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话说就出轨？——观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有感

导读：11月4日上映的金马奖提名影片《一句顶一万句》，是根据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执导该片的导演便是刘震云的女儿刘雨霖，她是第一位获得奥斯卡奖(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的中国本土导演，也是李安之后第二位获奥斯卡奖的华人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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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道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酝酿创作了三年的小说，也是他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这本书也获得过国内文学最高奖矛盾文学奖。因着里面涉及到众多的人物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再加之作者想更深入地挖掘中国人内心中的孤独，这本小说也被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刘震云作为电影《一句顶一万句》的编剧，他以独特的语言风格，将小说中原本复杂的问题写得简单，讲述了一顶绿帽子下的史诗，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电影围绕修鞋匠“牛爱国”发现妻子庞丽娜出轨后的内心挣扎展开，经历了“提刀”，“借刀”，最终“放刀”，将“忍”字展现得淋漓尽致。说得着，说不着，说什么与怎么说，成了他们一生的纠结。

“与情人一夜说的话，比跟我一年说的多”

当初，牛爱国与庞丽娜结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之间有话可说：“话还没说，就知道对方想的是啥，说得着。”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变得没话可说了。牛爱国本想跟庞丽娜说一件事，但庞丽娜却捂着耳朵说：“求求你，别说了，我一听你说话就恶心。”

一言不合就闹争执，这让我想起，前几日回老家探亲路上发生的一件事，坐在我旁边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两人因为一点小事情，一言不合就吵起来。男的对女的说：“我看不起你”，而女的也随口反击：“我也看不起你。”虽然没过多大会，两人和好了，但他们说出的话，值得思考。

结婚久后，那些令人心悦的绵绵情话，渐渐从我们平常的生活中撤离，接下来上场的往往是带有责备和苦毒的话。于是，我们常陷在“当初就不应该娶你”的自怜情绪中。我们变得越来越不会说话，关系也降到了冰点，夫妻秉持着“不说话为上策”，“一说就错、少说少错”的原则，小心翼翼地避开对方的雷区。在刘震云的原著中这样写道：“牛爱国不爱说话，庞丽娜也不爱说话，大家觉得他俩对脾气；他们在一起相处两个月，也觉得对脾气；半年后，两人结了婚。

结婚头两年，两人过得还顺和，生下一个女孩，名叫百慧；两年之后，两人产生了隔阂。说是隔阂，但隔阂并不具体，就是两人见面没有话说。一开始觉得没有话说是两人不爱说话，后来发现不爱说话和没话说是两回事。不爱说话是心里还有话，没话说是干脆什么都没有了。但它们的区别外人看不出来，看他们日子过得风平浪静，大家仍觉得他俩脾气对脾气；只有他俩自己心里知道，两人的心，离得越来越远了。”

当牛爱国去捉奸的时候，却听了庞丽娜和情人蒋九一夜的情话，牛爱国说，她(庞丽娜)与情人一夜说的话，比跟他一年说的还多。不难看出，庞丽娜对自己的配偶没话可说了，对情人却有话可说，是因为心不对了。

连一秒钟的失误你都会把它想成一辈子

电影一开始，出现了一幕民政局里登记结婚离婚的画面，一对刚结婚不久的夫妻因为性格不合，要办离婚手续，工作人员问他们为何离婚，他们回答说，结婚三个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离婚！”虽然有点夸张离谱，但也道出了许多糟糕婚姻生活的实情。很多人把离婚的原因归结为性格不合，因为觉得性格不合，内心积压许多矛盾，常常导致争吵，最终不欢而散。没有不吵架的夫妻，但是因为性格不合而吵架，而把感情吵没了，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据说，人发怒的时候，智商会回到5岁小孩子的状态。这倒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会说出5岁孩子不会说的负面言语。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妻不是不吵架，而是吵的更“高级”，他们吵架时有无数的素材可以拿来攻击对方。我们并没有因为文化水平高而变得礼让对方。好强的个性让我们在婚姻里，花了很多时间为同样的事情反复争吵，每当意见不合、心思不一的时候，我们不耐烦地听对方说话，我们自身强大的自我保护机制，不容许别人的侵犯。常常是一言不合，就开始争吵。

