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佳思想家”葛拉威尔：弱者也能与巨人战斗

导读：在文化圈里大获成功的畅销书作家葛拉威尔，在一次写作中发现强者并不像外表那么强大，一种比纳粹更强大的能力掌握在法国小镇手无寸铁的居民手中，也藏在一位痛失女儿的加拿大母亲心中。原来巨人可以被杀死，生活中的各种障碍并不像乍看起来那样不可逾越、令人沮丧。

《境界》独立出品【新视线】

播音|喜乐之子后期|Link

执笔|新光

翻译|董芳、青歌、白文磊、Tina、Lucia D

被《外交政策》杂志誉为全球最佳思想家之一在的麦尔坎·葛拉威尔（Malcolm Gladwell），曾入选《时代》周刊一百位最有影响力人物。2000年，他的首部著作《引爆趋势》一出版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迄今为止，他的七本著作每本问世都会成为文化热点，并长期盘踞在亚马逊书店的畅销榜上。他本人也在2011年被授予加拿大最高荣誉“加拿大勋章”。

在个人简介中，他并不隐藏自己相信上帝的存在，“我能领会基督教信仰的教义和逻辑”，只是“我长时间以来很难看到上帝的大能”。他觉得上帝与自己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不相关。

被喧嚷的物质追求分了心

葛拉威尔在一个宗教氛围浓烈的家庭中长大，妈妈乔伊斯是一位牙买加黑人。外公和外婆是牙买加一所乡村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高中毕业以后，乔伊斯来到伦敦大学学习心理学，并与父亲葛里翰（Graham Gladwell）相遇、相恋、结婚。

父亲葛里翰是白人，跨种族婚姻当时被视为异类，因此祖父母强烈反对这门婚事。多年以后，一天下午，一个英国本地小男孩冲着乔伊斯大喊“黑鬼”，再一次激起她心中的波澜。在自传中，她记下自己当时转向上帝，从祷告中寻求力量来应对。

1969年，葛拉威尔六岁的时候，父母举家搬到加拿大，住在安大略省的门诺派社区，拥有数学博士学位的父亲在滑铁卢大学任教直到退休。2017年葛里翰去世，讣告中提到他精通三样事情：圣经、数学和园艺。

葛拉威尔就是在这样一个既敬虔又有学术氛围的家庭中长大。“我全家都是门诺派教会的一部分，父母每天早上都花时间读经和祷告，我的两个兄弟都很虔诚，嫂子是一位牧师。在我的大家庭中，每个人都去过神学院，做过传道人。” 葛拉威尔说，“我是家中唯一离开加拿大的人，也是唯一离开教会的人。”

随着年纪渐长，葛拉威尔离家来到美国，与信仰也渐行渐远。这不是说他已经不再相信上帝，他从不隐藏自己相信上帝的存在，信仰也是他作品中观点的来源。问题是上帝即使存在，也与他个人的生活越来越无关。他渐渐变得越来越实用和功利，“被喧嚷的物质追求所吸引而分了心”，在生活里无非是根据利弊得失做出各种决定。

直到2013年，在写作自己的新书《大卫与歌利亚：弱者、异类，与巨人战斗的艺术》（David and Goliath: Underdogs, Misfits, and the Art of Battling Giants）的过程中，他被自己笔下的故事所蕴含的力量所震撼。“写这本书完全出乎意料的效果，就是我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信仰。”

不服从纳粹的勇气

当时，为了写作，葛拉威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资料中。与以往不同，他希望自己这次不再从高屋建瓴的理论层面去理解世界，不再只是给读者某种理论上的行为规范或成功指南，他希望可以更加具体，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注个体以及他们在个人性的危机中如何做出抉择。

书中带给葛拉威尔最大震撼的是两个故事。安德烈·托克梅(André Trocmé) 是法国中南部小镇勒尚邦的胡格诺派牧师。二战期间，在法国沦陷后的那个星期天，托克梅在主日的讲道中说，如果纳粹德国让勒尚邦的居民做任何他们认为有悖于福音的事情，他们不会照做。因此，当地学童拒绝按照新政府的指令每天早上向法西斯致敬。占领者要求教师签署效忠政权的誓言，但负责运营学校的托克梅指示员工不要签。

不久之后，逃离纳粹的犹太难民听说了勒尚邦，他们开始逃往当地寻求帮助。托克梅和小镇的居民收留他们，给他们提供饮食和藏身之所，并冒着极大危险把他们悄悄运出边境。这无疑是对纳粹的公然违逆。

托克梅和勒尚邦基督徒的故事让葛拉威尔深受触动。“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纳粹作战，他们的方式是站起来对所有犹太难民说：‘到我们的小镇来，我们会把你当作我们自己的兄弟对待。’很少有法国人肯像他们一样真正做到为犹太人冒生命的危险。”

