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秋的选择：为指控最“多产”的性侵犯，我失去了我的教会

导读：你有爱心吗？当要付代价时，怎么连声音都不敢发出？我们不愿反对自己社群中离我们很近的人。当受害者第一时间被威胁、真相被压制，结果上百位女性只能站在法庭上当众撕开伤口，因为无人愿为她们而战。当案件告终，教会在《华盛顿邮报》上向瑞秋一家公开认罪。

《境界》独立出品【信仰反思】

文 | 马丽

播音 | 小馨

2019年1月22日，当瑞秋·丹何兰德（Rachael Denhollander）走进美国加尔文大学著名的“一月讲座”现场，所有观众起立向她鼓掌。这是观众给予讲员唯一的一次全场致敬。

作为前体操运动员、现任反性侵事工的律师，瑞秋是第一位报警立案、公开揭露前美国体操队队医、密西根州立大学校医拉里·纳萨尔（Larry Nassar）的性侵受害者。因为她的发声和指证，2018年1月法庭审判时共有156名受纳萨尔性侵的女性勇敢地站出来，面对施害者宣读自己的声明。

根据警方的记录，有250多位受害人提出指控。据媒体报道，纳萨尔可能利用职务侵犯了上千人。最终密西根州立大学向332位受害者提供赔偿。纳萨尔因此被媒体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多产’的性侵犯”。（见本刊去年2月文章正视并承认自己罪行的真相有多难 ——看美国体操队医性侵上百人案 – 境界在线 (jingjie.online)  

在“一月讲座”的现场，瑞秋的提问回荡在整个会场：“一个小女孩的价值是多少？”

瑞秋缓缓说道，如果自己的价值、身份不建立在一个超验不变的基石上，她无法胜过这个世界众多声音对自己的定义，包括法庭审判的裁决、公众的回应和家人朋友的反应。世人无法给她一个安心的答案，只有上帝可以。而且上帝对她说，“你是宝贵的，你是无价的，甚至值得我的独生子为你而死”。

联想到2月初被美国媒体曝光的美南浸信会内部掩盖性侵丑闻，以及两天前被香港媒体曝光的循道卫理联合会前会长及崇基神学院前院长卢龙光性骚扰丑闻，瑞秋的话可谓掷地有声。

“每个人对我都很凶恶”

几个月前，瑞秋被邀请在哈佛大学的真理论坛（Veritas Forum）演讲时，分享自己幼年在教会就曾经被恋童癖者性侵。当作为受害者的她和家人发出声音，换来的反而是他们不得不忍受第一次失去教会的伤痛。

当时她只有8岁，被教会一个恋童癖者猥亵。幸好教会中几位受过心理学训练的会友指出一些迹象，好心提醒了她的父母。瑞秋的父母警惕地做了防护措施，并告知教会。但“教会并没有隔离施害者，反而把我们一家视为异类，认为我的父母在攻击教会的弟兄”。

不仅如此，之前与瑞秋一家来往密切的家庭、朋友，得知此事后都与他们远离。瑞秋说，年幼的她“一下子失去了原来熟悉、有安全感的人际网络”。那种深深的被背叛感和不安，又是8岁的她很难理解的。其实她自己也描述不清自己是怎样被侵害的，直等12岁后，她才有能力将事情对父母表述清楚。但到那时为止，她从大人的世界里得到的回应一直都是：如果你不能拿出受猥亵的证据来，就只能沉默。而且，她从这段痛苦中学到：如果你发声，你就会失去一切你曾经认为很宝贵的东西，包括信任的牧师和朋友圈。

几年后，当15岁的瑞秋进入密西根州立大学体操队开始训练时，她毫不知情，等待她的是队医纳萨尔。遇到瑞秋之前的9年里，纳萨尔已经成为一位刚硬、熟练的性侵惯犯。虽被举报过四次，但受害者们都被密西根州立大学告知，她们接受的医学治疗程序是常规性的。

瑞秋回忆：“我在他医治的过程中，感到很震惊、羞耻而且被羞辱。”但瑞秋从8岁时就被迫体会到的“沉默”原则，让她无法说出口，甚至让她质疑自己的判断是否有误。“我觉得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个医生有问题，大人们一定会保护孩子的。如果大人都觉得他是好医生，那一定是我自己有问题。”

