此作为得胜的见证。爆炸之后，他先在津巴布韦治疗一个月，然后转到澳大利亚的两家医院住了七个月。他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关爱和支持，他幽默地说，“如果我死了，我不需要葬礼，因为人们已经说尽了所有好话！”
199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开始被正式废止。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表示对拉普斯利的崇敬和认可，并开始讲述他从受害者、幸存者到胜利者的故事。不过，拉普斯利很快就发现还有其他的战场。
失去双手后更适合爱人
南非政府想要消灭的是他的身体，而内心的仇恨、苦毒、自怜和报复的欲望却想杀死他的灵魂。 “如果你失去了所爱的人，你将永远为那个人感到悲伤，当你失去四肢时也是如此，你正在失去自己的一部分。所以，我将永远为我失去的手而悲伤。是的，永久的悲伤。有时可能会有挫败感，你可能正在尝试做一些小事，但你无法做到，因为你没有手。”拉普斯利深感悲伤。
那些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领袖和官员让他感到愤怒。“他们当然没有亲手折磨任何人，而只是坐在议会中通过了对数百万人来说意味着巨大痛苦和苦难的法律，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然否认，这在我心中引起愤怒。”
过去的伤害留在人们心中的后遗症并不容易消失。“这是一个受过严重创伤的民族，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想要去讲述，却没有人愿意倾听，更没有人能理解他们的痛。”1993年，拉普斯利在南非暴力与酷刑受害者创伤中心服侍，希望不只在生理层面，更在情感与心理层面帮助人。
1995-1996年间，作为面对国家过去的一种方式，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虽然有2万3千人来到委员会寻求帮助，但这个民族总共有5500万人。“我不断想一个问题：那些没来的人的故事是什么？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于是，1998年拉普斯利在开普敦建立了记忆治疗研究所（IHOM），希望帮助所有种族的人说出自己痛苦和创伤的故事。
在服侍那些有创伤记忆的群体时，拉普斯利发现发现当他讲出自己的故事，就会带来巨大的医治的能力。他明显的身体残疾经常会无形中鼓励其他人坦然分享他们的残疾和破碎。“我想比起以前双手健全的时候，失去双手的我更适合从事爱人的工作”。
当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要么传递创伤，要么转化它，但绝对不会保持原样。我们无法控制别人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但我们总是有权控制自己的反应。拉普斯利认为，这不是一个人单靠自己就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要以一种“生命丰盛”的方式回应苦难和创伤，就需要他人的支持，陪伴我们并肩同行。“人类的故事不是完美，而是不完美、不完整，我们需要彼此才能成为完全的人。”
宽恕之昂贵、痛苦和困难
在治疗创伤记忆时，最经常遇到的问题莫过于如何“饶恕”。拉普斯利说，“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谁送的炸弹，谁制造了这个炸弹，谁负责指挥。因此，对我来说，某种程度上，现在还谈不上宽恕。”
拉普斯利常常在头脑中想象，有一天有人敲门说：“是我给你寄了炸弹，你能原谅我吗？”他无法预料自己到时会怎么反应，可能会对那个人说：“哦对不起先生，你现在还在做信件炸弹吗？”对方可能回答说：“不,不,我现在在不远处的红十字儿童医院工作,你会原谅我吗?”“是的，当然，我当然原谅你”。然后，也许他们会坐下来喝茶，拉普斯利接着想象说：“好吧，先生，我已经原谅你了，但我还是没有手。在我的余生中，总是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你当然应该会为我支付这些费用吧。”
他常常用一个自行车的例子来说明宽恕的观念。“我来偷了你的自行车，然后几个月后我回来了，跪在你面前说，‘非常抱歉我偷了你的自行车，你能原谅我吗？’然后你说，‘是的，当然’。但是我还留着这辆自行车。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经常把原谅减少到说对不起，但不承诺赔偿和恢复原状的责任。这些是宽恕之旅的关键元素。”
有人认为拉普斯利关于宽恕的见解，是一种“有条件的宽恕”，因为他似乎认为宽恕必须要通过补偿和道歉来赢得。拉普斯利本人并不这么觉得，他提到一个犹太人撒该的故事。撒该在罗马帝国时期是一个替罗马人压榨自己同胞的税吏，当他因为奇妙的遭遇而生命发生翻转时，他悔改过往的所作所为，当即决定拿出自己搜刮来的不义之财的四倍赔偿给受害者。显然，在宽恕与和解的过程中，加害者的认错与悔改是必要的元素。
拉普斯利认为，今天很多关于宽恕的书籍虽然写得漂亮，事实上却忽略了宽恕之昂贵、痛苦和困难。很多时候，人们通常会在脑海中原谅，然后发生一些别的事情提醒他们意识到，也许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原谅。
“我会把自行车还回去，我也会给它配上新轮胎和车铃。我认为这就是我认为有意义的宽恕的样子。”可惜的是， “大多数种族隔离的受害者仍然不确定白人是否对过去感到真正的悔恨，这对我们的未来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更有甚者，拉普斯利发现，种族隔离结束之后，“宽恕”反而成了对受害者的道德压力。“人们经常被灌输‘宽恕’的思想，如果他们心里为了‘宽恕’而挣扎，就会认为自己有问题。” 为此，拉普斯利启动了一个叫做“第二阶段工作坊”的项目，口号就是：“处理愤怒，克服仇恨，挣扎着宽恕”。他提醒人们不要让“宽恕”成为伤害人的武器，与其责备别人不能饶恕，不如聆听他们的故事，给他们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如今，拉普斯利和他创立的机构专注服事人类最脆弱的两部分：童年创伤和性暴力受害者。多年来，他坚持认为：“所有人都是有灵的活人，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有信仰，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魂。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并且每个故事都需要一个聆听者。”
从2019年开始的新冠疫情，让拉普斯利对人的脆弱有了更多思考。他提醒：“全世界必须认清一个事实：许多国家曾将全部金钱预算投入军事装备，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对抗全球性流行瘟疫面前却毫无用处。”
然而，就在这场与疫情的战争仍在继续的时候，有人手拿武器上场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分享过去历史的责任，我们每个人也都在未来的历史中扮演着创造历史不同部分的角色。”拉普斯利的话就是说给当下的，我们或者扩散仇恨、激发愤怒，或者促进和解、推动宽恕。
（本文参考了The F Word Podcast；Aurora Humanitarian Initiative 官网资料，以及拉普斯利自传Redeeming the Past，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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