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蕾尔：我在耶鲁研究快乐，却被痛苦抓住

导读：在耶鲁研究快乐的戈蕾尔，却在亲人接连的离世中失去了快乐的能力。当她看到：十多岁吸毒、多次堕胎的中美混血儿米歇尔，帮助165名女性寻找快乐；女囚犯艾美想出狱后去养老院为老人们擦屁股；特雷弗在香港补好皮划艇，和戒毒者打捞贝壳恢复快乐；她被疗愈了。

独立出品【新视线】

文/路恩

播音/Lillian

    进入耶鲁大学工作，无疑是安吉拉·戈蕾尔（Angela Gorrell）学者生涯起步的高光时刻。

2016年，戈蕾尔被耶鲁大学聘用，加入著名学者沃弗（Miroslav Volf ）教授的团队，参与“快乐研究”。团队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由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和参与者组成的网络，从不同角度研究快乐。同时，戈蕾尔还参与为耶鲁在校生上一门叫做“生命值得活” （Life Worth Living ）的课程。

最初，戈蕾尔以极大的喜悦和热情接受了这份工作。“这项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感觉不到快乐。”此前5年，戈蕾尔一直在洛杉矶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做了几份兼职，压力很大。“现在，我要去研究快乐，过常春藤大学学者受人尊敬的舒适生活。”但戈蕾尔没想到，从洛杉矶搬到耶鲁，却是她人生最痛苦一段岁月的开始。

家人相继离世之痛

在耶鲁工作九个月后，正在开车的戈蕾尔突然接到妹妹珍娜的电话：“梅森走了。”梅森是戈蕾尔大姐的儿子，只有22岁。工作中突发心脏疾病，很快就离开了。“挂了电话，我大哭起来，梅森的年轻形象在我脑海中反复浮现。面对人生与死亡，我想要对耶鲁大学生们说的话变得更加迫切。”

坏消息接踵而至。梅森葬礼几天后，戈蕾尔的父亲又紧急住院。“我刚从梅森的葬礼上回来，还没有从旅途中恢复，仍然沉浸在失去梅森的悲痛中，无法想象我的心还会遭遇怎样的破碎。”

    由于父亲住在肯塔基州，为学生上完“生命值得活”的课后，她和丈夫保罗接连转了三次飞机，然后租车赶往医院。“在保罗开车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时，我不停地哭。一个小时后，妹妹打来电话说父亲的情况不容乐观，可能随时离世。我给病房打电话，请家人将手机靠近父亲耳边。我说：爸爸，我来了，几分钟后就到，我爱你，请不要走。我很快就会见到你。”

当戈蕾尔终于赶到病房时，父亲只有眼珠还能转动。“我看着他的目光从床的右边到左边来回移动，直到他看到了我。当他意识到我是谁时，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我的眼泪也掉了下来。我啜泣着轻声说：“爸爸，是我。我就在你身边，我爱你。”

2017年1月19日，戈蕾尔父亲半夜去世，一家人在祈祷和唱诗中送别了他。

尽管知道父亲要离开，戈蕾尔仍然无法释怀。“在经历接连失去亲人的痛苦后，家人们好几个星期天都没法聚会。我只好呆在家里，每隔一段时间就祈祷，求问为什么生活如此令人心碎。其他时间我只能坐在那里，盯着客厅的墙哭。”

戈蕾尔的父亲曾是非常出色的律师，但个人生活却一团糟。“父亲经历了四次婚姻，这使得四个女儿都很难与他保持持久而深厚的关系，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二十出头时，已经注意到父亲在电话里听起来总是很累。”

“累”，应该是她父亲因阿片类药物成瘾导致的精神不振。“现在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当我考虑到阿片类药物成瘾的症状：嗜睡、失眠、记忆障碍、对个人形象失去兴趣、减少参与以前喜欢的活动、忽视责任、远离家人和朋友。”

戈蕾尔意识到，父亲对阿片类药物的上瘾毁掉了他的生活。他服用的是扑热息痛羟考酮，可以止痛，但大量服用会导致肝损伤。这次住院，正是因为他的肝脏和肾脏衰竭。

据报道，2022年全年，全美有超过10.6万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是美国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戈蕾尔对这一问题过去一直有所关注：“但关注问题相对容易，直到你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家人偷偷对阿片类药物上了瘾。从此，你的世界就被颠覆了。”

