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的父亲、唐氏症的儿子，生活教会我什么？

导读：9月10日是世界自杀防止日。父亲自杀时我只有25岁，我关于永葆青春和健康的幻想很快破灭了。亲人选择用最残酷的方式与我们告别。在葬礼上我们被迫反省自己的生活。父亲的自杀和儿子的唐氏综合症，是塑造我最深的两件事。我坚信，即使在一个充满悲剧的世界里我们仍可以肯定所有生命的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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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益豪（Albert Y. Hsu）

播音后期 |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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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父亲自杀的消息是在一个周四的早晨。本来我期待着周末的到来，因为我和妻子艾玲要回到我长大的明尼苏达州参加朋友的婚礼。我们计划顺道探望父母。为此我准备了一些小礼物，包括我和艾玲的婚礼照片，放大后送给母亲，以及给父亲的一本书。我还带了一份婚礼录像回去，我们九个月前结婚了。

但那个早晨的电话改变了一切。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传出一阵阵哭号和啜泣。这是谁？打错了号码吗？然后我突然意识到那是母亲的声音。

“你爸自杀了！”她哭喊着。“什么？”我问道。“妈妈，发生什么事了！”但她已经离开了电话，我能听到她的抽泣。邻居接过电话说：“益豪，你父亲自杀了，你妈妈需要你回家。”我震惊地挂断电话。艾玲抱住我，开始哭泣。我坐在沙发上，无法完全理解所发生了什么事，无法理解“自杀”这个概念。自杀？我的父亲？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吗？

我看到父亲躺在灵柩里

父亲才58岁，三个月前在感恩节前突然中风。他的左半边身体失去了部分运动功能，并开始接受康复治疗。中风后他变得很沮丧，我知道他很难接受失去自主权和身体失控的事实。一个月前，我们听到了一些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似乎情况正在好转。但现在，突然间他走了。

几分钟后，我妈妈又打来电话。她比较平静地告诉我，父亲一周前试图自杀。她本想当时就告诉我，但父亲不想让我知道。他不想让我担心，不想让我承受这个沉重的负担。“我本来打算这个周末告诉你的。”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收拾好回家的东西。我把婚礼录像打包好，而我的父亲再也看不到了。在我们离开公寓前，我看到那本我原打算带给父亲的书，我把它放回书架。他再也看不到这本书了。

父亲自杀的消息让我震惊，但实话说并不算意外。由于父亲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情绪低落，他的自杀“说得通”。我在脑海中可以理解他为何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理性的分析无法减轻我心中巨大的空虚感。我无法接受他死亡的事实。

六小时半的车程中，我脑海中一直浮现着父亲的身影。上一次见到他是三个月前的感恩节，我们曾多次去医院看望他，他在那里接受中风后的治疗。他看起来更老更虚弱了，走路时总是拖着脚。他感谢我们来访，告别时还拥抱了我们。这是我和父亲共度的最美好的时光之一，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当我们到达父母家，打开门我看到妈妈坐在客厅里，身边有些邻居。她的表情显得茫然，悲伤让她精疲力竭。她有些笨拙地走过来拥抱我。电话响个不停，亲戚朋友纷纷慰问，母亲不得不一遍遍讲述事情的经过。我拼凑起来的信息是，父亲中风后逐渐表现出典型的临床抑郁症症状。

在过去几周里，他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感，总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充满无助。母亲把家里的枪支和其他武器收了起来，担心他会伤害自己。然后父亲试图用皮带自杀，母亲发现后把他送去医院接受监护。出院回家后，他告诉妈妈他想独自待一晚，不想被打扰。然后他把头伸进撑开的衣架里自杀。我从未想到有人会用这种方式自杀，可见父亲的决心和绝望。

接下来的几天是一片忙碌的混乱。作为长子，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安排葬礼事宜、接待客人。但在一切过程中，我内心充满了困惑和痛苦。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继续生活下去，每一天都充满了不确定感。

葬礼上，我看到父亲躺在灵柩里，穿着他去年为我婚礼买的新西装。葬礼程序包括一份父亲的简短生平介绍，其中提到了他以名列前五的成绩进入台大，后来进入美国国防部工作，他拥有高级别的安全许可，这使得他不能与家人谈论他参与的项目。葬礼上，父亲的同事告诉我，父亲在计算机图像处理方面的工作帮助美国赢得了海湾战争。他设计了能够让轨道卫星识别建筑物并精确定位个人及物体位置的设备。

