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猪的母亲，竟是云南第一位女医学博士

导读：我的外公曾是柏格理的同工，母亲是云南第一位女医学博士。然而自从1958年开始的21年里，她被批斗被劳改，从喂猪到被迫和猪住在一起，再没能回到手术台。妈妈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她说：“圣经的话学会‘饶恕’二字就够一辈子用了。”妈妈和外婆两代母亲以及照顾我们36年的“乐母”花嫂在苦难中信靠的那位神，如今也成为我的神。

《境界》独立出品【母亲节特稿】

口述 | 邓解围采访 | 路恩

播音 | Annie 后期 | Jack

扫码奉献，同作主工

我的母亲李学法，一个普通的云南女子，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1944年，27岁的她结束了在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七年的读书生活，毕业成为云南第一位女医学博士。母亲先是在昆明教会医院惠滇医院工作，建国后转入解放军第43医院，成为妇产科的主治医生。

当时能读到大学的女性很少，更别说医学博士了。然而，母亲的一生并不顺遂，苦难成了她生命的底色。也正是那些无人知晓的锤炼，让她成为一位不一样的母亲，让每个家人都仿佛触碰到她温柔喜乐的灵魂。

母亲和她的母亲

母亲的信仰，是从小在家里就种下的种子。我的外公李国镇是牧师，外婆王佳珍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是云南昭通最早信主的人。

外婆信主的经历，要从她的二哥说起。那年，外婆的二哥因为科举落第疯了。那个年代，这样的病人常常难逃被“除害”的命运。正当外曾祖父颤抖着端起装满毒药的碗，柏格理牧师的妻子艾玛师母冲进屋内抱住他的腰，药碗“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心照料，外婆的二哥竟然慢慢好了起来。柏格理牧师看他恢复得不错，就让他帮忙做些事情，后来还当上了乡村教师。这件事让外婆深受感动，她也去了柏格理办的天足学校读书，后来受洗成为基督徒，也成为了一名教师。就是在这里，她认识了我的外公李国镇——帮着柏格理牧师创制苗文的重要同工。

在昭通教会，李家和王家就像两根立柱，共同支撑起昭通地区教会最初的发展。外公和他的哥哥妹妹都在教会服侍，直到有一天，外公去昆明办事，回来的路上突然失踪，再也没有回来。

那一年，母亲才三岁多，小舅尚在襁褓，大舅也不过十岁。从那天起，每到傍晚，外婆就抱着小舅，牵着其他四个孩子，站在村口的石桥边等外公。天黑了，才带着孩子们哭着回家。这样的等待持续了很久，直到有一天听说外公可能被土匪害了才停下来。

（邓解围姊妹和她的外婆）

外婆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苦，她总对孩子们说：“神在看顾我们，祂与我们同在，一定会供应我们需要的。”神真是“孤儿寡妇的保障”，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她坚持让每个孩子接受好的教育，竟然把五个孩子都培养成才，其中两个成了博士，一个成了硕士。

外婆晚年住在大舅家，我有幸陪伴她生活了七年。那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时光，现在想来，外婆的一举一动都还历历在目。外婆常常会小心翼翼地取出外公的照片，用布满皱纹的手轻轻抚摸，眼神里满是思念。她总爱对我说：“你外公啊，外语特别好，当年和传教士们一起编了苗文。”这句话，她也说了很多遍，仿佛每次诉说，记忆中的那个形象都能变得更鲜活。

外婆的生活很有规律。天还没亮，就能听见她轻声读经、唱诗的声音。她喜欢坐在枇杷树下，一边给我纳鞋底，一边哼赞美诗。那时候她的眼睛已经不太好了。“外婆老了，这双鞋怕是最后给你做的了。”因为我脚长得太快，那双鞋没穿几次，却被我一直珍藏着。

最让我怀念的是外婆带我去翠湖的日子。她坐在花树下看书、读报，我就围着花丛追蝴蝶玩。外婆喜欢给我讲耶稣的故事，特别是四福音书里的内容。她摸着我的头说：“孩子，长大了要信耶稣，这样才会有真正的快乐！”

可惜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教堂关了，礼拜也不能做了。但外婆的信仰从未停止。每天清晨，我都能听见她轻声唱诗的声音。她总是坐在床边的矮凳上，捧着那本已经翻旧的《荒漠甘泉》——那是她唯一的书，却给了她无穷的力量。外婆虽然清贫，却总是慷慨待人。她的生命不仅影响了母亲，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母亲李学法生于1917年，是外公外婆的第四个孩子。外公失踪时，母亲才三岁多。虽然失去了地上的父亲，但天父一直看顾她。四舅公总是回忆起母亲小时候的画面：昭通的冬天特别冷，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母亲背着书包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走着去上学。