美国是世界上毒品问题和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最严重的国家，近年因此导致死亡率不断上升。面对这一世纪难题，2023年4月27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国际毒品贩运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

“美国的毒品和药物使用危机早就闯入了我的生活，而我却拿着ipad在思考快乐。”戈蕾尔提到，“父亲在经历多次髋关节手术后获得了残疾补助，其中包括使用阿片类药物来缓解疼痛。然而，过去十二年里，阿片类药物对他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当然，我认为将他的情况与滥用药物等同是不公平的，父亲确实感受到强烈的身体不适。但随着时间推移，他放弃了寻求真正治愈的希望，而沉溺于止痛剂带来的短暂舒适中。焦虑情绪使他无法专注于其他事情，导致他频频就医以获取更多止痛剂，却从未真正康复。”

戈蕾尔认为，包括海洛因在内的阿片类药物能暂时缓解焦虑症状，减轻由于担忧、困扰和紧张而引起的不适感，这也是使用者产生上瘾的原因。然而，在短暂的兴奋和舒适消退后，焦虑还会再次出现。“我深感懊恼，因为没有人能够挽救梅森的生命，或治愈父亲的上瘾行为。这让我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对我一直很清楚的信仰的把握。尽管探究快乐的工作仍在继续，但阅读、思考和讨论它，并不能带给我真正的快乐体验，家人的相继离世更是阻碍了我的快乐研究。”

戈蕾尔不得不开始探求自己的康复之道——接受治疗、写日记、健身锻炼和徒步旅行。但这些都无法让她康复，直到有一天她进到监狱里参加狱友团契的服侍。

女子监狱里的歌声

2019年1月，戈蕾尔参加了一个女子监狱里的团契小组。这个团契专门为精神病房里的女性和有自杀倾向的女性囚犯提供服务。“访问监狱的第一个月，我了解到，来到团契参加信仰学习的女性，大多数都是因为对海洛因或可卡因上瘾而被判服刑。”

在监狱服侍的这一年，教会了戈蕾尔谦卑和诚实。她遇到的女性有几个共同点：她们都有复杂的创伤史，来自功能失调的家庭，受过虐待，自我价值感低，有很强的羞耻感。这些很可能是她们产生自杀想法和药物上瘾的根源。自杀，更多是绝望呼喊无效后，试图逃离混乱与困境搅扰的生活并寻求最终解脱的一种方式。这些混乱和困境，往往始于她们年幼时期并持续至今。

处理过去受到的精神创伤，是戒瘾治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大多数女性从未真正得到机会修复创伤带来的伤害。这些受伤的女性极度渴望从身体和性创伤带来的恐惧和羞耻中解脱出来。她们需要一条真正的医治之路。

唱诗环节，成了晚上小组成员最喜欢的部分。她们抛去羞耻开始大声歌唱。“当我们歌唱时，房间里发生了变化，我们都活起来了。华冠代替哀伤者头上的灰尘，喜乐的膏油代替悲哀，赞美赶走了忧伤。歌唱成了一种反抗死亡、宣告得胜的快乐行为。我们一起跳舞、鼓掌、歌唱，盖过那些宣称‘你是孤独的’、‘你毫无价值’或‘没有希望’的想法。我们唱得越大声，真理就越响亮，那些对我们说‘你无关紧要’、‘你的悲伤永远不会消失’、‘你的挣扎永远不会被胜过’的声音，就越安静下来。”

随着戈蕾尔和女囚犯的相处越来越长，她意识到自己的最大收获就是——“每次我和姐妹们分享时就更能认识自己的软弱。在她们的分享和微笑中，我突然被快乐所吸引。快乐是即使在破碎中也能迸发出的真、善、美的礼物。在希腊语中，快乐（chara）这个词就是与恩典（charis）联系在一起的。恩典是免费给予的。正是在这个监狱里，我受到姐妹们的启发，在经历了家人去世的悲伤和黑暗中，看到了快乐的微光。”