吵到我们不禁怀疑，这真是我要娶的人吗？连这么小的事情都可以吵成这个样子，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啊。台湾作家黎诗彦说过：“吵到后来，我们早就搞不清楚争执的问题点是什么，一心只想发泄不满的情绪，逼对方低下头来。我们拿出看家本事责备对方，好像在实验一句话到底可以有多伤人一般，当对方戳到了自己的痛处，我们便毫不客气，搬出脑海里最尖酸恶毒的话语，给予对方狠狠的回击。”

如果把离婚归结在性格不合上，那么，为什么一开始两个相处交往的时候，那么恩爱有加，那么相濡以沫，怎么后来就变得不合呢？其实，性格不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没有任何一对情侣或夫妻的个性天生就是相配合的。我们的家庭、成长环境、教育都会造成我们性格的不同。当你认为，想离婚是因为性格不合时，你会越来越觉得对方很讨厌，其实，不是对方真的变了一个样子，而是你会把他的每个小缺点都无限放大，就连一秒钟的失误你都会把它想成是一辈子。

于是，当另一半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且常常被这样的想法所左右的时候，很容易成为婚外情的温床。

“忍，还是不忍？”

电影中，庞丽娜最终还是跟着婚纱摄影店的老板私奔了。牛爱国被彻底激怒了，这个时候他心里忐忑不安，就像电影的海报上写着“忍，还是不忍”。《箴言》说：“因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决不留情。”牛爱国从得知妻子出轨到想要挽回婚姻，从妻子私奔到最终在火车站遇到已怀孕的庞丽娜，他经历了“提刀”到“放刀”的过程。他本想报复庞丽娜，让她从此无路可走。然而，那毕竟是与他生活十多年的妻子，圣经说，夫妻二人是一体，婚姻关系的断绝，那份痛苦如同截肢，一般人不会因为自己的手脚不听使唤，就想要把手脚砍下来，就算手脚失去功能，人们也总是不惜代价，拼命的想保留完整的四肢。然而为什么面对一段被病毒入侵的婚姻关系，我们却不去想如何医治它，而常想去如何摆脱它、把它砍下来呢？牛爱国最终明白报复并不能解决婚姻的问题。

影片的最后，牛爱国明白一个道理：活在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就是日子没法挑。他对庞丽娜说：“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都别老憋着心了。”庞丽娜哭了，因为她觉得这是他们认识以来，牛爱国说的最好的一句话。尽管，这句话让他们之间“说得着”，只可惜，他们的婚姻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影片也就此结束。

人的心不对了，说的话就变味了

看完电影，心里想的最多的是，一句话，在我们婚姻生活中的分量有多大。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离婚是因为言语造成的呢？言语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它能透过鼓励和坦诚带来希望，也能藉着谎言造成破坏和毁灭。归根结底，我们如何说话，还得看我们的心如何，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人心里所存的，就会说出来。

影片中，刘震云客串一个相亲者，一个“不着调的”卖手机的中年男人，穿西装打领带，戴黑框眼镜，问对面的女人：“尼采知道吗？”这个装文化人的相亲男在问了4个“知道吗”的问题之后就被女方轰走了。装文化人的相亲男为了赢得对方的好感，而不惜用谎言、诡诈进行欺骗，就算相亲成功也是好景不长。我们的舌头是行善的利器也是行恶的利器。圣经告诉我们，它可以用来祝福也可咒诅，它可以带来医治，也可以使人心碎。有时候配偶不像爱人，反倒像仇敌。于是，很容易一出口便是伤人的话。使徒保罗提醒我们，生气时不要犯罪，而是要按照需要来建造人。

