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多萝西·戴：如何去爱？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

导读：用厨房作编辑室，把记者弟弟当作助手，和女儿一起上街卖报，多萝西在经济大萧条中开始办报，并掀起了一场操练怜悯的“绿色革命”。在一个更懂得意识形态却不懂爱的世界里，她努力安慰受苦的人、警醒舒适的人。她写信给一个女孩说：“我曾两次试图自杀，上帝把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你使我想起了自己的青春。”

《境界》独立出品【记者节特稿】

文 | 淮风

播音 | 虹雨

扫码奉献，同做主工

11月8日是中国的记者节，这一天也恰好是创办《天主教工人报》的美国记者、社会活动家多萝西·戴（Dorothy Day，或译：桃乐斯·戴）的出生纪念日。

1933年5月的一天，当35岁的多萝西把自己在纽约15街一间公寓的厨房里策划、撰写和编辑的第一期《天主教工人报》塞到人们手里的时候，许多人一脸困惑，有的直接把报纸扔进了垃圾桶。但那些打开阅读的人，从此把这份报纸视为一个关注穷人的平台。

不久，《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注意到多萝西主编的这份报纸，并认为新报纸是“为那些挤在避难所里躲雨的人，为那些在街上徒劳地寻找工作的人，为那些认为未来没有希望、对自己的困境没有认识的人”而创办的。当时正值经济大萧条，《纽约时报》所不知道的是这份新报纸的经济基础实在脆弱，第一期57美元的印刷费用还是由几笔小额捐款加上编辑们的积蓄支付的。此外，报社没有办公室、没有电话、没有工资支出。第一期刚一出来，多萝西就不得不把打字机送到当铺换钱。

大萧条中的办报奇迹

1897年11月8日，多萝西·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她是戴家的第三个孩子，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受他们的记者父亲影响，戴家的五个孩子里有四个长大后都成了记者。

1914年7月，一战爆发。9月，17岁的多萝西进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就读。年轻的多萝西，生活方式是波西米亚式的。课余期间，她选择兼职，为当地一家报纸写文章。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受害者挤满了世界各地的医院。这年春天，她和妹妹黛拉开始在布鲁克林的一间医院接受护士培训，参与照顾病患。

在医院里她认识了男友莫伊斯。1919年5月，多萝西发现自己怀孕了。男友建议她堕胎，堕胎的选择让多萝西觉得自己跌入了深渊。男友也随后离开了她。

1924年，她认识了男友福斯特并怀孕。由于之前的堕胎经历，她格外珍惜这个孩子。福斯特不赞成把孩子生下来，为人父母的责任使他害怕。但当时已经开始认真对待信仰的多萝西，越来越渴慕属灵生命的长进，阅读各种信仰书籍，包括金碧士的《效法基督》。她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翻转。1926年，女儿他玛出生。多萝西靠做记者维持生活，为几家天主教刊物撰稿。

1932年，经济大萧条进入第三年，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工作。多萝西被她所目睹的情况所震惊。当时的主流媒体每天的头条新闻都在警告共产主义的威胁，但这与那些徘徊在街头手无寸铁的失业者有什么关系呢！“我献上了一个带着眼泪和痛苦的祷告，希望能找到一条道路，让我用我所拥有的才能为我的同事和穷人服务。”

多萝西遇到了和她拥有同样志向的搭档彼得·莫林（Peter Morin），彼得也一直在为一个合作者祷告，他确信多萝西就是神对他祷告的回答。他们希望“按照耶稣基督的正义和仁慈生活”，倡导非暴力，反对战争和全球财富分配不公；操练仁慈与怜悯，尽其所能救济社会边缘人士，帮助他们自立，为社区提供服务。为了让他们的“绿色革命”理论广为人知并付诸实践，他们决定创办《天主教工人报》。

多萝西回忆说：“我开始把我的厨房当作编辑室，把我的记者弟弟当作写头条的助手。女儿他玛和我到街上去卖报。”第一期的内容包括劳工、罢工和失业。最紧迫的问题仍然是资金，多萝西不得不典当了她的打字机。但热情的读者来信陆续寄来，每一封都是订购信，也有很多捐款。多萝西赶紧跑去当铺取回她的打字机。

很少有报纸像《天主教工人报》在第一年就经历如此快速的发展。在最初的六个月里，印刷的数量从2500份上升到35000份，这不仅有许多个人订阅者，也有来自教区、学校和神学院的订单。报纸的行文风格很亲切，带给人一种家的感觉，就像一封朋友之间的信。许多志愿者聚集过来帮忙，纽约15街多萝西与弟弟和弟媳合住的简陋公寓，很快成为“天主教工人之家”的诞生地。

