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报纸头版下方的一张照片上，一个亚洲面孔的男人怀抱着一个婴儿，下面写着一句话：“如果你不能照顾你的残疾婴儿，不要扔掉他们或把他们留在街上，把他们带到这里。”艾维读了五六遍，他认为这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
《境界》独立出品【人世间】
文 |致真
播音 |小勺
事情还得从2011年6月的一个早上谈起。当时正在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读大三的艾维（Brian Ivie），边吃早点边读报纸。《洛杉矶时报》头版下方的一张照片吸引了他的目光：一个亚洲面孔的男人怀抱着一个婴儿，底下写着一句话：“如果你不能照顾你的残疾婴儿，不要扔掉他们或把他们留在街上，把他们带到这里。”
报道讲的是一个发生在韩国的真实故事。1980年代残疾人在韩国常常被视为令人尴尬的怪物，即使今天韩国的整容手术和理发一样普遍，残疾仍然被视为一种耻辱。一个叫李钟落的男人，儿子出生就患有脑瘫，医生说只能活几个月。李钟落和妻子没有放弃这个孩子，二十多年来每天照顾他。
因着这样的经历，李钟落就在自己服事的教会外面，摆放了一个弃婴箱。箱子里放着柔软的粉红色和蓝色毯子，箱子的小门还连着一个门铃，这样当箱子打开时门铃就会响。那些发现自己的孩子有残疾，感觉太可怕、难以承受的父母，把他们不想要的聋哑、眼盲、身体畸形或瘫痪，以及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放在箱子里。李钟落夫妇为这些孩子们成立了一所孤儿院，作为接纳他们的家。
快乐房间里的肮脏工作
这篇文章艾维读了五六遍，特别留意到照顾这些破碎、被遗忘的孩子的日常细节。作为一名即将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导演，他自认是一个懂得爱的人。“我研究过爱，读过很多谈论爱的诗歌，看过《卡萨布兰卡》和《飘》。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老实说，这是一种比我想象中令人觉得更肮脏无趣的爱。”
他既感到困惑，又受到某种鼓舞，于是立即联系《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询问相关信息。很快，通过一名韩国记者的介绍，他直接给李钟落本人发去了一封电子邮件。一个月后，艾维收到了回复：“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我不知道拍纪录片意味着什么。但如果你愿意，你当然可以来和我一起住一个月。”于是艾维迅速在众筹网站上发出自己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想法，最终他筹到了65000美元，并联系到一位愿意免费提供摄影设备的女士。
经过半年筹备，艾维和另外九个摄制组的伙伴飞往韩国。到达孤儿院后，他们与被采访对象一起吃的第一顿饭就成为一次考验。现场如同一场混乱的演习，奇怪的食物和到处爬的残疾孩子让艾维情不自禁想起课堂上教授曾经告诫全班同学：在拍摄你的第一部影片时，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两件事情——孩子和动物。好在，他扫视一圈后没有发现周围有什么宠物。
艾维的一个韩国同学为他们做翻译。李院长对他说：“我不希望这部影片是关于我的，我希望这部片子能拯救生命。”他接着说起创办孤儿院的经过：那是在2009年的春天，一位父亲在凌晨3点留下一个婴儿，然后打电话给李钟落：“我很抱歉，我照顾不了孩子。我把孩子放在门前了。请照顾好孩子，求求你了。” 李钟落立刻跑到门口，婴儿穿着单薄的衣服，看起来刚出生，甚至还没有清洗，躺在一个纸盒里。旁边有一个奶瓶和五块尿布。从那时起，不断有被遗弃的孩子被送来。当艾维亲眼看到那个弃婴箱的时候，心中感慨道：“这些婴儿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从哪里开始的，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把他们遗弃是出于纯粹的爱还是纯粹的绝望，或者两者兼有。”
经过几天正式的访谈后，李院长邀请摄制组的成员去见他唯一的亲生儿子恩满，他二十七年的生命都是躺在床上度过的。“看到母亲正在擦拭进食管上的黏液，那是一个说不出的不舒服的时刻，但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这种爱是真实的。当时我不明白母亲脸上为什么可以带着笑容，特别是想到她在儿子的床边度过了那么多日子，这是怎么做到的？我真希望自己在给成年人换尿布的时候也能笑得那么开心。”
恩满被全天候照顾着，通过脖子上的一根管子进食，伤口必须每天清洗。李院长和师母就睡在恩满的卧室里，屋里还有三个情况类似的孤儿。他们把这个房间叫做“快乐的房间”。和外面世界上对快乐的定义相反，这间屋子的确可以让人感到一种不符合逻辑和理性的快乐，他们夫妇在里面做着琐碎甚至肮脏的看护工作。
艾维说：“表面上看，李院长似乎日渐憔悴，也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但在内心深处，我感觉他和我年龄相仿。我想起我所在的洛杉矶好莱坞，在那里你的价值是由你的外表和作品衡量的，那里是有特权、有成就的人的领地。那么李院长夫妇从孩子身上得到了什么呢？我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连女朋友都没有背叛过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李院长告诉艾维：“我参加了两年的晨祷，祈求能有一个儿子。当孩子生下来，我问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一个不健康的孩子。但随后我就后悔了，‘我求一个儿子，你给了我，而我却在抱怨。’于是我们就回家了。医生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让我放弃我的儿子，因为脑细胞缺氧，他只是一个植物人，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仰面躺着。……在这样的服事中，我学着体会舍己的爱。对于残疾人来说，我们用爱心来服事他们，因为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方式让他们感受到这份爱的好消息。”