此后，多种复杂的痛苦情绪从她心中生出来，包括羞耻、愧疚、疑惑，和觉得被周围每一个成年人背叛的不安感。8岁时经历的创伤再次被揭开，继续留出脓液。等瑞秋自己意识到那位医生的确在性侵自己时，她已经接受了他一年之久的治疗。但瑞秋还是无法用语言描述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怎样寻求公义？谁会听一个16岁的体操新人说些什么呢？又过了一年，瑞秋才将事情告诉父母，但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做。瑞秋说，“我只会是那样一个无名的声音，怎么可能胜过那个有全国声望的医生，以及那些支持他的机构和制度？”

19岁，瑞秋选修法律，然后一直等待、观察合适的时机，为自己当年的受害经历寻求公义的处理。她开始为社交媒体网站撰写倡导公义的文章。一位男读者很好奇，年轻的瑞秋怎么可以用如此深刻的分析、勇敢的语气，为弱势群体发言。他开始与瑞秋通信。当两人之间的电邮达到900多页以后，他们觉得要见面谈谈。当第一次见面后，他们就决定开始交往，直到结婚。瑞秋的丈夫目前是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系统神学在读博士。

被纳萨尔侵害17年之后，瑞秋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有一天，她看到一家小报纸上刊登了对美国体操协会掩盖两名教练（不是纳萨尔）性侵的报道。她告诉自己：“时候到了，这是唯一的时机，如果错过就不会再有机会了。”于是瑞秋写信给这家报纸，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希望媒体可以公开报道。同时她开始研究密西根州法律，发现自己的案例还在时效期内，可以报警立案。于是瑞秋整理自己的案例，咨询医学及法律人士，成为第一个将性侵惯犯报警立案的女性。

当文章见报后，正如她所料，“每个人对我都很凶恶”。一年半的调查，对瑞秋来说是地狱一般的经历。但警察调查结果很有效，纳萨尔被控持有上万张儿童淫秽图片，以及对9位女性性侵。然后就是一年前让全世界震惊的法庭审判，156位女性对着施害者的面，讲出她们的伤痛。直到今天，警察还在受理针对此人的案件，估计超过上千女性曾被他侵犯。

神学“成为将恶最小化的工具”？

1月22日，瑞秋在加尔文大学的讲演中提到：“我很难过地说，因为低劣的神学常常让牧者糟糕地对待受害者，甚至加以更深的伤害。这让教会成为性侵受害者最难得到帮助的地方。”

在题为《发声之时：论公义与饶恕》的讲演中，瑞秋说：“正是对公义和饶恕的错误理解，常让教会、机构和个人，在回应侵害时让施害者更有权力，而在辅导过程中给受害者带来更深的伤害。”

她提到，公义和饶恕不仅关乎我们怎样对待性侵，更与基督徒的信仰根基相关，是福音被正确传讲的两大基石。“它们是基督品格的基本方面，错误呈现或错误应用它们，等于错误地见证救主的品格。……如果公义和饶恕被错误表述或应用，不仅让受害者失去避难所和医治，而且成为将恶最小化（minimizing evil）的工具。”

瑞秋引用马丁·路德·金牧师的名言：“‘懦弱’会问，这样做安全吗？‘方便’会问，这样有政治力度吗？‘虚荣’会问，这有影响力吗？但良心问的是，这样做事对的吗？”她说，总有一个时候，这样做既不安全、也没有政治力度，也没有影响力，但还是需要有人去做，因为那是对的事。

远早于她出现在指控纳萨尔的法庭上，瑞秋就作为律师投身于反性侵事工。“我很了解怎样的辅导是好的，我也知道当第二次伤害发生时的创伤有多大。”

2010年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发行的一部纪录片《背叛》（Betrayal : Abuse i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Nova Scotia），讲述了1970-1980年代发生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教会虐待丑闻。一个多子女的煤矿工人家庭，几个男孩都曾被同一位牧者性侵，彼此之间却互相不知道。当7岁的大卫（化名）告诉母亲时，当即被妈妈扇了一巴掌：“你不能这样诋毁上帝的仆人！”从那以后，大卫就很害怕告诉别人，或被别人发现他是受害者。那成了大卫的秘密。

直到他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他还多次想要自杀。40多岁的大卫告诉记者：“我想，如果我死了，就没有人知道我的秘密了。”没想到，不久之后，大卫的哥哥自杀，留下遗言说，他再也无法忍受被性侵的秘密了。大卫才意识到，自己若早一点说出这个秘密，哥哥可能就不会死。这让他愿意发声指证，但同时也让他失去了教会的支持。

