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潘多拉的盒子，里面只是一枚达尔文的果子。媒体一致怒怼贺建奎，但一致的愤怒却显得分裂而可疑。科学家的道德并不比他人更高或更低，他们不能扮演上帝，正如信徒无法扮演上帝。在不光彩的历史和当下的诱惑中，我们在他人面前扮演上帝的冲动每每制造灾难。
《境界》独立出品【热点评论】
文 | Xila 一禾
播音 |starry
11月26日，来自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双胞胎姐妹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研究团队在胚胎植入母亲子宫前，对其 CCR5 基因进行编辑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消息立即引起从科学家到普通人的强烈反应，当晚国内上百位科学家非常高效地完成联署，谴责贺建奎的研究。次日于香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与会的各国科学家言辞激烈。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派出记者穿梭在峰会会场内外，等待贺建奎本人露面发言。
贺建奎的现场表现堪称淡定，将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同时把自己在峰会前一天联系美联社接受独家专访的处心积虑，称为“不小心提前泄露出去的，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外”。网络自媒体也争相推文，无论知识背景和信仰背景，几乎众口一词地批评。舆论场里，一时间呈现多年少有的一致。人们在愤怒里和谐了。
然而在怒涛鼎沸中，似乎隐约传来一股诡异的寂静：贺建奎触犯了众怒吗，因为他拿了大家都想拿的东西？有多少冠冕堂皇的愤怒和撇清其实是一场表演秀？在这个刚走出“计划生育”没几天、许多人的工作曾经就是让人堕胎的社会，我们有必要怀疑对人道与人性如此高调一致的共识，究竟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话题还是人心的真实？
被允许报道愤怒的中国媒体，真的明白自己为什么愤怒吗？愤怒的人们是否意识到，就在昨天他们还在把安乐死当作先进的生命伦理鼓吹、时髦地讨论每个人都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今天却对改变生命而不是杀死生命表达格外的愤怒，是因为我们更爱一个胚胎而更讨厌一个成年人？在一个三观崩塌的世界，我们甚至无法做到让自己的愤怒不那么分裂。
有媒体煽情地写道，“贺建奎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他被高估了。事实是，罪恶一直在侵扰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包括那些宣称以对付罪为宗旨的组织。
你我不过是携带基因的载体？
这不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越界。2015年，中山大学生物学副教授黄军利用基因编程技术修改人类蛋白基因，声称其目的是治疗地中海贫血病。这次中国团队首次成功修改人类胚胎DNA的行动，受到全球科学家的强烈抗议和批评。
因此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医学院、中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召集全球遗传学家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会上，科学家们为基因编辑技术划下一道红线：禁止出于生殖目的而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人类胚胎或生殖细胞。
然而，贺建奎再次越界的行为证明所有的批评和公约作为约束其实都是无力的。人性的真相就是：你无法阻止朝鲜研发核武器然后再谈判索取弃核的筹码，你无法阻止后发国家用压低国民的最低保障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你也无法阻止一个人通过破坏规则赢得参与制定规则的资格。
在今年年初译成中文的《基因传》一书中，作者预言在该书付梓时可能第一个基因编辑的婴儿已经诞生了。作者提醒科学奇迹背后隐藏的道德风险，人们可能把改变基因当作改变命运的捷径。“在21世纪的前10年，我们开始学习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讲述因果……我们开始从基因与基因组的角度来描述疾病、身份、亲缘、气质以及偏好，并且最终用上述理论来诠释命运与选择。”于是对科学的信仰成为新的宗教。
村上春树在《1Q84》中揭示了在现代科学背景下人性的荒凉——“究其根本，人类不过是携带基因的载体与表达功能的通路。基因是自然界万物生长的源泉，我们就像是风驰电掣的赛马，在转瞬间前赴后继、薪火相传。它们的组成与世间的善恶无关，同时也不会受到人情冷暖的影响。我们只是这些遗传物质的最终表现形式。因此如何提高遗传效率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网上很火的讨贺檄文《为什么基因编辑婴儿在今天不可原谅》中，同为生物学家的王立铭说：“在我看来，强大的基因编辑技术进入人类世界，帮助我们战胜病痛，甚至让自己更健康，可能都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但是这项技术的边界到底在那里？”
