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7年未毕业的唐晓琳失踪事件在网络引大关注，关键词：抑郁症、压力、履历光环。一名博士生留言说：“一看到她的项目觉得想跳楼一点不意外。我完全可以体会那种绝望……希望如果她还活着，之后能知道想死的不止她一个，心理会好受一些。”引发近1400人点赞。
《境界》独立出品【热点时评】
文| 赵杰
2017年10月10日，美国犹他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主任布罗姆利教授给系里所有学生发去了一封邮件，邮件中表示，根据犹他大学警方从旧金山警方处获得信息确认，系里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唐晓琳已离开人世。当天，犹他大学校方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根据网络上公开此邮件的内容，截止目前，美国有关方面均未明确提及唐晓琳的死亡原因，以及何时在何地发现了她的尸体。就唐晓琳的生前好友发出的寻人启事内容，“唐晓琳处于忧郁症中，可能会伤害自己。”大家由此推断她应该是抑郁症病发之后自杀身亡。
“末人”涌现的时代？
唐晓琳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确切信息停留在10月1日。当天凌晨，她一个人前往金门大桥南侧的迎宾中心。根据她朋友的说法，那里曾是她生前给朋友留言说要去结束生命的地方。
唐晓琳失踪事件在网络上引起极大关注，关键词有三：抑郁症、压力、履历光环。这名来自中国山东的女孩，于2004年进入北京大学就读空间物理专业，2008年本科毕业后前往美国读研究生，至今第九年尚未毕业。北大、空间物理、犹他大学博士，这些名词每一个都是令许多同龄人可望不可即的光环。
但此番事件爆发，引发了人们对光环背后压力和人性的双重反思。围绕压力，诸多留学生纷纷指出留美研究生遭受的扭曲导师制度；不合理的博士毕业机制；难以完成的论文数量，等等。
在“知乎”网站上，围绕唐晓琳事件的跟帖有371条，每一条都有数百条评论，这些跟帖和评论中重叠率最高的观点是：“感同身受的绝望”、“死循环”、“光环背后难以忍受的压力和孤独”、“年龄渐长事业无成的迷茫和压抑”等等。
这些篇幅动辄数千字的跟帖，字里行间均弥漫着深入骨髓的无奈气息。其中一名博士生留言说：“一看到她的项目，就觉得想跳楼一点不意外。我知道那个实验非常难做，做好了发的文章也不会特别好。成功率低到令人发指。完全可以体会到那种绝望……希望如果她还活着，之后能知道，想死的不止她一个，心理会好受一些。”该留言引发了近1400人的点赞。
还有一个灰尘“好大的风”的网友在长长的跟帖中坦言：“看到身边的同学一个个顺利毕业走人，找到了好的下家，而自己只能继续呆在那个逼仄的、暗无天日的实验室里搬着砖时，那种绝望的感觉，太能体会了。”此贴同样引发了逾七百人的赞同。
回溯近三年来的公开媒体报道，留学生自杀事件并非偶然。就在唐晓琳失踪三个多月前，2017年6月18日晚，刚刚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毕业的22岁中国留学生赵义宁，从圣地亚哥科罗拉多大桥跳海，自杀身亡。
2017年2月12日，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20岁的中国女留学生刘薇薇(Weiwei Liu，音译)被发现在宿舍内自杀身亡。
2016年12月10日，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留学生刘姓同学开枪自杀身亡。
2016年1月，芝加哥大学一名陆姓中国女留学生跳进密歇根湖，结束了自己年仅28岁的生命。
2015年1月27日，耶鲁大学中国女留学生王璐畅，从金门大桥跳入旧金山湾自杀。
2016年12月，北美留学生日报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参与投票的7000多名读者中，有超过一半(53%)的人投给了“有过，有动过自杀的念头”选项，还有约9%的读者投给了“身边的朋友有过”选项。而“从没有想过自杀”的读者不足40%。
