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奖电影《返校》：走进想要忘却的恐怖记忆

一部电子游戏改编的校园惊悚电影，不但成为票房黑马，还引发台湾年轻人对历史的好奇，成了年度最火的议题。高中女生方芮欣失去记忆，被囚禁在布满冤魂的“翠华中学”，几本不许看的书、一段爱情，却为什么害怕想起？恐怖的现实或许从没离开，未显露的伤口无从医治。

《境界》独立出品【影评】

文丨爱文

播音丨杨杰

日前，许多影迷和游戏迷们都被同一则消息吸引：去年一口气拿下 5 项金马奖大奖、以2.6 亿新台币创台湾本土电影票房之最的热门影片《返校》，已经由台湾公共电视改编成8集电视剧，预计于今年12月5日首播。电影《返校》是台湾第一部由电子游戏改编的剧情片，因此吸引了很多游戏玩家的关注。

故事以1960年代威权统治下的台湾为背景，电视剧集的海报上印着宣传语——“你是回来了，还是不曾离开？”很多对历史无感的年轻人，因为游戏和电影的缘故开始对那段自由稀缺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影片中高中女生方芮欣在一个暴雨之夜醒来，发现自己就读的翠华中学已经成了一片鬼域，魑魅横行，阴森恐怖；更可怕的是，她已经失去了对过去的记忆。找回记忆伴随着对真相的发掘，不过，真相似乎比索命的鬼差和突然出现的游魂更加恐怖……

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

作为第一个改编电游的台湾导演，徐汉强自己就是一个资深的80后游戏玩家。自称“什么游戏都玩”的他，《返校》游戏发售当天就守在计算机跟前，一鼓作气尝了个鲜，随后在脸书发文，“我很少玩游戏玩哭，但是《返校》的结局让我哭惨了……当下我在心里大叫：那个谁快来把它拍成电影啊！”

最终，还是徐汉强自己把游戏搬上了大屏幕。他将历史包裹在电玩、推理和惊悚的外衣下，撩拨起台湾这一代年轻人的好奇心。该片不但成为票房黑马，也为徐汉强一举赢得了“最佳新导演”与“最佳改编剧本”两个金马奖个人奖项。以“返校”之名，各种历史讲座、展览，以及相关遗址的走访活动都吸引了大量公众参与；一部电游改编的校园惊悚电影引发了公众对历史的思考，俨然成了社会公共话题。

“我们今天拥有的自由看起来稀松平常，但它曾经并不是这么稀松平常。” 这是徐汉强在玩游戏和拍电影时感触最深的部分。这款由台湾“赤烛游戏”团队开发的电游，背景设定在1960年代台湾军管时期，游戏里有丰富的台湾文化符号，例如民间信仰、风俗，以及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符号。然而给台湾玩家带来一波回忆杀的本土色彩，并没有阻止游戏迅速风靡岛外。正如游戏制作者姚舜庭所说的：“游戏并没有强调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台湾，更没有明确写出时间点，这是在任何有政治压迫的时代都有可能发生的故事。”

影片一开始就用一组镜头将观众带入台湾戒严时期。“检举匪谍，人人有责；隐瞒匪谍，与匪同罪；煽动思想，从严处置；颠覆国家，唯一死刑”，从“保密防谍”的宣传开始，一群中学生走过写着“严禁集党结社”标语的墙壁，教官目光如炬地盯着每个走出校园的学生。

那是一个“谈自由是犯罪，读不许看的书攸关生死”的时代。在一间废弃的学校储藏室里，老师带着读书会的几位学生正在阅读和抄写被官方禁止的书籍，这也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在雨夜醒来的高中女生方芮欣，试图找回失去的记忆。她想起自己与老师张明辉的恋情：从小生活在父母失和的家庭里，方芮欣从张老师身上找到了情感的慰藉；她记起妈妈向政府举报爸爸，爸爸被宪兵带走时，妈妈跪在菩萨像前说出一句“要是他不在就好了”；方芮欣偶然听见张老师被女同事殷老师逼着离开自己；当张老师决定离开她后，她以为是殷老师破坏了他们的关系，“要是她不在就好了”，方芮欣重复着妈妈说过的话；她想起自己曾发现学弟魏仲廷在作业本上抄写的不许看的书内容，也发现殷老师和不许看的书之间的关系；方芮欣向暗恋自己的学弟借来作业本，把抄有敏感内容的作业本交给了教官。

