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肯特：被隔离的病人也有尊严

我们面对的不仅是病毒，而是一个个需要同情的人。许多患者病逝了，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我竭尽所能挽救他们的生命，我也学着给出怜悯和尊重，分担他们的痛苦。医疗物资很快用完了，我们把教堂改成隔离单元，当我自己也被传染，我和妻子心里满有平安。

《境界》独立出品【人物】

改写 | 展清

播音 | 张心

2013年10月至2014年8月，肯特·布兰特利（Kent Brantly）和身为护士的妻子安布尔·布兰特利(Amber Brantly)在利比里亚担任医疗宣教士，因为在当地抗击埃博拉病毒，他和医疗团队成员一起入选2014年《时代》年度人物。2019年9月，肯特一家返回非洲，继续医疗使命。

早晨刚过6点我就醒了，感觉浑身发热，量了体温，37.8度。服用了两天的抗疟药后，我的症状更加恶化了。星期五早上，我的体温达到了40度。

周六下午，约翰和兰斯两位医生来看我，告诉我我也感染了病毒。兰斯站在卧室的窗外以防被感染，约翰穿着防护装备站在我的床边。我当时已经病得很重，记不得具体的细节了，只记得我马上想起了身在美国的妻子和孩子们，担心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我是一名医生，已经习惯了应对糟糕的结果，但在那一刻，我只想到自己是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

我原以为自己得了疟疾，这种病在西非非常普遍。自从2013年10月，我接受撒玛利亚救援会（Samaritan’s Purse）的差派，带着全家人来到利比里亚担任医疗宣教士，家里每个人每天都要吃一粒抗疟疾的马拉隆药片。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相当于被判了死刑。约翰让我给妻子和父母打电话，他自己则走出我的卧室，到另一个房间为我祈祷。他一直陪我到深夜。

好在因为预见到疫情的危险，妻子安布尔和5岁的露比、3岁的司提反已经在三天前回到美国。他们是安全的。

侵入身体的恐怖分子

2014年6月，埃博拉疫情开始在利比里亚爆发。只要有发热或其他症状的病人来到我们的急诊室，我们都要首先考虑是不是埃博拉病毒，而就在几个月前，这些症状还可能被诊断为疟疾或伤寒。

疫情迅速蔓延到周边三个国家，不久之后，我们的医用手套就用完了。讽刺的是，利比里亚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乳胶生产和出口国之一，但橡胶手套只能靠进口。不过，我们缺乏的不只是医疗物资供应，还有对政府的信任，利比里亚政府还没有准备好应对埃博拉。

我所在的医院只有50张病床，我是医务主任。我们赶紧把小教堂改成了一个小隔离病房。当第一位埃博拉患者抵达时，我们这里成了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唯一的埃博拉治疗医院。

有些人担心这会使教堂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变得污秽。我的同事约翰解释说：“历史上，战争时期人们去哪里避难？教堂！还有比教堂更好的地方来为寻找生命的病人服务吗？”于是，工作马上开始了，教堂变成了一个隔离单元，我们称之为病例管理中心，有五张床和一个储物间。

6月11日，星期三的晚上。我们迎来了第一位埃博拉病人费利西亚。我们跪在地上祈祷。我穿着全套防护服，对费利西亚说：“我是肯特医生，这是护士大卫，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费利西亚到来的头两天，精神状态时好时坏。护士们会和她聊天，有时她自己也会坐起来吃东西、说话。第三天，她退烧了。我们希望她能度过难关，但第四天她开始腹泻加剧，持续高烧，很快死去。

医院的工作人员都很紧张，我们无法想象若是疫情爆发会是什么样子。照顾费利西亚的护士们勇敢周到，也很有同情心。因为戴口罩，一位护士的哮喘更严重了，但好在医院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自愿加入这场抗击埃博拉的战役当中。

埃博拉病毒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只需少量病毒即可造成感染。医学术语“病毒载量”（viral load）指的是一毫升体液中的病毒数量。埃博拉病毒是病毒载量最高的病毒之一，用军事比喻来说，大多数病毒就像一支训练不足的军队，需要全部攻克敌方领土才能完成任务，而埃博拉病毒就像一个恐怖组织，两三个恐怖分子就能造成致命的破坏。

