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精神病院的牧师凯瑟琳:我曾深受抑郁和狂躁之苦

走出精神病院的牧师凯瑟琳:我曾深受抑郁和狂躁之苦

导读:“在精神病院住院的经历让我学习谦卑,我看到其他人和我一样痛苦,甚至比我更艰难。”凯瑟琳牧师根据亲身经历,坦率分享自己对精神病院、电休克疗法等敏感话题的看法,帮助精神病患走出偏见带来的压力,在信仰群体中感到的羞耻,以及无知带来的污名化和恐惧。

《境界》独立出品【心理境界】

文 | 希幔

播音 | 安安     后期 | Jack

扫码奉献,同作主工

作为牧师,凯瑟琳(Kathryn Greene-McCreight)难以忘记自己在耶鲁精神病院住院的那段经历。精神病院的院牧每周会来探访两次,凯瑟琳认识对方,以前在服事中有过接触。然而,当这位牧师看到凯瑟琳时禁不住惊叫出来:“你怎么会在这里?”凯瑟琳心想:“对一个已经为自己在医院而感到羞愧的人来说,这可不是最好的问候方式。”当凯瑟琳请求对方为她祷告时,院牧当即表示非常乐意,但之后却再无下文。

对此她完全可以理解。作为拥有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站在讲台上教导学生的青年神学家,她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名字竟然和精神病院联系在一起时,同样难以克制心中的尴尬和羞愧。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凯瑟琳先后五次住院,接受了两个疗程的电休克治疗,并不断调整药物治疗方案。最终,在四种药物的联合治疗下,她的病情真正得到改善。“尽管我自己不喜欢吃药,但那些药物就像上帝为我编织的绳索上的一根线,帮助我恢复到正常状态,让我可以继续做一个母亲、妻子和牧者。我相信上帝喜悦我成为这样的人。”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精神病患走出偏见带来的压力,在信仰群体中感到的羞耻,以及无知带来的污名化和恐惧。

(凯瑟琳)

好基督徒就不会得精神疾病!?

由于家族遗传的影响,凯瑟琳的父亲和哥哥都患有抑郁症。“哥哥的抑郁曾让我深感恐惧。有一年夏天,我和哥哥从大学放假回家,我恳求他不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拒绝了,他说他无法给出承诺。”每当哥哥情绪低落,他会在凌晨3点醒来并不停敲门。凯瑟琳担心他会做出极端行为,这也让她无法入睡。

她曾想对哥哥大喊,“如果你不想为自己而战,那就去自杀吧,不要让家人和你一起承受痛苦”,随后又为自己的想法难过。然而,哥哥和父亲的抑郁症让她明白,生命是一份宝贵的礼物。无论她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感受,她都坚决拒绝向自杀的想法低头,尽管她也曾多次有过轻生的念头。

青春期时凯瑟琳只有轻微的情绪低谷,直到她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通常,健康的母亲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孩子的生命,但产后抑郁症阻断了母亲保护孩子的本能。睡眠不足会导致沮丧和幻觉,更重要的是,新妈妈体内的荷尔蒙会对身体和大脑造成严重破坏。”

后来她回想,其实她的第一个孩子早产时,她的身体状况就已经出了问题。当时她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感到沮丧。这种沮丧直到女儿出生后才被诊断为抑郁症。心理医生提出了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建议。凯瑟琳当时难以接受,认为去精神病院可能更适合其他人或弱者,但并不适合她这个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人。

1998年,凯瑟琳被确诊为躁郁症,也称为双相情感障碍。病人既会经历异常高涨的快乐期、亢奋躁动,又会经历情绪的抑郁期,情绪在双相之间剧烈波动,每次持续数天到数周。经过几个月躁郁症发作的痛苦后,凯瑟琳最终同意进入耶鲁精神病院住院一周。一位实习医生对凯瑟琳帮助很大,“她并不是基督徒,但她努力了解并尊重我的信仰。”

康复期间,凯瑟琳深入研究了精神疾病领域。她渴望找到一本能够解答她心中疑虑的书籍,尤其是关于抑郁症和躁郁症的问题。她想知道这痛苦是否是上帝的旨意,基督徒该如何看待这种疾病。

众多研究显示,信仰生活对治疗精神疾病具有积极作用。的确,有信仰的人比无信仰者更少受到抑郁、焦虑和自杀倾向的困扰。但那种认为一个懂得感恩、对神有信心的好基督徒就不会得精神疾病的偏见,导致教会对精神疾病存在恐惧心理。凯瑟琳说:“我们存在一种错误的假设,认为基督徒的生活永远是一条轻松的道路。”

对于凯瑟琳而言,精神疾病如同其他疾病一样真实。“我陷入沮丧时,每一个想法、每一次呼吸以及每一个有意识的瞬间都伴随着痛苦。我清楚地记得,我无法从床上起身,甚至无法上厕所。”当然,精神疾病的表现形式因人而异,即便诊断结果相同,症状也可能大相径庭。有的人因病痛而无法起床,有的人则受失眠困扰;有的人暴饮暴食,另一些人则进食困难。