在中国语境里，只要”历史潮流“这个词一出场，基本就意味着必须“全部通过”。谁能阻挡浩浩汤汤的历史必然规律呢？
若要从科学受益，就得任由它碾压？
王立铭的愤怒，只是一种技术上的愤怒，“今天不可原谅”，那么明天可以原谅吗？技术上的愤怒考虑更多的怎么做的更小风险、更能让公众在心理上接受。
用贺建奎自己的话表达得最清楚，“不应该在没有完成同行评议的时候提前公布这个项目”，这也是他在峰会现场不多的歉意表达之一。他在对他所属的这个生物遗传科学领域的群体，和其他人类群体一样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表达歉意，而不是在对人类共同体致歉。
出席峰会的基因编辑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A. Doudna）声明：“目前基因编辑不应该应用于人类生殖细胞，这是在全球科学界达成共识的。” 可见，科学家们达成的有限共识仅仅是“目前不应该”。另一位该领域的领军人物、麻省理工学院的华人科学家张锋强烈建议叫停类似研究，“直到出台周全的安全措施之后再开放”！意思似乎是：不是不能做，而是要先定规则、不要恶性竞争。
2016年美国Pew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8%的美国人可以接受“基因编辑技术旨在为健康婴儿降低疾病风险”，30%的人认为不能接受，40%的人不确定。当提问更具体，大约一半的美国人无法接受“挽救婴儿的生命，从而改变人类胚胎乃至整个人群的遗传构成”。但当被问及“是否愿意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善智力或身体特征”时，超过80%的美国人表示愿意。
《南风窗》的一篇文章敏锐地注意到人们面对基因技术时可疑的“精神分裂”。记者写道：“成为‘超人’太诱人了。基因编辑技术今天可以修改一个细胞，明天就可以修改大部分基因，……‘不朽’和‘超凡’的渴望，以及对灭亡的恐惧，是让今天的人们‘精神分裂’的根本原因。一边倒的严厉抨击，实际是压抑的、热切渴望的另一端，就像一个发泄出口。一旦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人们将很快接纳这项技术。”
方舟子几年前就曾断言：“如果人类终于拥有了精确设计完美宝宝的技术，必然会有很多父母乐于尝试，不管道德家如何反对，也只能暂时地阻挡前进的步伐。”贺建奎自信地认为未来会证明伦理站在他一边。科学留给我们的似乎只有一条二进制道路：如果我们要从它受益，就要任由被它摧毁，接受被它碾压的命运。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曾就克隆人写过一部科幻小说《别让我走》。主人公是一群从小被人类豢养的克隆人，其生存的价值只是作为人类的“器官库”。
露露和娜娜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将要面对无数次的科学检查和监控、媒体采访与追踪、他人的好奇或排斥，我们不忍心却无法阻止类似的伦理问题波及到她们的身上——经过基因编辑的人、他们的基因被编辑修改到什么程度，我们才会比较坦然地接受这些“人”已经非我族类？
科学似乎藉着给人类提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进而蚕食人之为人的本质。两者之间哪个更加重要呢？追求一个稳固的“人性”呢，还是大踏步走进科学所应许的“美丽新世界”？
或许在一些人眼中，这样的忧虑太过“娘炮”了。
潘多拉的盒子里装着达尔文的果子？
本次舆论怒潮带出的最大成果，是比以往更深触及了一个根本问题，即科学的道德底线或技术的边界在哪里？
2002年，美国学者福山向当时的总统布什提交了一份报告《我们“后人类”的未来》。在提到生命科学的挑战时他说，人类有不同的文化、族裔和性别身份，但都具有共同的、稳固的人性……然而，后人类的核心是修改这种本质。修改了基因，就相当于修改了人性，整个文明的根基都将动摇。
可是如果没有一个终极的人性的定义，我们凭什么谈人性？如果人性就是所有人可以投票表决出来的选项，人变了，选票变了，人性的标准也就变了。正如我们对婚姻的定义就面临着同样的挑战。藉着80后贺建奎，所有的发言者被分成两类：相信道德的人和不相信道德的人。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如果不是至少在潜意识里觉得道德领域该有一条线存在，你眼中的洞穿底线，不过是我眼中的进步创新。
霍金在《写给未来人来的备忘录》中赤裸裸地预言他所相信的：未来会出现对疾病的抵抗力，甚至智力和寿命都得以增强的超级人类，而同时一旦超级人类普遍存在，没有改善基因的普通人将被淘汰。作为脱衣舞夜店的常客，霍金至少是诚实的。这是一个以科学的名义将生命的起源和宇宙的起源全部视为偶然事件的人，所能走向的逻辑必然。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的开篇就说，“真实的智慧主要由两部分所组成，即对上帝的认识与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人若不是基于对上帝认识，就完全无法认识自己。启蒙运动是将对上帝的认识从真实的智慧中除去，人不再需要透过上帝来认识自然和自己。