整理这些信息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不时浮出政治学家福山眼中的“末人”（the last men），也就是他所解释的一群“没有胸膛（激情）的人”。此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尼采，其中穷途末路、丧失了内在动力的“末人”，在他所著《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序言中发问：“爱是什么？创造是什么？渴望是什么？星辰是什么？”这发问正如经典的“哲学三问”般引人深思：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代又一代人身陷于这样的迷思中，苦苦寻找活着的意义。
“人类不会因为过度疲劳而死，但却会死于浪费和忧虑。”美国心理学家卡耐基的观点，总结了“末人”的生命光景，但《圣经》中的描述更直接：“人心忧虑，屈而不伸”；“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不刻意行恶，但不愿意担当责任和使命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对唐晓琳等逝去的灵魂，心存最大的怜悯，而绝非批评、责备甚至羞辱。不过，在这“末人”涌现的时代，在基督徒的末世观里，是否应提醒这一趋势？除了迫切不住地祷告，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如果我们的观察和思考仅仅止于唐晓琳们的死亡事件本身，难免囿于这个世界的视角和逻辑，而非站在“日光之下”，从一个更宽阔的角度来审视以后必再有的“已有之事”。以我目前有限的思考，这个更宽阔的角度应该是“祂的国度”背景下的“这个世代”。
我们的信仰支持我们，打开属灵的心眼看待周遭，以信心站立在基督救恩的磐石上，相信凡事上神的主权。但我们的信仰同样支持我们，不可疏远我们所处的并不可爱的世代，反而要比不信的人更进入其中。
如此，我们来看待唐晓琳事件，就要将之置于当下的世代，就是一个主流并不信仰上帝的世代。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为这个世代的定名是“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其中最大的特征在于一种“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的勃兴。
在这样一个世代里，“让混沌有一席之地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交替，而是没有必要的一个让步，是对恶的妥协，因为所要让步的东西，正是我们试图要清除的。”泰勒在代表作《世俗时代》一书中，试图用混沌、虚无的侵入，来解释人们对恶的妥协和让步。
当日益甚嚣尘上的“丧文化”，开始成为年轻人的口头流行语时，我们可以更直观感受到泰勒的观点。这种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们，并不刻意行恶，但同样并不担当责任和使命，“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目标和希望，陷入颓废和绝望的泥沼，难以自拔地活着。”
这种现象在拉美特利（La Mettrie）笔下显得更生动可怖：“这些必有一死但镇定自若的人们，不会再听到任何其他的声音，只听从他们自身存在的自发指令，这仅有的命令……会带领我们走向幸福。”他在代表作《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一书中的这段话，给我们展示了失去思考能力的人们，正在一步步走向自认为幸福的死亡境地。
如今撒旦对灵魂的俘虏和吞噬，使用的不是刀枪和战争，而是混沌和虚无。一边是人们愈加强烈的“无求于外的”自我；一边是漫无边际的空虚感。这一切恰恰与信心、盼望和爱心主导的基督信仰背道而驰。
泰勒认为，在这样的世俗时代，“人类已经丧失了与关键的灵性实在的接触。”换言之，基督徒正在面对一个人类普遍漠视灵性的世代。那么，我们如何站在救恩当中，以苏醒的灵魂进入这世代？我想，最切实的答案在于几个字：行公义的“行”，好怜悯的“好”，存谦卑之心的“存”。然后将这几个字置于“与神同行”的前提之下，陪伴身边有需要的灵魂群体走一里路、二里路，以及无数里路。