“殷老师会被开除吗？”方芮欣问。“不用担心，国家会感谢你的。”教官回答。在威权统治之下，一段好像师生恋的传统戏码最终带来的结果，完全超出了举报者的想象。殷老师、张老师以及整个读书会全部被牵连，多数人在严刑逼供之下含冤而死。眼看所爱的张老师被捕遇害，方芮欣自己选择了上吊自杀。

屏幕上阴森的翠华中学，其实是负罪而死的冤魂被囚禁的地方，他们在里面一遍又一遍经历自己不堪面对的过去。方芮欣说自己已经忘记之前的事了，殷老师则质问道，“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

我们从没好好面对那些伤口

方芮欣的故事并不夸张。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从1949年5月宣布戒严算起，一直持续到1991年。期间，国民党主政者为了稳定统治，采取高压政策，终止宪法，实施了一系列禁令，任何针砭时弊的言论随时可以作为思想犯罪的证据，导致当事人以“意图以非法方式颠覆政府”等政治罪名被关押、审讯、没收财产甚至处决。民众互相监视，彼此提防，告密者游走，信任崩溃。

著名的的“丁窈窕案”就是一个例子。一名男子热烈追求丁窈窕未果，偶然看见桌上一本不许看的书，于是起了报复之心，告发丁窈窕是匪谍。仅此一案，当局就逮捕51人、判刑14人，年仅28岁的丁窈窕和好友施水环都被枪决。

到了戒严末期的1983年，据台湾官方统计，校园里仍然有超过5000名监控者，他们不仅来自政党或情报机关，甚至包括自己的老师、亲友、邻居以及恋人。根据后来披露的档案，被监控者的日常起居、生活细节都被巨细无遗地记录下来。“政府对于大学的监控特别之深，害怕学生自由接触和讨论会激发改革的思想和民主要求，进而质疑专制的政权。” 曾经也是被监控对象的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林国明说。

至于受难人数，有关方面给出的数字分别是14万人和20万以上，但很多人认为这两个数字相当保守。2018年，台湾效法南非和德国推动转型正义，意在还原威权时期的历史真相，重点推动档案的开放研究，恢复政治受害者的名誉并做出赔偿。今年2月份，“台湾转型正义资料库”正式上线，一万多笔戒严时期的审判资料可以公开查阅，部分受害者陆续得到赔偿。

反对的声音认为，这些伤疤已经愈合了，揭开历史会带来族群之间的撕裂。徐汉强并不同意，“很多事件，它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都还是不清楚的。……我们其实一直都没有好好面对那段历史。但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面对它，所以整个社会有点被卡在这样的状态下，很多事没办法往前走——因为你没有好好去面对并且治疗那个伤口。”徐汉强希望台湾社会对威权时代能够藉由记忆达到和解。

我不想与凌辱我的人为伍

影片中，方芮欣因为自己情感上的多疑制造了他人的悲剧。导演并不企图深究这个角色的责任，只要她选择不再遗忘，直面自己的过去，就可以得到某种“救赎”。

而举报者方芮欣和受害者张老师也是有和解的，只不过是藉着将罪责推给当局而达成的和解。张老师的亡灵对方芮欣说，“你是犯了罪，但不是你害了大家，你只是被利用而已。”真正错误的是那个制造告密者的时代，是台湾当年党国一体的威权体制。

的确，方芮欣是制造悲剧的凶手，但她又何尝不是受害者？“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不就只是看几本书而已吗？”读书会暴露之后，一个学生问道。影片给了方芮欣的“举报”一个“高尚”而“合理”的理由——爱情；同时假设她对举报的后果一无所知。这种设定大大减轻观众对举报者的厌恶感，将批判的火力集中在国家机器上面。不过，这种记忆的方式在现实中却可能导致“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的局面。

但再邪恶的政府都是由人组成的，从国家元首到秘密警察、监视者、举报者，再到沉默者。曾是集中营的囚犯，后来专门研究纳粹的学者艾莫里认为，极权政府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个别的德国人的罪行累积成整个德意志民族罪行的总和——行为的罪、疏忽的罪、话语的罪、沉默的罪。”

这也是重寻真相过程中最为艰难之处，若不去处理每个具体个人的行为，很可能就会陷入“我们很想宽恕，但不知道要宽恕谁”的困境。而一旦隐藏在国家机器背后的个人从历史中浮现出来，受害者追求正义的过程很容易滑向报复和新的撕裂，于是藉由记忆达致疗伤的初衷就会失败。在南非，一个原本一直痛恨体制的男人，在十二年后通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证言，终于得知是谁谋杀了他的太太和女儿，他开始痛恨具体的人，“我不想与凌虐我的人为伍”。