父亲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意识到身体的脆弱和局限性，开始寻求上帝，阅读圣经并祷告，为自己一生中所犯的罪认罪，请求耶稣赦免并成为他的救主。

悲伤和创伤

在为自杀者哀悼时，我们会回顾各种各样的遗憾。当我翻看父亲的东西时，我为一个过早结束的生命和永远不会到来的明天而惋惜。我很少看到我弟弟埃德哭泣，但是在父亲去世后的一天，弟弟说起“爸爸再也看不到我高中毕业了，他看不到我成为大学生了”，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在父亲情绪低落的时候，妈妈试图给他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情。她会说：“想想埃德结婚吧，总有一天我们会有孙子孙女的。”现在，母亲为他们无法共度晚年而遗憾。一夜之间，母亲成了寡妇，我和弟弟成了无父的孩子。我们这些经历过亲人自杀的人，成了一个独特的悲伤群体中的一员。

这种悲伤对于许多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自杀死亡与车祸、心脏病发作或年老而死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实际上面对两种现实：悲伤和创伤。悲伤是正常的；创伤则不是。两种情况的结合就像是一记凶险的组合拳：我们正在为亲人离世而悲伤，同时又因自杀事件而深受创伤。前一个已经够难了，后者更令人痛苦。正常的悲伤和对自杀带来的创伤所产生的愤怒，纠缠在一起，让我们的思绪飞散，陷入一片混乱。

亲人自杀的感觉就像是一种彻底的抛弃，一个人所能采取的最残酷的方式就是以此告诉我们，他们要离开了。尤其是自杀者的配偶，常常会感到这像是离婚一样的拒绝，“我要永远离开你！”因此我们感到被抛弃，自我价值被摧毁，觉得自己不被爱，所有的疑虑和不安都被放大百倍。我以为父亲关心我，以我为傲，现在看来我只是在自欺欺人。如果他认为我是有价值的，他就不会抛弃我。曾经照顾自杀者的家人会产生挫败感，觉得自己的努力失败了。许多幸存者感到对亲人的死负有责任。我们被无休止的“如果”和“要是”所困扰。这些假设的结果，我们无法知道。

家人还承受着来自社会的污名化带来的额外伤害。告诉人们家人在车祸中丧生可能相对容易，但要说出“他自杀了”这样的话却可能非常困难。这令人羞耻。许多人认为自杀是软弱和失败的表现。我们害怕如果告诉别人我们的亲人或我们自己是因为自杀而死，他们会怎么想我们。即使事情已经过去多年，我还是很难向别人讲述我的父亲是自杀身亡的。

愤怒、内疚、沮丧，这些情绪是幸存的家人对自杀的原始反应。我们觉得亲人的行为极度自私，对他们留下我们收拾残局感到愤怒。所有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另一方面，随后我们还有继发性的行为反应，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谨慎。对自杀感到愤怒是完全合理的，但却不应该发泄怒气在家人身上，不要用自我毁灭或伤害他人的方式来表达情绪。还有人会通过酗酒或滥用药物来麻痹疼痛，逃避现实。悲伤是正常的，但并不是所有应对悲伤的方式都健康。

幸存的家人会把“为什么家人会自杀”归咎于自己。这种感觉被称为“幸存者罪疚感”。几乎所有亲历其中的人，某种程度上都会受到这种情绪的困扰。一些最令人内疚的自杀行为是由前配偶或前情人实施的，他们通过自杀来表达“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一个叛逆的青少年可能会通过自毁来向父母发泄怒火。更糟糕的是，自杀遗书中可能会点名道姓地说“这是你的错”。年幼的孩子可能会特别觉得是自己的错，就像孩子们经常把父母的离婚归咎于自己一样。

我们需要区分哪些罪疚感是健康的，哪些是有毒的。如果我们做错事，圣灵会用罪疚来提醒我们。良性罪疚是我们应该感受到的，这是对犯错的适当反应，这种罪疚存在于良心之中，它来自上帝，引导我们悔改。另一方面，有毒的罪疚来自不合理的期望，可能是来自自己或别人。父母可能会用罪疚感迫使孩子去做某些事。广告商则会让我们觉得如果不为孩子购买某个商品，我们就不是合格的父母。这些主观上的罪疚感源于不切实际的期望，并非来自神。