广泛流行的冷漠病毒
泰勒在《世俗时代》一书中引用了布鲁斯对这世代的一个描述：“广泛流行的冷漠。”我的心被这句话深深扎中。
“至此，我们简直就没有能力去决定什么是好的和对的。”泰勒总结说。冷漠正在埋没神创造人之初放在里面的“明明可见的神性”。
我的一个博士朋友就曾坐在我面前，哭诉她的研究环境如何恶劣，周围的人如何冷漠，导师如何绝情。她口中那种令人窒息的人际关系的冷漠，曾激发我持续为她祷告，直至她走入教会的大门。
其实，我不用举出太多现实的例证，来证明像病菌一样在这世代迅速蔓延的冷漠，因为相信每个人都深有同感，但我的内心迫使我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接受了上帝救恩的基督徒们，我们冷漠吗？
如果这个答案是否定的，我想我们可以成功推翻布鲁斯“广泛流行”这一定语。但我必须诚实地回答，我并未成功抵挡这种冷漠，奉基督之名聚集的教会，同样也或多或少在感染这一病毒。广泛流行的冷漠，使我们已经并且正在失去一个又一个亟需福音的阵地，先是同性恋群体，然后是穷人群体，接着是富人群体，继而是年轻人群体和儿童群体。
我想借用马丁·尼莫拉牧师的短诗来描述这一境况：“当同性恋群体不愿意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保持冷漠，他们的顽梗与我无关；当穷人群体不愿意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保持冷漠，他们的愚昧令我鄙视；当富人群体不愿意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保持冷漠，他们的骄傲令我难以接近；当年轻人群体不愿意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保持冷漠，他们和我的代沟令我不适；当儿童群体不愿意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保持冷漠，他们来日方长。最后，当我以为我掌握着全部福音到审判台前时，那位审判的主说：“我不认识你。”
在泰勒看来，“广泛流行的冷漠”所造成的结局，可以被形容为“一个创造性损伤、第二次确定地被逐离天堂”。
罪使我们与神的关系隔绝，冷漠正在使我们忘记神的爱和自己罪人的身份，甚至使我们与罪同流合污。为此，我要低头到耶稣面前悔改：“我是一个冷漠的人，我蒙了天上人间最大的恩典，却在私占它并一直安然享受其中
以至于对我的家人、朋友、邻居常常冷漠。我求你在这件事上格外帮助我，挑旺我里面圣灵的火，焚烧这冷漠化成真实的爱。”
“我发现我的抑郁症不是病，而是罪”
扼杀唐晓琳的抑郁症，正在越来越肆虐地侵袭人类。
2017年4月1日发布的《2017年中国网民抑郁症调研报告》（下称“报告”）显示，据以往调查，世界上约有3.5亿人患有抑郁症， 瑞典的发病率为 6.16%，美国为4.45%，中国为3.02%，“并且这一数字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在我陪伴数名抑郁症一路走来的观察来看，他们在病中的每一天，的确更真实地上演着主耶稣在世时身后那场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争战。
之所以这么说，他们有些人在梦中一次又一次被恐怖的恶鬼击杀；有些人常常听见耳边有声音催逼他们结束生命；有些人发病的时候就像《马太福音》所记载坟茔中被鬼附的人一样，突然变得“极其凶猛”。
一直以来，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很容易被周围人武断地定性为精神病、神经病之类，并加以嘲笑和讥讽，以至于大部分患者选择逃避，最终导致病情恶化，不可收拾。
当下，随着这一病症越来越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的接纳程度有所提高，但《报告》显示，仍然只有10%的患者会寻求治疗，其他人都选择默默忍受或向至亲的人倾诉。
包括牧者在内的基督徒群体在面对抑郁症时，往往有两种态度：其一，坚持对方是被鬼附的，或者是有未对付的罪，所以要凭祷告和信心得医治；其二，坚持此病要全然依靠医学的手段和办法。
