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经历了陕南六千人的控诉大会，生平第一次坐牢，被虱子、蜱虫叮咬传染的回归热，司务道终于病倒了，气管炎、肺病同时发作。许多平时被她照顾的孩子跑来探望她，一个小男孩说：“阿姨，学校老师要我说没有神，但我知道耶稣在我心里。”病卧在床的她，为这些中国孩子小小年纪就为主受苦，感动得泪湿枕巾。
《境界》独立出品【5.12护士节特稿】
文 | 浩青
播音 | 小鹿 后期 | Jack
扫码奉献，同作主工
南丁格尔奖章是国际红十字会给予护理界的最高荣誉。1961年，一位曾在中国陕西山区服事了12年的挪威护士司务道（Annie Skau Berntsen）获此殊荣。站在领奖台上的司务道，手捧这份荣誉，不禁想起十年前一场人数更多、场面更大的聚会，却与荣誉沾不上半点关系。
那是在陕南举行的一场六千人大会，地方干部鼓动老百姓揭发司务道的罪恶行径。每家的家长都接到命令，必须出面控诉她。开会前她的主要罪名已经定了：替国民党士兵治病、传播宗教、煽动战士背弃理想。她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一场空前规模的羞辱似乎已不可避免。
然而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六千人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控她。司务道说：“弟兄姐妹和我没有蒙羞，反而彰显了神的大能。我知道那一天下午，无论在商县、龙驹寨，还是远在挪威，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为我迫切祷告。信实的主也听了他们的呼求。”
“你确定要我去中国吗？”
司务道1911年出生于挪威。就读护士学校期间，她被派去看护一位因肺病即将离世的青年。那位青年极度恐惧死亡，不断呼喊“救救我！” 司务道束手无策，吓得跑出来，心想“可别再学护士啦”！这时一位基督徒护士走了进去，病房安静了。再看到司务道时，青年充满平安地对她说：“现在我不再害怕了。我离开世界时所需要的耶稣，正是你每天生活所需要的神。”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她，让她看到信仰的力量，第二天她就去买回圣经，每天阅读。
1932年复活节的早晨，她和同学们为病人唱诗，唱到马利亚在空坟前遇见复活的主时，内心涌出一种说不出的奇妙感觉。从那一刻起，她知道“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重生后的司务道，在病房的服事中学习顺服圣灵。一次圣灵催她去传福音，她因在洗手间整理鲜花而拖延了，等到她赶去，病人已经陷入昏迷，错过了时机。主责备她：“鲜花总会枯干，并不重要，人的灵魂多么宝贵！”从此她学到，耽延的顺服不是顺服，主喜悦的是立刻顺服。
三年后，她被调往精神病院工作。院长嘱咐护士们：“在这里，假若有病人把痰吐在你们脸上，把尿盆倒在你们身上，你们要记得这是病人的病症，他们控制不了自己才会这样做，切不可因此发脾气。”她被派到最严重的病房，第一天就目睹病人拆床、打碎尿壶，护士们要合力才能应付。“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心中难受，向主倾诉。主帮助我冷静下来……此后两年多，我在孤单困难的环境中学习单单依靠主。”
也正是在此期间，主亲自教导她，让她渐渐清楚自己一生的呼召：到中国去传福音。她深知这意念并非出于自己，却又担心是撒但的试探。1935年8月，她参加青年夏令营。一晚，她独自走进树林祷告：“主啊，我不能确定是否你的旨意要我去中国，我跪在这里不起来，直到你让我确实把握。”祷告后，内心响起一个声音：“我的孩子，你愿不愿意为我到中国去？”她立刻回应：“我愿意！”从此，她心中充满了对中国人的爱。
司务道没有对人讲这件事，只告诉了教会负责人，对方却表示没有经费支持。直到1937年春，她再次感到时机已到。一次聚会后，牧师请她留下祷告，并对她说：“我知道主选召你去中国。”她提到经费困难，牧师笑着说，上周有三位姐妹愿意为去中国宣教的人奉献与代祷。司务道心中满了感恩。同年9月，她辞去医院工作，教会正式差派她加入戴德生创立的中国内地会，前往英国受训，预备赴华。
“你们都杀过人”
1938年5月，因中日战争局势紧张，在华的女宣教士学校也被日军占领，内地会一度决定不再派人去中国。司务道心中极其痛苦，在自传中她说“仿佛若不能去中国，我就无法活下去”。然而一首诗歌安慰了她：“虽然我看不见前路，但知主耶稣必引领我。”6月，内地会最终决定秋季派九位女宣教士赴华，她也在其中。
同年10月6日，司务道抵达香港。因陆路交通被战火阻断，她辗转乘船到越南海防，再搭火车到昆明，随后经重庆、成都北上，最终抵达陕西商县。
当地没有自来水和电，司务道忙着努力学习中文。一次探访中，她见到一个曾生下14个孩子的寡妇，因饥荒杀死了8个女儿，5个儿子病死，现在身边仅存一子。司务道震惊得说不出话，回去痛哭良久，也更深明白主为何差她来中国。