为什么这些在时间上短暂的侵害（也有多次发生的侵害），会带来缠绕一生的梦魇？为什么一个男孩童年被性侵的经历，让他到了四十岁时仍痛苦万分、哭泣着回忆？瑞秋在现场回应，性侵不同于其他侵害，它涉及对一个人身体私密部分的侵犯。性是人对自己产生尊严感、价值感和身份认同的一个核心部分。对基督徒来说，性是上帝为盟约中的婚姻关系所创造的，在一种自愿相爱、深度委身的原则下才会绽放出最美的色彩。当自身的纯洁与美好被践踏，受害者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羞耻感、厌恶和自恨。这种对心灵的伤害，令许多人一生都难以痊愈。

在讲座的问答环节，瑞秋被问到：“为什么受害者总要过很久才会发声？”的确，一个可悲的现实是，大部分性侵事件都只能在多年之后才被暴露出来。一些受害者甚至在沉默、等待和寻求心灵医治过程中，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年前，几位父母与瑞秋同在法庭作证，他们哭诉自己被纳萨尔性侵的女儿，并没有活到公义彰显的这一天。

瑞秋说，当受害者试图发声时，身边人的回应常常是冷漠、不屑和指责。教会里更多了一种回应，就是要求受害者先饶恕、放下。因此，很多受害者都会觉得，与性侵相比，事后各种复杂矛盾的情绪，以及亲友维护施害者的言行所带来的伤害更深、更痛、更长久。这些发声之后所经历的挫败，让大部分受害者最终放弃了继续发声。

受害者常自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要找上我？施害者常从熟人，尤其是热心参与教会活动的会友中选择下手对象。受害人的另一个特征是，他们往往属于弱势群体，包括儿童、单身女性、单亲母亲、残疾人等。显然，施害者利用了教会内部不同阶层权力结构的不平衡。（受害者被性侵后的常见反应，见文末表1）

“没有其他人愿意为她们而战”

为什么作为见证福音之公义和恩典的教会，竟然成了受害者难以获得帮助的地方？

从童年的遭遇开始，瑞秋经常听到周围她曾信任的成年人用“饶恕”的措辞试图淡化事情。他们常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糟”；或说，“多大一点事！要放下，要走出来！”瑞秋说，教会里的人是最会讲这些话的。起初听到这些，瑞秋和她的父母都很气愤，因为这些说辞让恶行显得好像不再是恶的。

类似反应的共有模式是对性侵之恶的淡化。对教会而言，大量案例表明，与其说人们在乎受伤的女孩、男孩，不如说他们似乎更看重事工的存在和“不要因此毁了某某牧师的服事生涯”。

瑞秋看到，教会社群中弥漫着一种“保护主义”。为了某个机构的名声，领袖们不惜掩盖性侵。“教会、机构的制度培育出一种文化，让施害者兴旺、不惧怕、不被牵制，领袖不愿聆听，甚至利用人们彼此之间的友谊情感来牵制受害者发声、压制真相，根本谈不上制定让施害者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措施。带来的结果就是几百位女性只能站在法庭上，撕开自己私密的、多年疼痛的伤口给众人看，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为她们而战。”

例如，美国一所基督教大学鲍布琼斯大学（Bob Jones University）几十年间持续掩盖性侵丑闻，就连在2014年被专业调查机构GRACE确认、《纽约时报》等媒体公开报道之后，仍不愿意面对自己内部文化需要改变的现实。这所大学往中国市场扩大招生时，因信息不对称，许多中国家长都不知其丑闻内情。有人将美国媒体的报道翻译成中文，提醒中国读者，结果鲍布琼斯大学很快发出声明，义正言辞地否认媒体的报道。

对于自己站出来后遭遇的攻击，瑞秋已经可以冷静地分析这些说辞背后的心理机制。最常见的攻击是：这些发声的女性想要借机出名、或者索要金钱赔偿。密西根州立大学的临时校长约翰（John Engler）就公开这样说。瑞秋为此写了一封公开信给他，这位校长最终辞职。（常见的错误说辞与符合圣经说法的比较，见文末表2）

2018年5月，瑞秋在向福音派教会领袖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认为，缺乏爱心、面对罪恶不肯付代价，是基督徒在处理性侵事件时不断陷入泥潭、重复犯错的原因。“当这些发生在我们当中，我要问的是，你有爱心吗？你的爱心足够让你做些什么吗？……我们希望看到福音真实的美好，现在却被可怕地玷污了。……我们都会说我们是有爱心的。但当要付代价的时候，怎么人们一下子连发出声音这一点代价都不愿意承担了呢？……你要知道，当这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社群中时，才是最疼的。当我们反对那些离我们最近的人时，才是代价最高的。” 