被隔离者也有尊严

6月28日，又有两例病患入院。卢素五十多岁，高个子，体格粗壮，从她外表就能看出，她过着艰难的生活。卢素的女儿普琳西丝是一名护士，在另一家医院护理病人时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卢素和另一个女儿约瑟芬照顾普琳西丝的时候也被传染。普琳西丝去世几天后，卢素和约瑟芬相继发病。

约瑟芬很快就离世了。卢素的病情好转了两天，我们都希望她能转危为安，但她和费利西亚一样，好转其实是“假缓解”（pseudore mission），即病情在48小时内大幅改善，然后忽然恶化，迅速死亡。在十天左右，母女三人陆续死亡。

整个国家迅速陷入对埃博拉病毒的恐惧之中，但我们更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种疾病，更是一个个需要被同情的人。我们发现，埃博拉病毒造成的死亡率为70%，它不仅损毁了病人的生理机能，杀死了他们，也剥夺了他们的尊严。我们必须给病人换尿布和床单，帮他们做清洁，给他们喂食。由于疾病无法得到有效治愈，我们把重点放在缓解他们的孤独感上。

作为医生和护士，我们可能会过于专注于自己的职责，而忘记了与人的相处之道。怜悯是我成为一名医生和宣教士的核心动力。因为同情和怜悯之心，我上了医学院，基于同样原因，我们一家来到利比里亚。英语中的“怜悯”（compass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ompati”，意思是和其他人一起，以这样一种方式，你实际上分担了他们的痛苦。选择怜悯意味着敞开心扉去承受别人的痛苦，进入那个人的痛苦中去分担。

当我回想起卢素、约瑟芬，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尽管我的工作多少有些欠缺。是的，她们病逝了，但我觉得我为她们所做的超过了治疗本身，我尽力挽救他们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我也学着怜悯他们。我和她们一起受苦，当病毒夺走她们尊严的时候，我试着仍给予她们尊重。

患者一旦作为疑似病例被隔离，就不再能与他人接触，只能通过护目镜看到医护人员的眼睛。大家可以试着把自己置身于那种情境中，看看会有什么感受。我认为那是一种没有人性的生命终结方式。

进入隔离病房时，我们会很认真地向病人介绍自己的名字，将名字写在防护服的胸前、背后或额头上，帮助那些识字的人认识我们。我们用名字称呼病人，而且与他们谈论病情以外的事情。我们尽力让患者感受到人的尊严。有一天，我戴着手套牵着卢素的手，坐在床边为她唱歌。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从不回避接触病人。

满溢出来的怜悯

早在实习期间，我和几位同事每周二都会共进晚餐，讨论生命、信仰和医学方面的话题。反复出现的一个话题是，我们要对人们说“是”，向人们敞开我们的生活，并在受到邀请时，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进入他们的生活。当然，我们发现没有人有时间或能力对每个人都说“是”，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今天我该对谁说“是”？向谁敞开心扉？

这些讨论影响了我，我发现耶稣的榜样：“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被呼召要怜悯人，不仅对基督徒，同样对每个人表示同情和怜悯。就像社会中的任何关系一样，医患关系也并不是平等的，医生往往更有话语权，他必须帮助的一方是脆弱的。不过，基督徒医生利用对病人的权力把教义强加给那些除了倾听和同意之外别无选择的人是错误的，我不会强行坐在病人的床边对他们布道。

但是阐明我服务的动机是说“是”的一部分，是邀请人以更深的方式进入我生活的方式之一。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的爱、怜悯、恩典为中心的。如果病人想要知道这些动机，那么我就有机会分享。

耶稣并没有强迫，祂医治了许多不跟从他的人，我相信我也应该这样做。耶稣去医治人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否接受他的信息，而是因为怜悯。我也希望我对病人有同样的怜悯。

耶稣曾经被问到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除了爱神，还要爱人。爱我们所爱的人很容易，但是爱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那些身处危难或考验的人就很难。我没有能力给自己创造怜悯之心，也不能每天对每个人都说“是”。但是，当我不仅认识到上帝对我的怜悯，而且认识到这种怜悯的深度时，祂的怜悯就会在我的生命中满溢，流溢到我周围的人。这不是我的怜悯，而是耶稣对我的怜悯，使我延伸到其他人。