在多萝西的一次旅行中，她接受基督教牧师们创立的南方佃农联盟的邀请，南下孟菲斯。在那里，她亲眼目睹了黑人佃农食不果腹的困境。多萝西对他们的生活状况感到担忧，给他们送去面粉、饭菜和肥皂。她呼吁《天主教工人报》的读者把他们能省下的钱捐给南方佃农联盟，帮助他们有机会使用自己的工具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

这只是无数实例中的一个。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天主教工人报》坚持为穷人发声，成为一场新兴的“天主教工人运动”的代言人。他们积极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宿，开办农场组织穷人劳动。

如果我们依靠原子弹

1945年5月，德国投降。虽然战争结束了，多萝西却无法庆祝。数百万人已经死亡，但军国主义不仅幸存下来，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了更好的装备。战争带来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任何早期的政客都无法想象的。

8月6日广岛被炸后，杜鲁门（Truman）总统“欢呼雀跃”。这引发了多萝西的思考，把杜鲁门的名字拆成两个单词，意思是“真正的男人”（True man）。一个掌握权力者好像在这个时代的确算得上真正的人，但其实那真正的人是耶稣。“我们所有人，包括杜鲁门，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那真正的人基督来到世上，不是要毁灭，而是要拯救。”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苏更频繁地进行了更强大的核武器试验。“民防”（civil defense）一词被创造出来，进入了美国人的生活。成千上万的家庭在他们的地下室或后院的地下建造避难所。

1955年，纽约全州范围内的民防演习定于6月15日举行。消息还附有警告：任何拒绝避难的人都有可能面临最高一年的监禁和500美元的罚款。这引起了多萝西的注意。6月15日，她带领28人在曼哈顿市政厅前的公园集会，向路人散发传单，上面写道：“以上帝、爱的名义，我们不会服从伪装、撤离、躲藏的命令。我们不会被灌输恐惧。如果我们依靠原子弹，我们就不相信上帝了。”

当空袭警报响起时，所有车俩停在路边，纽约人纷纷涌进地下室和地铁站。几分钟之内，纽约就像一座鬼城。只有多萝西和其他和平主义者呆在市政厅外的公园里，看起来更像是在野餐，而不是抗议。摄像机拍下了这群安静的人，警察随后把他们押送进拘留所。多萝西和其他人拒绝被保释，但24小时后，他们被一位友好的法官送回家，既没有判刑也没有罚款。

一年后，演习和抗议活动再次上演，这次是在华盛顿广场公园。多萝西仍然选择了坐牢。她说，穷人付不起罚款，这也是监狱里满是穷人的原因之一。1957年，多萝西再次入狱。1960年5月3日，一群人和多萝西再次一起聚集在市政厅前。当空袭警报响起时，500人站在公园里，另外500人站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警察让他们躲起来的命令，引来阵阵笑声。在随后的逮捕中，警察被命令不逮捕多萝西。

多萝西的不服从已经成了一种年度的城市仪式，纽约的媒体每年都会聚集在一起，观看多萝西和其他人在演习期间安静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这一次，示威者终于不再是报刊编辑们嘲笑的对象。《纽约世界电报》改口称，民防演习是“徒劳的”。而政客们对这种一年一度的奇观也越来越感到不安。

次年春天，足足有两千人在市政厅公园欢快地举行了反抗活动。此时的空袭警报似乎号召人们到街上去抗议，而不是躲在地下。对于政客来说，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失败。此后不仅在纽约，在美国的其他地方也不再搞这种强制演习了。

安慰受苦的人，警醒舒适的人

从1930年代到50年代，大多数被“天主教工人之家”吸引的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对报纸所宣扬的愿景感到兴奋，并希望帮助将其付诸实践。而进入1960年代之后，“天主教工人之家”对一些志愿者的吸引力在于他们并不推行强制的生活方式。

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带着各自不同的问题，包括酗酒、吸大麻、使用其他药物上瘾，来到天主教工人之家。多萝西认为，这些人也在受伤者之列。她经常告诫自己不要去论断他们。“我们必须学会两件事，不论断别人，也不介意别人论断我们。……我们服侍的这些贫困、成瘾和精神错乱的人，往往比那些更懂得意识形态却不懂爱的年轻人更容易相处，也更有耐心和怜悯。”