惊叹之余，很少有人会认真思考托克梅与当地居民为何会有这种爱邻舍以及对抗强权的力量，也很少有人能在危难中跟随他们做出类似的选择。在葛拉威尔看来，这是因为勒尚邦人是一群经历并且明白了能力源泉的人。

在回顾了胡格诺派基督徒在法国的历史后，葛拉威尔说，“一百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政权的无情迫害，胡格诺派的牧师们被绞死和折磨，他们的妻子被送进监狱，他们的孩子被带走。他们学会了如何躲在森林里，如何逃往瑞士，如何秘密地敬拜服侍。经历了一百年最严重的迫害，他们发现了什么？答案是，对上帝的信仰赋予他们力量，使他们可以抵抗军队、枪支和政权制定的法律。”

战后很多人问托克梅是如何做出如此勇敢的决定，他的回答很简单——“这不需要做决定。真正的问题是，你是不是相信我们都是兄弟？你是不是认为告发犹太人是不公义的？如果你相信，那我们就必须尽自己的力量。”

托克梅以及勒尚邦居民的抉择，对于已经逐渐习惯了计算利弊得失的葛拉威尔无异于一次思想上的醍醐灌顶。“虽然我讨厌承认这一点，但我一直看重可以量化的、有形有体的东西。我认为我无法做到胡格诺派在勒尚邦所做的事情。我会首先数一数两边的士兵和枪支的数量，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么做太危险了’。”基于功利的计算在纳粹统治下的法国只能产生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而真正勇敢的行为一定需要比纳粹的军队更加强大的能力。

“收留犹太人的不是法国的特权阶层和富人，而是社会边缘和普通人。” 葛拉威尔动情地说，“强者并不像他们看起来那么强大，弱者也不像他们看起来那么软弱。”

从哪里得到宽恕的能力？

在勒尚邦镇，这种比纳粹更强大的能力掌握在一群手无寸铁的普通居民手中。而在加拿大温尼伯市(Winnipeg)，这种能力掌握在一个失去女儿的悲伤母亲手中。

三十多年前，威尔玛·德克森（Wilma Derksen）十几岁的女儿坎迪丝（Candace）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失踪了。警方随即展开该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搜救行动。七周后，坎迪丝的尸体在离家四分之一英里的一个小屋中被发现，手脚被捆住，冻死在里面。这显然是一起性侵、绑架和谋杀案件。

在坎迪丝的葬礼上，由于失踪案已经满城皆知，因此几乎全省所有媒体都来到了现场。有记者问德克森一家：“对杀害坎迪丝的凶手你们作何感想？”父亲克里夫（Cliff Derksen）说：“我们想知道这个人或这伙人是谁，这样我们就可以向他们分享爱，他们生命中似乎缺失了这样的爱。”母亲威尔玛继续说道：“我们之前主要关心的是找到坎迪丝，现在已经找到了她。我不能说已经原谅这个人，我们在生活中都做过一些可怕的事情，或者有过这样做的冲动。”

在葛拉威尔眼中，威尔玛头顶并没有圣人或英雄的光环，她说话简单而平静，和葛拉威尔的家人一样，她也是门诺派教徒，因为在苏联曾遭遇过严重的迫害，他们的父辈逃到了加拿大。威尔玛从小在信仰的教育下长大，父母和老师会教导信仰群体以往被迫害的历史。“除了报复以外，我受到的教育另有一种处理不公的方法：就是饶恕，然后往前看。”

然而饶恕并不容易，甚至是最难的事。威尔玛说她曾一度与愤怒和报复的欲望作斗争。最终警方花了二十多年才追查到凶手。2011年，德克森一家终于在法庭上见到了凶手格兰特（Mark Grant）。威尔玛泣不成声地回忆起当天的场景，看着被告席上的凶手，“我意识到女儿坎迪丝当时经历了什么。性有不同的形式，而我没有意识到，他的快乐来自于把坎迪丝绑起来看着她受苦，他的快乐来自于折磨她……对我来说，这比欲望和强奸更糟糕，你知道吗?这是完全非人性的，我能理解性欲失控，但这种行为是极为可怕的。”

没有见到凶手时，原谅似乎是容易的，但看着凶手讲述自己如何作案，“你怎么能原谅这样的人呢?我心里涌出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为什么不直接死呢?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同时，我极力克制这些想法，这是不健康的，这是报复。”但另有一个声音在她心里想起，“我不是圣人，我不能总是宽恕别人，这是你最不想做的事。”最终，格兰特被判25年不得假释，这一结果令德克森一家感到满意。