在监狱里，戈蕾尔遇到一位二十出头的姐妹艾美。母亲是瘾君子，艾美从十几岁起也染上毒瘾。高二时，母亲鼓励她找工作帮助养家糊口。艾美就出卖身体来支付家庭账单，同时满足自己的毒瘾。由于找不到家的感觉，艾美最后流落街头。为了钱卖淫，沉迷于药物，考虑过自杀，最后进了监狱。

“在试图自杀五周后，艾美走进了团契。我们试图帮艾美认识到，她的毒瘾、卖淫和自杀念头与她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精神和身体创伤直接相关。羞耻感总是悄悄涌上心头，她会厌恶自己。痛苦必须得到解决，人才能真正康复。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她是被爱的，希望她能学会接纳自己。她开始让我们为她祈祷。我每周都在家里和监狱里恒切祈祷，整个团队也不断这样做。”

在努力恢复的过程中，艾美对生活重新生发憧憬。这释放了她内心深处的痛苦。艾美希望自己将来出狱后能到养老院工作，为老人擦屁股。她充满爱意地解释说，团契里的人一直在照顾她，她也不介意去照顾别人，尤其是那些被遗忘和忽视的老人群体。她深知被遗忘和忽视所带来的孤独和痛苦。

摆脱堕胎、吸毒的痛苦

混血儿米歇尔的故事同样深深触动了戈蕾尔。

米歇尔的母亲是华人，父亲是白人。米歇尔的童年，“总是缺乏安全感，渴望被接纳和关注。”十几岁时，她加入了表弟和他朋友们的毒品体验。父母离婚后，这种归属感变得更加重要。像许多对冰毒上瘾的人一样，米歇尔意识到正常工作收入维持不了毒瘾，于是开始卖冰毒。

19岁生日那天，意识到自己生活混乱的米歇尔，凭意志力克服了毒瘾，还上了大学。然而，这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觉得无法抚养孩子，就去堕胎。米歇尔对此深深后悔和自责，她开始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一个坏人。

22岁时，米歇尔遇到了朋友卢克，卢克刚从贩毒监狱出来。两个月后，米歇尔怀上了一对双胞胎。怀孕后，米歇尔立即决定戒毒。当时，她在父亲的公司工作，甚至还帮卢克在父亲公司里找到一份工作。他们订了婚，生活似乎在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但产检时医生发现，一个孩子在子宫里死了。不久，另一个婴儿也被告知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可能活不到出生。

悲伤压倒了一切。在几天极度痛苦的哭泣中，米歇尔的妈妈和卢克陪她去看医生并决定终止妊娠。米歇尔回忆说：“我要了镇静剂的处方，医生开给了我。我差点把整瓶都喝了，我不知道如何应对痛苦，没人能理解我。”

婚后，米歇尔和卢克又过上了吸毒和酗酒的生活。他们不断争吵，卢克开始背叛她，最后又回到监狱里。米歇尔提出了离婚。后来她又遇到一个叫加藤的吸毒者和毒贩，两人同居。米歇尔再次怀孕。加藤在她怀孕期间入狱。他们的女儿凯伦出生六周后，米歇尔躺在浴室地板上感觉筋疲力尽。她感激凯伦的出生，但自己又有了自杀的念头。“最后，有人打电话给儿童保护服务中心。凯伦从我身边被带走，交给了我妈妈。在失去凯伦之后，我的毒瘾一发不可收拾。”

2015年9月，米歇尔因吸毒被捕，在监狱里经历了残酷的戒毒。一天，轮到她在监狱洗衣房值班，正等着把烘干机里的东西叠好时，她突然看到一本书，翻开后，里面的话在她心中种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当她还在监狱时，妈妈请了一名律师，法官允许她直接从监狱转到家中和妈妈居住。她在90天里参加了90次匿名戒毒会，恢复了清醒并开始工作。自从洗衣房的经历后，米歇尔逐渐被信仰所吸引并委身其中。她的生活也发生了彻底的积极的转变。后来，她认识了戈蕾尔的哥哥詹姆斯。从哥哥那里，戈蕾尔知道了她的故事。

现在，米歇尔经营自己合法的珠宝生意。她团队中有超过165名女性，“这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女性朋友圈，大家有着同样需求，但要以新的、健康的方式来满足。我们有一个群聊组，大家一起哭泣，一起欢乐，互相鼓舞。”