大多数精神疾病是先天和后天因素、大脑化学物质反应以及生活压力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凯瑟琳提醒说:“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精神疾病困扰的基督徒,不应该轻易地对正在痛苦中的人提出例如‘多祷告’或‘让耶稣来掌权’之类的建议,虽然这些建议本身是明智的,但很可能只会让病人更加痛苦。同样,病人也无法简单地通过耸耸肩来摆脱疾病的困扰,就像我们不能轻易摆脱其他疾病一样。”

在精神病院的经历让我学习谦卑

偏见带来压力和羞耻感,无知则导致污名化和恐惧。出于羞耻,凯瑟琳选择不向教会领袖透露自己无法工作的原因。作为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博士,凯瑟琳当时在神学院任教时曾听一位朋友,同时也是神学院的教授评价一位经历过电休克疗法的人:“他的职业生涯完蛋了!”她坦言:“尽管我曾五次住院,多数领导和同事并不知情。现在我才意识到,我应该像感冒发烧时那样诚实地告诉他们。然而,当时的我并不相信他们会理解并支持我。我担心一旦透露了我的情况后,我将无法继续工作。”

凯瑟琳说:“病人感到羞耻的部分在于,人们往往忽视他们正常的一面。历史上许多有影响力的人曾表现出精神疾病的症状,但在稳定期他们仍能为神所用。”例如司布真一生都在与抑郁和焦虑抗争,但他仍坚持服事,在58年里讲了3500场道,写了135本书。

人们经常在电影中见到精神病人被绑起来。凯瑟琳在耶鲁精神病院发现,一般情况下医护人员不会对病人采取强制措施,除非面临极端躁动的情况。尽管经历了本文开头提及的与院牧相遇的尴尬,但凯瑟琳可以安心在医院休养,除了医生和社工,她不必强装笑脸与任何人交流。

除了药物治疗,凯瑟琳还接受了电休克疗法。这也是饱受误解的一种治疗方式。很多人以为电休克疗法就是把病人绑在床上,然后粗暴野蛮地电击头部,如同酷刑。其实,现代规范的医疗团队所实行的电休克疗法,病人首先会接受全身麻醉,同时肌肉松弛剂可以预防不必要的身体损伤。医生通过向脑部传递小电流诱发痉挛,在全程无痛的镇静状态下引发病人大脑化学层面发生变化。研究证实,抗抑郁药的有效性大约为50%,电休克疗法的有效性却高达75% – 90%,特别针对一些顽固的症状更是如此。

凯瑟琳以前所想象的电休克疗法也是那种让人痛苦尖叫的场景,但亲身经历过之后,她毫不避讳地说:“虽然电休克疗法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羞耻感,并可能影响短期记忆,但患者并不会因为恐惧而胡乱挣扎,身体并不会出现抽搐的情况。如果你信任的医生推荐使用电休克疗法,你也不应该拒绝它。” 

曾经抗拒住院的凯瑟琳转变了想法,多年的治疗过程使她相信“精神病院是我受到上帝庇护的安全堡垒”,一个让她无法伤害自己、免受大脑损伤的地方,一个可以远离生活压力的避风港。“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恐惧。在精神病院住院的经历让我学习谦卑的功课,因为我看到其他人和我一样痛苦,甚至比我更艰难。”

如今,在上帝的恩典和心理治疗及药物的帮助下,凯瑟琳学会了如何保护周围的人免受自己病情发作的影响。凯瑟琳也注意到,有些病人以自己的病情为理由,对身边的人进行无理攻击,有的人与家人和朋友疏离,甚至断绝关系。婚姻中,因一方患有精神疾病而导致离异的情况并不罕见。特别是躁郁症患者的病情发作,更有可能破坏婚姻关系。

让凯瑟琳感恩的是,每当病情发作时,她都能得到医生及家人的悉心陪伴。心理医生如有必要,每天都会随访。医生甚至在下班时间也会接听她的电话,在许多艰难时刻紧握她的手。凯瑟琳处理躁狂兴奋的方法是和女儿跳舞,女儿很乐意配合妈妈。凯瑟琳应对抑郁的方法并非激烈抗争,而是选择撤退,蜷缩在床上休息。她可以在日间或夜间随时入睡,并享受长时间的睡眠。

丈夫马修默默承担了琐碎的家事,如洗衣、烹饪、购物和照顾孩子,同时还需要出去工作。凯瑟琳说:“马修是最有爱心和耐心的配偶,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和鼓励,我将会陷入怎样的困境。”

黑暗不是我唯一的伴侣

凯瑟琳很喜欢用《诗篇》祷告,她特别在88篇里发现了许多共鸣。“在《公祷书》的翻译中,这首诗以‘黑暗是我唯一的伴侣’结尾。除了那些最亲爱的和最真诚的朋友,其他人似乎抛弃了我。和我在一起毫无乐趣,为什么不抛弃我呢?他们会说,她怎么了?她为什么心情这么差?”