母亲先后在美以美会女校、明诚中学读书，后来考上了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那时候，能上大学的女孩少之又少。表舅说，他们班三十多个学生，就母亲一个女生。最让我佩服的是，母亲当年是跟着老乡，一步一步从昭通走到成都去上学的。路上要走半个多月，为了安全，她剪短头发，穿上男装。家里本来有一张她当时的照片，可惜后来连箱子一起被偷了。

因为路太远，母亲整整七年都没能回家。学医本来就不容易，再加上全英文授课，难度可想而知。但母亲靠着主的恩典和顽强的毅力，终于在1944年完成了学业。那一年，她才27岁，就成为云南历史上第一位女医学博士。

21年苦难中的信靠

母亲毕业后在惠滇医院做医生。解放后，她调到解放军第43医院，成为妇产科的主治医生。本以为生活会这样平静地继续，谁知1958年母亲在反右运动中突然被打成右派。她被下放到昆明福利劳保用品厂，从此，听诊器换成了扫帚，手术室变成了猪圈，医学博士每天的工作就是喂猪、扫地、烧水。每天天没亮出门，天黑透了才回来，我们几乎见不到她的面。

父亲邓步墀的命运同样坎坷。这位军医大学毕业的放射科X光师，和母亲同时被处理，下放去了偏远的文山州。那时我们五个孩子，最小的才一岁，最大的也不过八岁，一个好好的家就这样散了。父母临行前甚至想过要把我们送人，因为实在养不活这么多孩子。

神感动曾在我家帮佣的花嫂，这位年轻时丧夫的妇人不但没有离开，反而拿出自己多年在我们家做工攒下的钱养活我们五个孩子。钱用完了，她就带着大点的孩子粘火柴盒赚钱，有时实在没吃的，就从猪食里偷偷捡几个土豆给我们充饥。花嫂从40岁到76岁，整整36年照顾着我们。母亲说，她就是《诗篇》113篇里说的“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善良的花嫂用全部的爱养育着我们。她的墓碑上，刻着“乐母”两个字。

文革开始后，母亲被批斗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他们要把母亲双手反绑吊起来。当时母亲大声呼喊，结果那些人就把她放下来了，最后没吊成，但每天早晚挂着黑牌游街是免不了的。黑牌子上写着“极右分子李学法”，每天上班、回家，都必须挂着黑牌。

1969年，苦难再度加码。母亲被遣返回昭通老家，在一个名叫洒渔河的偏远山村接受劳动改造。送母亲去劳改的那天，两个工宣队的人用棍子打着她往前走，十四岁正读初中的我忍不住冲上去质问：“你们凭什么打我妈妈？”他们说：“你不知道吗？你妈妈是个右派分子！”在我的持续争执之下，他们没有再打，后来却把我的言行报告给学校。我被老师、同学们批斗，理由是跟父母划不清界限，最后被学校处分。

母亲在洒渔河开始了文革中历时四年的“猪圈生活”。这样说毫不夸张，母亲的住处是用100元安家费在墓地旁边搭起来的棚屋，下面是猪圈，上面勉强住人，又脏又臭。从反右时的喂猪，到文革中与猪住在一起，母亲却没有一句抱怨，反而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好歹还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比主强多了。”

小时候在美以美会女校背过的《诗篇》23篇成了母亲五十多岁在昭通时的生命支柱。她说这是神早就为她预备的。在昭通的四年里，母亲每月都会给我们写信。为了不耽误干活，她总是傍晚收工后请假，一个人摸黑走山路去城里寄信。晴天就借着星光赶路，雨天就躲进山洞等天亮。从洒渔河到昭通城，要翻两座山，经过很多坟地。但母亲从不害怕，因为她心里记着《诗篇》23篇的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母亲后来告诉我，那四年若不是靠着神的话，她真的撑不下来。身体和精神都到了极限，是信仰给了她力量。母亲在日记里回忆，那时她心里默念着耶稣的话：“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

在洒渔河的日子，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想我们，我们也同样想她。有一次我寄了五元钱给她买日用品，结果路上被人偷了。中秋节我寄月饼给她，她收到后马上分给村里人吃——母亲就是这样，自己再难也要帮助别人。

那里的生活条件太差了，连干净水都喝不上。母亲常用煮饭的锅去接雨水喝。有一次她因此得了严重的腹泻，好几天起不来床，差点没命。生产队怕出事，发电报让我们赶快去接人，说母亲病危了。