吊诡的是，当我们从“神权”手中抢回“人权”，没过多久，人的价值反而一落千丈。过去的人身上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无论贫富，人的尊严都应得到尊重。驱逐上帝之后，我们先是自比机器和动物，如今又跌落为“不过是携带基因的载体”，类似一个USB。
曾任白宫总统顾问的寇尔森说：“如果利用胚胎进行研究是合理的事，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那些反正都会被杀死的婴儿的身体器官？为什么要把它们浪费掉？难道我们不是在‘为最大数量的人们谋求最大福祉’吗？界限在哪？……如果我们不以上帝的眼光来看待生命，抑或我们不承认有一个超验的自然律存在，如果不对相信‘生命只是碰巧产生’的达尔文主义的预设提出质疑，生命不可能有任何内在意义。”
贺建奎在公开发表的文字声明中说：“数十亿年来，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生命在不断地发展……通过纠正疾病基因，我们人类可以更好地生活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他丝毫不会联想到自己和潘多拉的盒子有什么关系，他只不过是达尔文的果子而已。每个抵抗不住诱惑打开魔盒的人，都以为里面藏着一枚果子：看着悦人眼目，吃了就可以聪明如神。
掌控将会毁掉人类所有选择的价值
科学家的特质是渴望探索未知，把厘定科学的道德底线或伦理边界的责任单单交给这个群体是不明智的。如果科学家们在获得政治与经济实体的资源支持后，无需经过所有人同意就能获得改变人类甚至重新定义人类的权利，这是令人细思恐极的事。
美国思想家薛华说：“任何时候科学试图自主，一种铁定的原则即会彰显出来——自然吃掉恩典，科学本身很快也会成为无意义的。”被人类理性支配的科学研究，最终消解了人性本身。这是最大的反叛。人类的反叛最终必被反噬，走到反叛自身的地步。
似乎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让基督徒更愿意在本次事件中表达愤怒。那么把厘定边界的权力交给信徒是否妥当呢？“人类基因计划”的主持人、发现多种疾病基因的美国著名遗传学家柯林斯，同时他还是信仰坚定的基督徒，他的意见值得良久回味：尽管信仰可以为道德伦理提供坚实的根基，但历史的记录显示，信徒会利用神，扭曲信仰自以为是，并做出极端之事，我们不要以为对伟大真理的每个诠释都是可敬的。
作为牧者，笔者曾在和某位机智而充满敌意的非信徒的交谈中，心中涌起一声长叹。当时以为是怜悯，此时细想，原来是想要修理对方脑袋而不可行的无奈。用贺建奎们的术语，就是想要进行基因编辑啊。笔者更在信徒之间的辩论和牧者的纷争中，闻到一股互相倾轧和洗脑的味道。
在身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的柯林斯看来，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赞赏科学家在基因研究领域的成就，毕竟历史上几乎所有文化都把缓解病痛视为一桩好事。如果采取限制该领域一切相关研究的态度，就丧失了怜悯之心，就是把道德信条凌驾在病患和家人的眼泪之上，限制了上帝的恩典藉着科学技术对人类的护理。
如果信仰能够帮助我们对自己的罪更容易愤怒，那该多好。可是即便这很好，如果可以通过修改基因而让更多人获得，我们依然要拒绝。因为在自由中向神生发的爱，才能荣耀神。掌控将会毁掉人类所有选择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基因编辑技术领域的带头人，张锋的提醒值得重视，他认为该起事件是对全球科研领域的警告，“人们应该寻求更广泛的国际间合作，而不是让科学家各自为战”。但我们必须要说，即使科学家们联合起来作战，危险同样存在。如果过于自负，甚至可能蕴藏更大的危险——就是薛华在《前车可鉴》里警示的，一种依托于新技术的新的集权体制的出现，科技精英的专制。
柯林斯承认，科学家们的道德意识并不比其他人更高或更低，他们也有利益冲突，会对非科学家设立的界限愤愤不平。就在事件发生后，柯林斯发言再次重申他不支持在人类胚胎中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的立场，并声称，如果类似的不道德事件继续发生，“这项技术对于预防和治疗疾病方面原本具有的巨大潜力，将被公众的愤怒、恐惧和厌恶淹没”。
科学家不能扮演上帝，正如信徒和宗教人士同样无法扮演上帝。如果我们足够诚实，就该承认每个人心里面都要克制自己在另一些人面前扮演上帝的冲动。没有什么时候比身处愤怒的时候，更需要我们克制情绪，放低音调，注意聆听和对话。领袖更要克制用自己的道德（即便是殉道的情怀）捆绑他人生命的冲动，以免犯下骄傲的罪。
后现代社会对信仰的挑战不在于表达方式和思维习惯的变化，而在于：跟随耶稣的门徒们在不光彩的人类历史、失败的生命见证和新技术的不停冲击下，已经失去了曾经盘踞已久的道德高地，不再有一种安全的愤怒为我们存留；我们不要留恋甚至被诱惑想要抢回那块高地，耶稣的门徒要在对上帝的敬畏和对同类的爱中，一次次离开暂居的舒适区，沿着道德的边界降卑自己，把耶稣的同在带给每一个受苦的人，无论他们是因病而苦还是因罪而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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