凯瑟琳呼吁,作为病人的朋友能做的最有益的事情就是和病人保持联系。病人知道他们的朋友即使知道他们患有精神疾病也仍然是朋友,会倍感安慰。一个电话、一顿午餐,甚至一封电子邮件都可以改善病人低落的情绪。她相信朋友们的代祷为她敲开了上帝的门,使她能够更坚强地面对疾病。如果缺少代祷,也许某种程度的医治永远不会到来。

虽然一些朋友的远离让凯瑟琳难过,但她也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她反省:“精神疾病最危险之处在于它使我们陷入自我封闭的痛苦之中。这种疾病使我们相信黑暗是我们唯一的伴侣,它像面纱一样遮蔽了我们对神的依赖以及神对我们的爱,使我们只看到自己溃烂的伤口,因此距离医治的源头越来越远。”

凯瑟琳在病中学到的另一个宝贵功课,就是基督徒婚姻的本质。“疾病,尤其是精神疾病的挑战既有可能摧毁婚姻,也有可能坚固婚姻。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婚姻因为疾病得到了加固。”22岁步入婚姻的时候,她以为那段无论健康与疾病的承诺是提醒她要负责照顾丈夫,却没想到有一天她自己成为了那个更需要照顾的人。

“马修教会了我如何在我无法给予爱的时候接受无条件的爱。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他向我展示了恩典的奇妙,以及婚姻盟约中无条件的爱的重要。基督徒的婚姻是基督在我们心中塑造成形的一个试炼场,我们每天都在自己的十字架上受难,同时也在爱的纽带中复活爱。”

在疾病的软弱中,凯瑟琳深刻地领悟到,尽管医学手段很有帮助,但上帝是医治的最终源头。“对于那些遭受精神疾病或其他痛苦的基督徒来说,心中难免会浮现出这样的疑问:‘神与我的痛苦有何关联?’在我看来,答案是上帝始终陪伴在我们身边,哪怕我们暂时无法感受到这份同在。我无法轻易地对自身的苦难感到喜乐,但若我追随使徒们的榜样,学会在苦难中坚守信心,那么我就容易学会在患难中有喜乐。因为我的苦难正是基督救赎之苦的微小体现。那些未曾患病的人,无法体会上帝在我们的困境中所赐予的喜乐、释放与安慰。”

凯瑟琳学会了经常向神呼求,宣告“黑暗不是我唯一的伴侣,耶稣才是我生命的伴侣”。“我没有祷告神让我从这一切中解脱过来,更多的时候,我只是祷告求神让我有力量去承受这一切。这是因为我相信,在经历这些磨难的过程中,神还有很多功课要教给我。”例如对人的怜悯之心。凯瑟琳承认:“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但后来我明白事实并非如此。有时痛苦是学习真正同情和感同身受的必经之路。毕竟,一个人若未曾经历痛苦,又怎能设身处地为正在受苦的人着想呢?”

凯瑟琳相信,精神疾病并不是一个人信仰软弱的表现,但这也许是一种考验。我们应当像面对其他考验一样向神祷告,使我们忠心度过,并以此来荣耀神。神会使用我们的痛苦去帮助那些面临类似考验的人。

她写作的《黑暗是我唯一的伴侣》(Darkness is My Only Companion)一书,真实记录了她勇敢面对自身精神疾病的历程,以及她如何以坦诚的心态处理自杀、精神病院和电休克疗法等敏感话题。包括赖特(N.T. Wright)、韦尔比(Justin Welby)、唐慕华(Marva J. Dawn)等多位著名神学家和牧者,都极力推荐该书。北美和英国的大学和神学院将该书列为教材,甚至包括医学院、精神病院、监狱部门等机构也在使用这本书。

现今已62岁的凯瑟琳近年一直在牧会,并同时在神学院教书和写作,还在全国精神疾病联盟任职。她说:“我知道抑郁症和躁郁症依然有可能再次发作,但我已拥有了新的信心和应对能力,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易被击垮。……我一直期望我的经历能对教牧关怀的实践和教学产生积极影响。我欣喜地看到,我的服事已经产生了果效。”

(本文参考《Darkness Is My Only Companion: A Christian Response to Mental Illness》一书,及Journey with Jesus、Ministry Matters、Grace Evangelical Society等网络资源,一并致谢)

片尾曲:赞美之泉《深深的敬拜》

版权声明:《境界》所有文章内容欢迎转载,但请注明出处,来自《境界》,并且不得对原始内容做任何修改,请尊重我们的劳动成果。投稿及奉献支持,请联系jingjietougao@gmail.com。如有进一步合作需求,请给我们留言,谢谢。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