1940年春，司务道听闻山阳县的信徒遭逼迫，便勇敢前往。此前，当地严弟兄传福音时遭到土匪的威逼而殉道。他的妻子玉珍从此成为司务道的同工，七年里一起翻山越岭传福音，情同姐妹。山阳的情况很严峻，学校甚至教导学生仇视传教士。司务道也一度不敢上街，内心挣扎，但她仍勇敢留在教堂里，与附近的孩子们玩耍。起初孩子们只敢远远观望，渐渐地愿意靠近，她分给他们柿饼和核桃，孩子们开心地说：“她不是洋鬼子，是教士阿姨。”慢慢地，家长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
后来新任县长上任，妻子生产时请司务道去接生。县长已有4个女儿，这次生下了一个男孩，全家喜出望外。此后经司务道的手接连接生了20多个孩子，竟全部是男孩，这在当地被视为奇事一桩。自此，人们对她的态度明显改善，她也得着很多机会传扬福音。
1941年秋，司务道被派往离山阳不远的龙驹寨（今丹凤县）。此后除了几次逃难，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龙驹寨。
（司务道和陕南的妇女同工）
她为当地妇女办查经班。讲到“不可杀人”时，她语气沉重地说：“你们都杀过人。”大家以为她是指心里恨人。司务道说：“你们杀害了自己的女婴。”妇女们笑起来，七嘴八舌地说那怎么算杀人呢，刚生下的小女孩不是人。原来杀女婴在陕西已成风气。她反问：“她们不是人，你们是什么？你们出生时不也是小女孩吗？她们有生命，是主耶稣看为宝贵的。”所有人都沉默了。她心中默祷，求主光照。妇女们一个接一个流出眼泪，衣襟袖口都哭湿了。她带她们向主认罪。祷告后，一位曾亲手杀死三个女儿的姐妹说：“千斤重担压肩头，现在轻省多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司务道得以回挪威述职。各处教会请她分享，但她越来越渴想重回中国。因身无旅费，她求主亲自预备作为凭据。
不久一对孪生姐妹来找她。她们自幼丧父，家境清贫，小学毕业就做工，六年来省吃俭用存下三千元，想买一架钢琴。在聚会中，她们被感动把钱奉献出来。司务道得知后极其痛苦：“我总以为主会感动有钱人，万万想不到主要粉碎两位姐妹六年来想要买架钢琴的梦想。”姐妹俩说：“我们实在难过，但耶稣要我们甘心摆上，顺服之后心里却越来越快乐。能帮你回中国服事，是我们极大的福气。不是我们给你钱，是你从耶稣那里接受的。”
司务道向一位老牧师哭诉，老牧师半是责备半是安慰地对她说：“你真糊涂，你以为耶稣会让她们吃亏吗？”这话使她立刻欢喜领受。当六年后她再次回到挪威时，姐妹俩都已经结婚，各自家里有了一架钢琴，依然热心爱主。
“我怕死早跑了！”
1946年11月，司务道带着捐赠的三大箱医疗用品启程回到陕南龙驹寨。作为当地唯一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她每天在福音堂接待络绎不绝来求诊的病人，好消息藉着医药不断传开。
80多岁的张婆是龙驹寨第一位信主的姐妹，她成为司务道的助手。每当司务道彻夜为重病者祷告，张婆总强迫她去休息，自己接着祷告。一位患晚期舌癌的妇人来求诊，司务道只能清洁口腔、给点消毒药水，便再也做不了什么，只能与张婆和病人一同跪下祷告。一个月后病人竟来告知，张婆的祷告大有功效，舌头完全好了。司务道喜出望外地告诉张婆，张婆却神态自如地说：“我们为她祷告了许久，耶稣的医术比你们挪威最好的医生还高超，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1949年6月，军队进驻龙驹寨。最初数月教会的主日崇拜、主日学和医疗服事仍能照常进行，只是附近多了很多窥探的陌生面孔。一天半夜，一位军官请她照顾发高烧的伤兵。士兵以为她是苏联人，不停地说：“你是我们的老大哥呀？要多多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病情好转后他多次道谢。
几天后，军官介绍她认识了陕南的负责领导。司务道请对方来福音堂，不料对方坐下便把双腿搁在桌上。司务道表示诧异，他问：“你奇怪我把腿搁桌上？”她说：“我只见过外国人这样，中国人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笑道：“现在一切都改变了，你这种封建思想要不得！”随即脸色一沉：“今天你应当死！”司务道安静地回答：“我预备好了。”
这下轮到对方觉得奇怪：“我说你要死你不奇怪，腿搁到桌上你反倒奇怪？”她说：“我不怕死，怕死早跑了！”他说：“好，今天你可以不死，因为你常常帮助穷人。”原来这位领导曾有十年左右在陕南乔装成乞丐，哪年哪月司务道帮助过他、给过他吃的，他都记得。
当天下午，一位姓王的官员微笑着对她说：“教士不用怕，我们不会用强暴待你，你可以照常做事。但我们会好好教育居民，四五年后中国就再没有人相信有神了。” 司务道回答：“若是今天有人承认是基督徒，四五年后他说没有耶稣没有神，我可以告诉你，这人是说谎的！”
司务道和张婆等同工依然在福音堂和医务所忙碌。许多年轻士兵好奇来看她吃什么住什么，以为她住洋房吃罐头，结果发现她的吃穿住都与当地人一样。一位干部甚至教导下属，要以“福音堂那些人”为榜样，学习多关心别人、少注意自己。