不过，十年后案件上诉，这次格兰特被判无罪。威尔玛感到无比震惊:“我没听错吧?无罪释放吗?真的吗?” “然后非常缓慢地，我开始感受自己里面有自由的涌动，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负担从我的肩膀上被卸下来了!我感受到一种新的宽恕，就是我不用再为一个罪犯接受怎样的审判而负责。对我来说，宽恕不是一次性的事情，也不意味着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事情。坎迪丝的谋杀案每天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宽恕是一种新鲜的、持续的、永远存在的思想状态，它有许多不同的形式。”

“饶恕的最妙之处在于人里面的平安并不取决于是否会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处理案件的法律制度，人已经与自己同上帝和好。” 威尔玛在邮件中说。威尔玛的宽恕之旅让葛拉威尔的世界再次颠倒。“我想知道德克森一家如何能有说出这些话的力量，他们从哪里得到宽恕的能力？”

故事背后的故事

“在历史书中读到信仰赋予人力量的故事是一回事，而在一个普通民宅的后院遇到一个做了极为了不起之事的普通人，那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体会。” 葛拉威尔说，“当我坐在威尔玛家的后院，我看到了圣灵的大能，从那一刻开始，我被完全地改变，再也不同于过去了。”

这些普通人的信仰故事让葛拉威尔从小耳熟能详的圣经有了新的意义，这也是他为何将自己的书起名叫“大卫和歌利亚”的原因。“大卫和歌利亚”可能是圣经里最有名的故事，当时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交战，非利士人派出一个最强大的战士巨人歌利亚前来挑战。可惜的是，以色列军队中无人敢于应战，因为歌利亚太强大、太可怕。当时只是一个牧羊少年的大卫，从地上捡起几块石头放进袋子里，然后带着牧羊人的杖就走上了战场。他用机弦甩出一颗石子，打中歌利亚两眼之间，巨人仆倒在地。

葛拉威尔对这个故事的解释与众不同。人们往往强调双方的实力悬殊，理论上大卫获胜是不可能的，但葛拉威尔认为大卫的“机弦”是一种改变战争规则的新式武器。不过，葛拉威尔从中得到的启发与基督教传统并没有太大差异，“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巨人并不像他们看起来那样，我们在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障碍并不像它们乍看起来那样不可逾越、令人沮丧和有压倒性。仔细观察，你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事实：巨人可以被杀死，特别是对于那些心中有圣灵的、属神的人。”

由于信仰的力量，那些看上去不起眼、没有优势的人比他们实际看起来更强大，这是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托克梅的故事以及德克森一家的故事的共同之处，这也是葛拉威尔在书中想要进入的故事。

不过，让这些故事之所以成立的根源，是耶稣的故事。葛拉威尔意识到耶稣的故事才是这一切故事的能力之源，“他是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人物之一。他生于最卑微的家庭，一生从未担任过公职，也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可供他支配，他一文不名，没有什么权势。尽管如此，他成就了什么？历史上还有任何人比祂更加伟大吗？”

理解信仰需要阅历

回归信仰之后的生活，并不需要每天都面对与巨人争战的危机时刻，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普通生活，我们需要在其中做出各种各样的道德抉择。

因此，在《大卫与歌利亚》创作完成之后，葛拉威尔将精力放在关注日常的伦理生活方面。他发现，人们的伦理道德通常是被一套化约的“原则”支配的，这些原则或许包括人权、自由、种族平等。对基督徒来说，这些原则被称为“律法”。我们通过这些原则以不变应万变地回应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新议题。不过，我们越是深入问题的细节，越会发现曾经根据原则进行的道德判断并不那么可信。

葛拉威尔关注到耶稣会曾经使用过的道德决疑法，该方法由圣伊纳爵于五百年前提出。与用一套宽泛的原则来解决问题相反，该方法从细节开始，然后从细节到普遍。葛拉威尔发现这一道德推理方法如今在医学领域有复兴之势，这意味着医生不需要用一套原则来对待一个病人，比如“我支持病人的自主权”或者“我尊重这个病人的隐私权”，这些普遍原则可能无法为病人提供真实帮助，相反，在追求这些普遍目标之前，我要先弄清楚病人的生活、心灵和思想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此，葛拉威尔在自己的播客节目“修正主义历史”中，深入探索圣依纳爵留下的属灵传统，尝试决疑法在今天可能被应用的方式。葛拉威尔认为在道德议题中，“不是先从原则开始，然后再看案例，而是先看你的案例，然后回顾原则。在我对面前的问题做出任何一般性的结论之前，我需要首先彻底弄清楚问题，需要倾听和深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