我们的罪疚感无论好坏，可能都意味着我们与所爱的人还有未完之事。虽然我们并没有直接导致自杀的行为，但我们可能会因为未能解决的争执或过去的过错而感到罪疚。许多幸存者发现向逝去的亲人请求饶恕很有帮助，也许是在灵柩或墓碑前。这可能是迈向饶恕自己、释放自己免于罪疚的一步。

如果我们难以区分罪疚的性质，那么与牧者或咨询师谈谈可能会有帮助。这些感受可能会指向我们生活中的其他领域，在那里我们实际上已经伤害了他人或上帝。我们都是堕落的人，需要只有上帝才能提供的饶恕和恢复。

自杀迫使我们反思生命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带着一种认为自己会活到明天的假设度过每一天。自杀或任何失去亲人的事件，都会在我们原本平淡的生活中引入死亡的阴影。突然间，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自己的日子是有数的。毕竟，那个我们曾经认为还活着的人，现在已经不在了。我们当中的哪一个又能保证不会步其后尘呢？

人生短暂。我们所有人都像草一样，很快就会枯萎凋谢。自杀迫使我们直面自己的死亡。父亲去世后，母亲更加意识到自己终将离世，于是开始为不可避免的离去做计划。她写了一份遗嘱，因为父亲没有遗嘱。她在银行开了一个保险箱，把重要的文件和信息放进去，然后把所有信息都发给了我，告诉我所有东西的位置。在自杀之前，她并没有强迫艾玲和我生孩子，但不久之后她开始说“不要等太久才要孩子。” 她没有说出口的遗憾是，我父亲没有看到孙子孙女，她担心自己也可能看不到。

一个在我失去父亲之前几个月也失去父亲的朋友说，父亲去世后，她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20岁。我父亲去世时我只有25岁，因此我关于永葆青春和健康的幻想很快破灭了。亲近的人去世往往会让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人们常说，参加葬礼的人不仅会想起逝者，也会想到自己的葬礼。它会在什么时候举行？会有谁出席？别人会怎么说我？每当我们面对死亡时，都会被挑战去重新反省，在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死的情况下更明智地生活。父亲离世后，我更加意识到生命的宝贵。每一个生命的逝去都应该被哀悼，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形象，每一个生命都有价值和意义。

我们怀第二个孩子期间，艾玲和我被告知我们的胎儿存在“异常”。经过超声检查和羊膜穿刺后，确认胎儿患有唐氏综合症。医生说：“根据这些信息，你们可以决定终止妊娠。”我们震惊之余感到庆幸，因为这不像其他威胁生命的疾病那样严重。另一方面，我们仍然面临着医疗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需要终身的特殊护理。

我们得知一项统计数据，大约90%产前诊断为唐氏综合症的夫妇选择终止妊娠。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打算堕胎，但如果让我们的儿子足月出生，这意味着什么？抚养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

艾玲和我意识到，我们可以藉着孩子去展示上帝的爱。我们给他取名“以利亚”，祈祷他的生命能荣耀神，也祈祷我们和其他许多人能通过儿子的生命学会爱和敬畏。以利亚于2005年4月8日出生，比预产期早三周。以利亚的婴儿期比一般人更为复杂，他需要接受多位医生的治疗，后来又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在与以利亚的发育迟缓和行为障碍作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许多令人沮丧的时刻，但现在我们无法想象没有以利亚的生活。虽然这并不是我们预期的生活，但却是一种充满喜悦和祝福的生活。

以利亚在我们生活中的存在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提醒，那就是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我们所有人都是上帝所爱的。在某种奇怪的方式下，父亲的自杀之痛帮助我们做好了成为特殊儿童父母的准备。父亲的自杀和儿子的唐氏综合症是我成年后塑造我最深的两件事。这些经历共同让我们坚信，即使在一个充满悲剧和死亡的世界里，我们也可以肯定所有生命的宝贵。

我和妻子常给儿子们讲述爷爷的故事，他的一部分故事在他们心中延续。我们提醒他们，虽然自杀是一种悲剧，但上帝给了我们希望，让我们有理由继续带着盼望生活。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那里死亡将被胜利吞噬，我们将不再悲伤。

（本文摘编自许益豪《Grieving a Suicide: A Loved One’s Search for Comfort, Answers, and Hope》，美国校园团契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内容有删改，大小标题为《境界》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