部队里许多士兵因缺乏维生素A导致视力模糊来求诊，司务道对症用药。士兵们恢复视力后，纷纷为福音堂宣传：“那里的教士有办法叫瞎子看见！”一位青年士兵康复后常来聚会，接受了耶稣为救主。礼拜天他坐在小孩子当中一起唱：“耶稣爱我万不错……”
一个主日，司务道刚要带领主日学，几位全副武装的士兵进来，一言不发就把那位青年士兵拖了出去。此后她再也没见过他。一年半后，在商县街道上，有人迅速把一张字条塞进她的衣袋。她拆开后看到：“我亲爱的姐姐：我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见面。我爱耶稣。当兵的弟弟。”司务道相信这位勇敢的弟弟一直蒙主保守。
因为发生了青年战士的事件，司务道的“罪名”除了替国民党士兵治病、传播宗教，还多了一条煽动战士背弃共产主义。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地方干部动员每户人家揭发她的不法行径。参加控诉会的约有六千人。老百姓眼里充满痛苦无奈。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六千人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控她。司务道说：“弟兄姐妹和我没有蒙羞，反而彰显了神的大能。我知道那一天下午，无论在商县、龙驹寨，还是远在挪威，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为我迫切祷告。”
“我可以差遣谁呢？”
当时司务道仍有行动的自由。一次她去河南西坪，服事结束后当地两位弟兄送她，路上被军人盘查，她被放行，弟兄们却被扣押。两天后，有人告诉她：两位弟兄被关进了监牢，因为他们手里的单张上写着“为什么称今年为公元一九五零年？因为一千九百五十年前耶稣基督降生”。当时新政府刚采用公元纪年，他们被指控把政府的政策和基督教扯上关系。
司务道主动前往西坪营救同工，一到就被关进一间狭小污浊的房间。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坐牢。次日一早，官员说：“你是外国人，要送你去一百二十里外的大城。”到了大城，接见她的军官马上请她坐下，待如贵宾，微笑着问：“司务道，你知不知道耶稣多么爱你？”原来这个官员曾是信主的弟兄，老家在山东，读过圣经学校，后被征召入伍。他对司务道说：“他们查出单张上的话是真实的，公元纪年确实与耶稣出生有关，不能因此让你坐牢。不过，这里还列出你许多‘罪行’：放火烧村、下河投毒等等。” 司务道忍不住笑起来，军官也跟着笑了，说：“明天你可以回西坪了。”
1950年6月，司务道患了回归热，这是一种在卫生恶劣环境下由于虱子或蜱虫叮咬导致的传染病。加上长期劳累，她终于倒下。圣诞节后，内地会来信嘱咐她办理离境手续。等待期间她再次病倒，气管炎、肺病同时发作。许多平时她服事的孩子跑来探望她，有个小男孩说：“阿姨，学校老师要我说没有神，但我知道耶稣在我心里。”她躺在床上，为这些孩子小小年纪就为主受苦，感动得泪湿枕巾。
当地官员见她病重，劝她去西安诊治。于是，她得以顺利离开商县福音堂，离开了她服事了十二年的弟兄姐妹。1951年8月，她途经香港回到挪威。在自传中她写道：“福音的门已经关闭，但主耶稣并没有离开祂所爱的人。有一天，当福音的门再开启的时候，要看见许多经过熬炼的精金，反射出基督的荣美。”
（司务道来到香港继续服事华人）
1953年，心系华人的司务道被差派到香港调景岭。当时的调景岭水电不通，一片荒原。起初她只有一间小木屋作诊所，一边行医一边服事。两年后，她在荒地上建立起一所肺病疗养院，后来发展为香港著名的灵实医院。她祈祷说：“愿来这里的人，痛苦得安慰，忧伤变喜乐。”婚后，她还创办了护士学校和护幼院。
1982年，她意外收到来自中国、一封署名“悔改的罪人”的来信，感谢她当年在陕西的付出。
1986年，她与丈夫重返中国，被告知无法前往她曾经服事的陕南商洛地区，只能留在西安。在兵马俑附近的小吃摊旁，人们惊讶地围着这位会说中文的老奶奶，趁着这短短的时间，她和一百多人谈起心中的所信和盼望。返回旅馆的路上，主的话再次在她耳边响起：“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
回忆自己在中国的服事，司务道说：“在中国，主要我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现今，当主回来的日子一天天逼近的时候，惟盼望神兴起更多有异象、肯奉献、轻看今生世俗名利的信徒，继续为福音在中国地土上遍传，甘心献上自己短暂的一生。”
（本文成文参考了司务道自传《陕西羚踪》《在荒原上》，以及Asia Harvest、NRK TV等网络资源，一并致谢）
片尾曲：王子音乐《生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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