重返非洲

从2014年7月23日我确诊的那个周六晚上到周日一早，我收到了无数朋友的短信。父母到教会后给我发来信息说：“全世界都在为你祈祷，上帝会垂听。我随时带着手机，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我爱你。”和妻子通电话时，我跟她说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的事，我们知道对于埃博拉病毒现在还没有任何特效药，但心里满有主所赐的平安。

因为试验性药物只够一人使用，我决定把药物给染病的同事使用。之前有一个小男孩经我照顾后康复，或许体内有抗体。他和家人愿意献血，所以我决定接受“输血疗法”。

周日晚上，约翰把丽莎·汉斯莱（Lisa Hensley）带到了我卧室的窗外。丽莎是来自马里兰州的病毒学家，曾在国家传染病研究所（NIAID）工作。作为世界顶级传染病研究人员之一，当时她正在利比里亚处理埃博拉病毒测试的实验室工作，她已经跟踪研究这种病毒数年。她的学识渊博，能够对每个问题给出详细的解释。

显然“输血疗法”没有见效，我的情况急转直下。当美国国务院实施医学部的主任沃尔特斯医生，被问及是否可能从非洲撤离一名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生，他就去网上搜索我的名字。首先他看到的是一张我和妻子与孩子们的照片，家人的情景触动了他的心，他决定尽其所能让我撤离。

许多人后来告诉我，当我作为第一个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病人抵达美国本土时，人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许多媒体开始追踪报道。我在埃默里大学医院的头几天情况依然很危险。与蒙罗维亚相比，亚特兰大最大的医疗优势就是实验室的能力。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就在附近，方圆几公里散布着各种生物医药研究所和实验室。

在医院和疾病控制中心的全力协作下，病毒被抑制住，我的身体渐渐恢复。一天，在撒玛利亚救援会的建议下，我写了第一篇新闻稿：

“我是在埃默里大学医院的隔离病房里写这篇信息的。这里的医生和护士提供了最好的治疗。我一天比一天强壮，感谢上帝的恩典。我在与这种可怕的疾病作斗争。……在非洲我学到一件事，跟随神常常带领我们到意想不到的地方。……现在我的关注点还是一样——追随神。当你继续为南希（我的同事南希也因为感染被送到这里）和我祈祷时，请为我们的康复祈祷，更重要的是，求神使我们在新的环境中能忠心地顺服神的呼召。”

从8月8日开始，我的病情开始迅速好转。8月12日，埃默里大学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医生们一起确定了我出院的时间。新闻发布会定于周四上午举行。我出现在了公众面前，发表了6分半钟的讲话，向媒体概述了我们进入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的战斗。

自从三月该国疫情爆发以来，我们率先在全国展开宣传，普及预防知识，为三万多人提供卫生用品。8月6日利比里亚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90天，隔离疫情严重的小区。国际卫生组织随后宣布疫情升级为国际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康复后，我们继续竭力为西非人民呼吁帮助。在过去的五年里，我经历了情感、灵性上的医治和成长。

一天早上，我们家举行了一次车库售卖，大概有150人光顾。一位女士问我是不是买了新房子要搬出这个社区。我说：“不，我们要搬到赞比亚去。”她接着问：“你不怕回去吗？”我说：“你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让你害怕的东西。把我家搬到赞比亚这样的地方会面对很多在美国遇不到的危险，但我们也逃避了一些危险，比如物质主义和自我中心。”

世界上有很多人正在受苦，就在此刻！这令人痛苦。世界历史上第二大埃博拉疫情正在刚果（金）爆发，我们只是没有去关注而已。

2019年9月，我们一家返回非洲，到赞比亚的穆金恩使命医院（Mukinge Mission Hospital），继续医疗宣教的使命。我感谢上帝救了我的性命，我要继续忠实地活在神给我的呼召中，服事穷人、怜悯有需要的人，并参与神更新万有的工作。

（本文参考了肯特的《Called for Life》一书以及华盛顿邮报、ABC News、Samaritan’s Purse、Christian Chronicle、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等网络资料，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