业余时间，米歇尔加入了向贫困者免费分发衣服和食物的服事，并成长为团队的带领者。她和同工们希望可以让那些来领衣服和食物的人知道一点：他们是被爱的。这很重要，因为他们中许多人都在与毒瘾作斗争，志愿者需要用祈祷托住他们。

对现在的米歇尔来说，康复意味着恢复快乐。“靠着信仰去培养关系，我感到快乐。我现在能够公开地给予、信任和爱，因为我得到了许多恩典和爱。”

恢复快乐之路

特雷弗（Trevor Henderson）是戈蕾尔的另一个朋友。他曾在香港服侍戒毒者。他知道如何成为一个充满爱心的见证人。

在那些吸毒者戒瘾不服药的头48个小时里，无论是在凌晨2点为他们煮面条，还是在他们哭泣时做肩部按摩，他就呆在他们身边，尽他所能安抚他们。在与戒毒者一起熬过最难的两天后，他继续帮他们度过接下来30天的戒毒期。

有一天，特雷弗注意到戒毒中心附近有一些损坏的皮划艇，他决定修好它们，这样他就可以用皮划艇带他们出去玩了。邀请这些人到外面走动对康复有很大帮助，特雷弗把潜水面罩和水桶递给他们，让伙计们从皮划艇上潜到水里收集贻贝，再把贻贝带回康复中心，煮熟了大家一起分享美味。

对戒毒者来说，最初收集贻贝做成食物，只是他们康复过程中的一项常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一起共同做事的日子为他们带来了治愈的快乐。特雷弗回忆：“总是有很多笑声。慢慢的，这些家伙开始敞开心扉。突然之间，像收集食物、做饭和吃饭这样的日常行为，对这些一直在逃避生活而不是参与生活的人来说，开始变得充实起来。划皮划艇和收集贻贝，帮他们体验了一种美好的归属感。”

戈蕾尔认为，群体归属感不仅是一种生活的动力，也是一种对抗绝望的强大力量。“许多人很难找到归属感，当他们和其他人在一起时，谈话总是很简短、匆忙、肤浅，并且经常打断。如果我们想治愈绝望，就必须定期和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必须培养真正的归属感。如果我们想从创伤和痛苦中恢复，需要像特雷弗在香港那样让自己成为具有归属感的群体的一部分。”

“快乐研究”的负责人沃弗教授说：“群体关系是快乐得到最佳体验的理想场所。快乐是通过寻找同伴来实现的——与我共享快乐，而这些快乐的人会滋养每个人的幸福感。”当戈蕾尔深陷个人伤痛之中，是监狱中的那些女性帮助她随时随地感受快乐。“她们鼓励我看到美好的一面，鼓励我从家人的苦难中找到意义。”

在耶鲁“生命值得活”课程的最后一节课堂上，戈蕾尔告诉台下的一百多位同学：“不要害怕告诉别人：他们的生命值得活。”戈蕾尔认为，也许只有那些面对失去的人，特别是那些曾被社会剥削虐待、在生死中被剥夺尊严的人，才会发现：在悲伤和绝望中也能有快乐。

戈蕾尔总用“Joy”这个词来表达“快乐”，她强调，一旦我们从信仰中获得快乐，它就会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喜乐，没有人能把它夺走。

    现在，戈蕾尔已经成为贝勒大学的助理教授。回顾自己研究快乐的那段日子，她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苦难是如何与更大故事联系在一起的。通过与痛苦搏斗，我们实际上对快乐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快乐是绝望的对抗剂，一种洞察更深刻事物的能力。它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并不像自我感觉中那样孤独、空虚、凄凉或毫无价值。要在痛苦中辨别信仰的位置，以免被痛苦的绝望所吞噬。”

（本文参考了《The Gravity of Joy》一书，以及Yale Center for Faith & Culture、Angela Gorrell、Faith and Leadership等网络资源，一并致谢）

版权声明：《境界》所有文章内容欢迎转载，但请注明出处，来自《境界》，并且不得对原始内容做任何修改，请尊重我们的劳动成果。投稿及奉献支持，请联系jingjietougao@gmail.com。如有进一步合作需求，请给我们留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