接到电报后，我和大姑、大哥立刻动身去昭通。这段路我亲自走过才体会到母亲的不易。从七舅公家出发，早上八点走到下午一点，全程四个多小时。山路又陡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七舅公说，每次看我母亲走这条路，他都会掉眼泪。他对我们说：“要是你外婆看到你母亲受这样的苦，该有多心疼啊！”

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眼前的景象让我们忍不住放声大哭。母亲虚弱地躺在角落里，因为严重腹泻已经好几天起不来身。屋里冷锅冷灶，角落里堆着几天前的柴灰。

那几年和猪同住的日子，让母亲的双手完全变了形。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她瘦得只剩皮包骨头，更让人心酸的是，四年没能好好洗漱，她的牙齿掉得只剩四颗。她的棉袄被狗咬得破破烂烂，棉絮都露在外面。后来才知道，她坚持晚上去给村里的孩子们补课，常常被野狗追着跑。

“大头、小四来了，太好了。”见到我们时，母亲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生产队的乡亲们都不忍心看，劝我们说：“可别再送回来了，太遭罪了。”回到家后，母亲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我们跪下祷告感恩。

母亲活出了“饶恕”二字

回到昆明后，63岁的母亲继续在福利厂烧开水、打扫卫生，直到退休。她再也没能回到心爱的手术台。但她总说：“耶稣能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也要学会饶恕别人的过犯。不要去计较这些，圣经的话学会‘饶恕’二字就够一辈子用了。”母亲用一生活出了这个最难的功课。这也让我想起外婆常跟我说的话：“不要含怒到日落。”

从1958年反右开始，我们就没有住的地方了。从1958年到1979年，整整21年，母亲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平反后，我们全家挤在一间小屋里，父亲几年后就因癌症去世。母亲本该补发工资、分房子，但她所在的福利厂都是残疾人，连工资都发不出，这些补偿自然都是空的。母亲常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很多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都没能熬过来。父母看到以前认识的朋友们的照片时会说，这个谁谁谁，后来自杀了。靠着神的恩典，母亲活了下来。

（李学法博士）

说来奇妙，自从母亲从昭通回来后，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里，直到92岁安息主怀，再没生过什么大病，身体出奇地好，穿针都不戴眼镜。母亲在世的最后十多年里住在我家。她特别爱住在我家，因为我爱人待她如亲生母亲。她说，在我家里，她感觉就像在天堂一样。每天清晨，我都能听见她读经唱诗的声音，有时用中文，有时用英文。最让我感动的是，她还坚持抄写圣经，一本接一本地抄，每天都很喜乐。后来她还爱上了画画，经常到外面找些小花小草来写生。她说：“这些小花小草都是神创造的，多美啊。”

为了不给我们添麻烦，母亲很少对我们说她的事，也不会对我们说教，我们是从她每天唱诗、读经、祷告的生活里，知道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我是在母亲退休后才惊讶地发现她的外语那么好。虽然二十多年没机会用，但她的英语依然流利，连外国人都佩服。我是武术教练，记得我有一次备考时，她帮我翻译英文资料，翻得跟教科书上一字不差。后来我教外国学生太极拳，她能把专业术语翻译得比外国人自己说的还地道。不仅如此，母亲帮我复习解剖学、生理学，她对人体的骨骼肌肉了如指掌。

那时我们只知道她当过右派，干过最脏最累的活，却不知道她原来是医学博士，直到二舅寄来母亲穿着博士服的毕业照，照片已经泛黄了。二舅只说了一句：“你们的妈妈是博士。”

我从来没有见过母亲忧愁的样子。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永远都微笑着。圣经说：“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母亲用一生诠释了这句话。她说，能活到九十多岁全是神的恩典。这份从神而来的喜乐不仅滋养着她的生命，也照亮了我们全家。

外婆和母亲的信仰无形之中成为我生命的支点。2007年，我和大姐一起受洗归主。更感恩的是，没过多久，我的女儿和大姐的女儿也同时信主。

2008年8月13日夜晚，92岁的母亲在睡梦中安然离世。三个月后，妹妹也因乳腺癌被主接去。虽然伤心，但感恩的是，妹妹临终前和她的儿子都接受了主。

母亲喜欢藉着圣经里的话对我们说：“我们经过水火，主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正是这一路走来的艰难困苦，让我们真真切切地遇见了神。外婆在丧夫之痛中所信靠的那位神，母亲在21年蒙羞受苦中所信靠的那位神，如今也成了我的神。信仰成了我们一家人最宝贵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