但是在我服事抑郁症患者的经历来看，他们有些人常年在教会接受驱鬼祷告，并且每天坚持认罪悔改，但病症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日益加重。还有些人一直在科学用药，但病情一直并未消失，一旦停药马上反弹，甚至比之前更严重。
由于我并非抑郁症的专家，所以并不敢妄议此病治疗的专业性。在此只能结合近年来陪伴一些抑郁症患者的经历，来简单分享身为一名基督徒在此过程中的体会。
起初神将抑郁症带到我身边时，我更多是逃避，除了为他们祷告，并不愿过多接触。由于信心极小，当时我对这种病情的认识停留在“只能依靠医学”的层面，但神藉着两个案例调整了我的眼光，也提升了我对神的信心。这两个案例当事人都是在接受福音并认罪悔改祷告之后，全然得医治，停药至今均有三年左右，且无复发。
其中一个当事人在面谈中对自己长期所维持的不正当性关系的罪加以悔改；另外一个当事人在和我一起读经接受福音之后，主动坦承：“我发现我的抑郁症不是病，而是罪，是我过分自我的罪。”
这两个案例，尤其是第二个当事人的话至今常常给我鼓励，但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所有的抑郁症患者都只需坦诚认罪就可得医治，相反，我同样鼓励愿意就医的患者要积极就医，并配合药物治疗。我的意思是说，它们将我服事的眼光从世界的角度调向了神。通过抑郁症，我们要对看不见的灵界心存足够的不惧怕的敬畏，要对神存着一颗一直坦承无知但又不止息地竭力去认识他的心。
对于抑郁症，我相信神有医治的大能，但我更相信神在我个人生命当中的心意，他从未让我成为一名抑郁症患者的治疗师，而是带我进入这个世代的深处，去认识祂自己。
至于每一个前来求助的患者，我会坦诚地进行一段开场白：“请你明白，我的身份不是一名医生，不是一名心理辅导师，我的身份是基督徒，我无法保证给你带来病得医治，但我希望用祷告陪伴你一同走最艰难的日子，我更希望你患病的经历使你学会认识并依靠耶稣，他必在你的抑郁症经历中有我们测不透的美好心意。”
只有福音可以医治“丧文化”
就我有限的服事经历，我希望每位有抑郁症困扰的患者真实地遇见耶稣，而我也希望每位基督徒可以做到给身边的抑郁症患者一个机会，让他们从我们身上遇见耶稣自己。我想，我们必须坦白承认，就像对待这个世界上的许多疾病一样，我们在抑郁症的事情上常常束手无策，但我们并非无所作为。
我目前能想到最可行的就是给“最小的小子”一杯水喝，分出一点倾听而非教导的时间，分出一点陪伴而非拒绝的时间，分出一点关怀而非旁观的时间，分出一点祷告而非论断的时间。对罪要毫不妥协地恨恶，但对人要毫无保留地爱，恨罪爱罪人。
眼望着抑郁症背后被混沌和虚无侵袭的这世代，我想，当下亟需医治的不只是抑郁症的个体或其他任何个体，而是整个世代。
从这个角度讲，与其说抑郁症患者需要的是疾病得医治，不如说他们需要的是罪得饶恕灵魂得苏醒。一个接受耶稣但抑郁症并未得医治的患者，和一个病得医治但没有机会接受耶稣的康复者，你选择要哪一个？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中的你们包含每一个你我他。我们不能把我们一直疏于尽本分的福音责任，轻忽地推卸给世界的专业机构和政府机关。
神在这样一个世代，要用混沌和虚无背景下的抑郁症，来光照我们不冷不热麻木已久的“灵命抑郁症”。当我们看见“丧文化”在侵扰年轻一代时，首先要看见它正在侵蚀着的是基督徒的群体，因为我们除了礼拜天习惯性地进入教会，周间有需要时读经祷告，其他时间和“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的非信徒百姓并无二致。我们不冷不热得太久，久到我们已经开始让灵性屈服于理性和感性，进而疏忽了圣灵其实大有能力，甚至不敢相信圣灵是“照着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当中的。
之所以说“不只是”，是因为上帝医治整个世代的方式，或许是透过我们每个基督徒个体，将耶稣真实地带给每一个灵魂沉睡的个体。同时我们也要防止过分陷入个体服事，而忽略了对整个世代的守望。因为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这里的天下包括了这个世界的每一寸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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