因此导演徐汉强所认同的，单单依靠记忆并不一定就能带来医治。“记忆常常带来和解，也同样常常带来报复”，如何记忆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

后威权时代，受害者、施害者、沉默者……组成了一个新的共同体，每个人都要面对共同的过去；很多人都要面对自己曾经与邪恶的体制共生、不再无辜的事实。电影中的魏仲廷向党国“交代”得以活命，导演没有告诉观众他交代了什么。学者鄂兰说：“极权政策已完全毁灭了人类日常生活的中立地带，使得当时个别的德国人必须依赖犯罪或成为共犯才得以存活。”一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这样反思，“从集中营生还的人不是最好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最坏的人，自私、暴力、冷漠。

同样是台湾女导演的谢淑靖，一直以为自己的叔公是被台湾牺牲掉的一代军人，为他愤愤不平。后来，她发现自己的叔公曾在白色恐怖时期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单位“警备司令部”当差，谢淑靖猛然发现自己从自以为的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的后代。与叔公生活20年之久，叔公对自己的那段历史守口如瓶，直到他过世十几年之后，真相逐渐显露，已经成为基督徒的谢淑靖无从追问叔公“是否曾为一生直接或间接害死的那些人忏悔。”

记忆的终极目标是爱

如果一个社会整体无力面对历史与人性的现实，欠缺共同背负道德责任的忏悔意识，那么其实这个群体已经成为道德的瘫子，而国家赔偿很容易沦为用钱买通个人良知，好像21世纪的“赎罪券”。对于在极权体制下依赖犯罪或成为共犯才得以存活的人，需要真实的悔改以获得良心的安息。而对体制受害者来说，记忆不是为了报复，尽管做到这一点异常艰难。

耶鲁大学教授、克罗地亚裔的神学家沃弗（Miroslav Volf）曾经也是一位受害者，仅仅因为他的爱人是美国人，当局就怀疑他里通外国；再加上他信仰基督教，与无神论格格不入，就被以威胁国家安全的罪名接受漫长而羞辱的审讯。当时作者正在做关于马克思的研究论文，对当时的政府而言这是很危险的研究方向。在被捕之前，沃弗已经暗中受到各种监视，甚至其他人和他的日常对话都经过精心设计，为的是诱使其说出有潜在叛乱倾向的事情。

无所不在的监视所带来的恐惧，使沃弗的灵魂瘫软。后来经过几个月的审讯，沃弗突然被释放了。但精神折磨、恐惧、无助和羞辱在之后的人生岁月中，依然持续损害着他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对人的信任。在《记忆的力量中》一书中，沃弗提出受害者如何正确记忆的主题，在和解和饶恕之前，首先需要记住受过的冤屈。不过，这“绝不是为了将改变不了的过去永远烙印在脑海中”。

保罗早就在《罗马书》里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沃弗认为不公义制约了人类所有的社会关系，即使人最正义的行为也已经被污染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选择或者是尼采式的尊崇强者、漠视正义，听任弱者沉沦苦海；或者是坚持报复性的正义，换来一个“经过‘整顿’的残破世界”。基督信仰给予这个世界第三个选择，就是那条狭窄的“饶恕”之路，基督走在这条路的最前面。“上帝背起了偏离正途、不虔敬世人的罪，让他们与神和好。上帝在与罪人的关系中，虽是公义的，但让不虔敬者称义的也是祂。基督受死并未漠视正义，而是超越奋力为受害者争取的报复式正义，指向了改变加害者以及两者和好的恩典奇迹。”

当如何记住人的恶行？深深的思索之后，沃弗说：“上帝对我们显示了无比的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对基督徒而言，用正确的方式记住受过的冤屈，意味着当透过基督受死与复活的记忆赋予的眼光，去记住那些事。”

《返校》最终通过记忆使人们彼此折磨的地狱消失，现实中，尽管因为政治的角力，台湾社会的转型正义仍然步履维艰，但毕竟真相已经逐渐显露。这是社会不同群体在后威权时代携手同行的必经过程。如沃弗所期待的，记忆的终极目标，是“对周遭邻舍投以不屈不挠的爱……在所有人之间，包括受害者和加害者，建立起爱的团契。”为此，人们需要共同来到“为使所有人和好而受死的那一位”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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