多萝西经常把“天主教工人之家”描述成一所学校，“尽管我们有缺点和矛盾，但志愿者还是成功地完成了大量的工作：食物的购买、饭菜的烹饪和供应、衣服的接收和赠送、盘子的清洗、地板的擦洗、床单的清洗、报纸的邮寄，为有医疗需求的人提供帮助。”

她提醒读者，维持和平的方式通常都很普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呼召，以这种方式进行示威、禁食、忍受监狱生活中令人神经紧张的痛苦。我们尽我们所能，整个怜悯事业的领域都向我们敞开。所有的工作，无论是建筑、增加粮食产量、经营信用合作社、在工厂或手工业中工作，所有这些都可以被归为怜悯的工作，与战争相反。”

1972年，多萝西在75岁生日时被媒体认为是最能象征“美国天主教在过去四十年里的愿望和行动”的人。圣母大学授予她最高奖项拉塔雷勋章（Laetare Medal），奖章上的文字写着：多萝西·戴几乎一生都在安慰受苦的人和警醒舒适的人。特蕾莎修女从加尔各答给多萝西写了一封生日信：“那么多的爱，那么多的牺牲，全都是为了主。你是耶稣这棵葡萄树上一根美丽的枝子，修剪葡萄枝的天父经常修剪你，你带着大爱接受了一切。”

对多萝西来说，1970年代最让她感到痛苦的是，她看到许多人的灵性生活受到侵蚀。尽管她一生都与天主教官方保持距离，但她对人们忽视教会生活表示难过。看到身边的人花在祷告上的时间越来越少，她感到很忧心。“祷告是生命的必需品，就像呼吸一样，它是水和食物。有了祷告，一个人可以快乐地走下去，而没有祷告，这是多么可怕的旅程。我们给饥饿的人提供食物，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给他们衣服……但如果一个来访者不注意我们的祈祷和这意味着什么，那么他就会错过全部的要点。”

尽管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但她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对许多人来说，这个词意味着提倡堕胎。在1973年2月写给一位年轻女性的信中，多萝西提到了她年轻时的堕胎经历：“我两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亲爱的上帝把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我的病也是身体上的，因为我做过流产，后遗症很严重。”多萝西接着写道：“我爱你，因为你使我想起了我自己的青春，想起了我的一个孩子和我的孙儿们。我将继续为你的康复祷告，把你的名字写在我床边的祷告名单里。”

“失去了多萝西，但我们还有福音”

天主教工人之家，目前仍有超过一百六十家在各地服务社区。受多萝西影响的个人更是不计其数。著名灵修作家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在信中告诉多萝西，她为和平所做的见证深深打动了他。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Coles）年轻时，妻子患脑瘤，被诊断只有六个月生存期。科尔斯说：“我写信给多萝西，告诉她我妻子的情况。我开始每天收到她的来信或明信片，上面写着她的祷告和留言。她没有反驳医生的诊断，但她的信里却充满了鼓励和爱。转眼几年之后，医生们开始谈论我妻子‘奇迹般的恢复’。我知道，唯一一个没告诉我我妻子六个月后会死的人是多萝西·戴。”

晚年时，她与女儿他玛的父亲福斯特的友谊变得更加深厚，虽然他们没有结婚组建家庭。多萝西在1976年9月写给福斯特的信中说，他有9个孙子孙女，13个曾孙，“这都是你的后裔！”

1980年11月29日，多萝西与同为记者的社会活动家艾琳·伊根（Eileen Egan）通了人生最后一个电话。当时多萝西一直在关注意大利南部地震幸存者在雪山中挣扎的新闻报道。艾琳回忆：“她的声音充满了同情，她问我天主教救济会为他们做了什么。听到紧急空运毛毯、食品和药品的消息后，她松了一口气。多萝西建议说，这些毯子也可以做帐篷用。”当天下午，女儿他玛陪伴母亲时，多萝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多萝西的一生与《天主教工人报》）

消息传来，一位记者问当时《天主教工人报》的主编佩吉·谢勒（Peggy Scherer)，没有了创始人，这场运动能否继续下去。谢勒回答：“我们失去了多萝西，但是我们还有福音。” 另一位前主编帕特·乔丹（Pat Jordan）说：“多萝西对自己的罪、软弱有强烈的意识。她的标准如此之高，以至于她的失败更加突出。但是她更加明白上帝的恩典，明白什么是被饶恕。”

多萝西曾在《天主教工人报》上写道：“如何去爱，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她用自己的生命回答了这个问题。她的墓碑上只刻着两个拉丁词——“Deo Gratias”，意思是“感谢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