正是那段朝夕相处的日子，让艾维反思自己来到韩国的初衷。“在我内心深处，我想拍这部电影来帮助那些婴儿，但我也想让自己变得非常出名。如果我们在2013年之前无法完成作品，顺利在电影节中参赛就完了。”
临行前为了向被采访对象表达善意，艾维特意买了一个十架项链带给李院长做礼物。“在美国，有时候这就是个装饰。我一直把电影当作我的上帝、我的一切，是我所崇拜的。讽刺的是，我在拍电影的时候才明白这个身份真正意味着什么。当我看到这些残疾的、受伤的孩子被遗弃后，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韩国拍摄之旅结束后，回到美国的艾维开始在网上找一些视频来听。他原以为自己和李院长夫妇有一样的信仰，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好人，“我没杀过任何人，我不是希特勒，连我的女朋友我都没有背叛过”，此时他才第一次知道，不单是外面的行为，内心的淫乱想法和邪恶的渴望同样污染了他这个人。
“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我要去见恩满——这个除了问题不能带给人任何回报的孩子。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也像那些孤儿院里的孩子一样，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手。我是一个无助的孩子，被困在黑暗中，然后突然从黑暗中被拉出来，进入一片光明之中。”
把电影剪辑好后，艾维拿给摄制组的朋友看，但大家反应平平。“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可爱而沉闷的婴儿镜头合集，完全无法确定它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含义。” 艾维意识到，这部片子不再是他个人的作品了，“这部电影要成为一份新的礼物”。他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唯一确定的是，他必须回到那间韩国的孤儿院。
直到每个生命都被尊重
第二次到达首尔后，艾维迫不及待地去到孤儿院，这次他每天24小时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更年轻了。我的意思是，我感到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好像从零开始。李院长对待我的方式，就像一位父亲一样。”
艾维观察到，面对每天繁忙的工作，李院长的精力非常充沛，好像有一股力量会不断涌入。艾维感慨道：“我必须承认，当我第一次去韩国时，我以为我是去救一群无助的孩子。但有趣的是，到了最后，我才是需要被拯救的人。即使我有好的父母、好的房子，在心里我却是一个不断乞求人们爱我、认可我的孤儿。”
原本计划20分钟的片子，重新制作成了一部将近80分钟的纪录片，名字就叫《弃婴箱》（The Drop Box）。影片得到了多个电影节评委的好评，并在2013年圣安东尼奥电影节（San Antonio Independent Christian Film Festival）上荣获“最佳电影奖”以及10万美元奖金。
艾维走到麦克风前发表获奖感言时说：“在我21年的人生中，我把电影奉为神圣，把它当成我的偶像，但它辜负了我，我受够了那个神像。我将管理这笔投资，因为我宁愿用10万美元说出最简单的真相，而不是用1亿美元说出最复杂的谎言。我知道那些在这个收容箱里被拯救的孩子将会改变世界。”
今天艾维的人生焦点已不再是个人的名利得失，“我想通过在好莱坞制作不一般的好片，去接触那些可能永远不会乖乖坐在讲台下面听你说话的人”。作为创意制作人，他监督一系列电影、电视和纪录片的制作，同时自己开发项目，“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好的方式来拍电影和爱人”。
在《弃婴箱》之后，2019年艾维完成了一部纪录片，讲述查尔斯顿（Charleston）枪击案中的死者家属们，如何靠着信仰的力量饶恕白人种族主义枪手。去年10月上映的《癌症巷》（Cancer Alley），是他拍摄的一部关于种族和环境不公的影片。
2022年2月15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艾维谈到：“我认为艺术是一种让你了解自己的方式，让你知道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生命的意义，这些意义就体现在我的纪录片中。”而李院长的弃婴箱，依然在收养残障的孩子，“直到每个生命都被尊重、都能得到爱的那一天为止”。
（本文参考了艾维的《The Drop Box》一书，以及Risen Magazine、Asia for Jesus、Hollywood Reporter等网络资源，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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