舌头虽然是非常小的器官，却能够掌控整个身体，更糟的是还可能惹祸上身。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学会靠着神控制自己的舌头，若不靠着神的智慧，我们会完全凭着己意，凭着血气说话。人在堕落和骄傲的光景中，会用言语攻击一切敌视者。这也是保罗在形容人完全堕落时的光景：“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罗3：13-14)

当另一半做错事，他们也需要我们对他们说诚实话，而不是一味地指责批评。诚实话就是用真理去造就对方，必须是依据神的话语分辨对错，而非我们的意见，并且总要用凭着爱心去说。当我们以神为中心，他把爱倾倒在我们心中，于是我们不再想着出轨或者离婚，而是成为一个管道，能向我们的配偶传递爱的礼物。

一位作家说得好：“从那天起，我把‘离婚’这两个字彻底从我的脑海里擦掉。即使食之无味的婚姻，弃了也还是可惜，就算夫妻关系到了冰点，坚持携手下去，春天总会再次降临。我知道，离婚并不会让我变得更快乐，一旦离婚，就是宣告战败，之后不仅要付出割地赔款的代价，还要忍受孤单、自怜、忧伤大军来殖民，所以我要持守婚姻的盟约，无论悲欢，都不能离合，我要看上帝怎么带领我们反败为胜。”

中国人的千年孤独，何处诉说？

刘震云多次提到一个生活中的现象：只要是中国人，几个人凑在一块儿，都是欢声笑语。不但知识分子是这样，酒桌上是这样，就是工地上的民工也都一样，都是欢声笑语，但剩一个个体的时候，他们在街头蹲着，你会发现他们眉宇之间露着一丝忧郁，这是中国人的孤独。刘震云想借《一句顶一万句》来“全面、系统、特别深入地挖掘这种孤独。”

他甚至想过给书取名叫《一地孤独》，刘震云谈过自己对中国人的孤独的理解：“很多中国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得孤独，这就跟酒晕子说自己没醉一样。中国人的孤独是体现在细节上的。西方是人神社会，人可以对神忏悔，对神倾诉。但中国没有上帝，就只能找人说话，但找一个知心朋友是非常不容易的。神不会背叛人，都是人背叛神。神的嘴是严的，知心朋友却不一样，他可能会把你说的知心话都说出去，知心话马上就会变成危险的刀扎向你。所以知心的朋友是危险的，知心的话儿是凶险的。”

就如《一句顶一万句》编者安波舜所说：“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

写《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刘震云感受到“所有的人物，所有的孤独，所有的精神流浪，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亲人身上。”姥姥生前给他讲过自己小叔子的故事：小叔子没有娶上媳妇，一个人，养头牛。牛死了，小叔子3天没说话。一天凌晨姥姥听到他拍窗户，开门出去。姥姥问：“这么早去干嘛？”小叔子说：“嫂子，我走了。”从此小叔子消失了。乡亲们把四乡八镇都找了，所有的井都捞了，不见小叔子的影子。

刘震云说：“他的离开仅仅是对牛的死去伤心吗？我想当牛死后他的生活变得特别陌生，当熟悉变成陌生的时候，你就特别容易产生孤独感。”刘震云感到了小叔子的孤独，尽管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有一些篇幅提到了基督教，但是他似乎还没找到解决孤独的良药。

其实，神造亚当的时候，知道他一人不好，于是为他造了一个配偶，而神赋予人类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婚姻这份礼物，这是唯一一种专一不二的人类关系。我们可以有许多朋友，但只有一个配偶。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这种特定的人际关系，正是一种特殊的方式反映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拥有与配偶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我们要把夫妻之间的平行关系，跟至高无上的神纵向连接起来。

因为我们的心是祂造的，唯有祂的话能够安慰我们，并且改变我们。我们首先从神那里得到祂话语的安慰和供应，以致于使我们成为一个有话可说的人，成为一个把话说得“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的人。人的话用尽了，神的话却是活水，能够让濒死的婚姻，恢复生机，因为神总是那位“说得着”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