在瑞秋报警之后的两年里，她和丈夫雅各所属的教会越来越不安。旧日的牧者、朋友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她出庭指控的前两周，瑞秋一家选择离开这间教会，并当庭表示，“我为性侵受害者发声，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我失去了我的教会”。

当案件告终，瑞秋的行为被认可之后，这间教会在自己网站和《华盛顿邮报》上勇敢地发出了一封道歉声明：“我们就是那间教会。……正因她决定不公开提及我们教会的名字，我们才能开始在没有外界关注下，进入非常深的反思。……我们很彻底地向瑞秋一家和教会认罪，得到了他们的饶恕。”

正如瑞秋一再强调的，在教会粗制滥造的神学意识形态之下被掩盖包裹的，其实是“社群自保主义”。这导致教会很难在举报性侵上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因此“揭露一个性侵的丑闻常需要有一个外人”。

如果连承认都无法做到，怎么期待改变？瑞秋说，当性侵发生在其他机构或领域，教会群体总是很快发出谴责。但是，当他们内部有类似事情发生，却总有人在第一时间谴责或威胁受害者。双重标准会让基督徒在大众面前失去见证，好像他们的道德标准和文化土壤还不如好莱坞圈子。

“这份呼召早早就给了我”

2018年2月，在接受《今日基督教》采访时，瑞秋以一个尖锐的设想挑战福音派基督徒反思自己和教会的属灵光景：“如果我的施害者不是校医纳萨尔，……而是某位名牧，如果事情不是发生在密西根州立大学，而是在教会事工里，我不仅不会得到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还会被牧师谩骂、被谎言攻击，很多人会远离我。这就是现实。”

正是那些掩盖者、纵容者的作为，替性侵的发生预备了文化土壤。那通常就是权力滥用的土壤。瑞秋称他们为“教唆者”（Enabler）。在一个共谋结构里，他们让施害者本可以被制止的行为得以继续下去。于是，受害者从一个演变为成百上千个。

1月22日，在加尔文大学的讲座现场，在谈到教会领袖的作为时，瑞秋用目光直视着观众说：“我相信今天在座有很多领袖和未来的领袖，我请求你们在谈论性侵施害者时，谨慎你们的态度，因为那会决定很多潜在未发出声音的受害者是否觉得你是可信任、可安全诉说的人。”她的意思是，如果领袖释放出将恶最小化的说辞，那会是一个公开的信号，让人群中被罪恶伤害的人失望。

在提问环节，有人问，如果朋友被性侵，自己想帮她报警，但受害者自己不愿意，该怎么办？瑞秋建议，需要尊重受害者的声音和选择，因为这两样正是他们被剥夺的东西。

讲座结束之后，人们在会场外排起长队想要与她交谈。当记者问她：“你觉得未来事情会不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瑞秋回答：“今天社会上人们冷漠和沉默的力量太大了，我不认为施害者会自己停手，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她补充道，“这份呼召不是我自己寻求的，但却早早就给了我。”

这些年，教会事工常用“运动”一词来描述某种复兴。这些“运动”中，有些属于人为造势，有些则势不可挡。当我们想到，十字架不但彰显了神的恩慈与饶恕，同样将神对罪的愤怒显明给世人：为了恢复公义，祂让自己无罪的爱子承受极致的刑罚，代赎人类之罪，我们就有理由预期，教会中的咪兔运动（现在已被称为“Church Too”）方兴未艾，直到祂的心意满足。

表格1：被性侵后的常见反应

震惊	一开始，你会觉得他拥抱你是很正常的。但当那种拥抱让你不舒服时，你会一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当他的行为继续恶化，你对自己说：我简直不敢相信发生这样的事！
恐惧、孤立感	当我和他关在一个房间里时，我心里说，有没有人来帮我？我能大声喊吗？有人听到我吗？当他侵害我时，所有这些想法都在我脑中快速旋转，我里面一切美好的东西和我自己，好像被倒进一个搅拌机。这之后，你还怎么活？
想要发声却无力	我脑中一遍遍重演他当时说的话，也想我应该指控他、却没机会说出口的话。多年来，这样的自我对话快把我逼疯了。如果你不去想，决定遗忘，心里还是会一片空洞，痛苦会钻进睡眠，从噩梦里发出来。
背叛感	教会不希望我发声，利用你的羞耻感掩盖很大的罪恶。他们的偏袒，比我所受的侵害造成的伤害更大。

表格2：掩盖者扭曲神的真理

纵容掩盖者的说辞	符合圣经的思考
教会是要我们来爱的，不是来被批判的	爱的对象是有位格的，不是抽象的，而上帝的诫命是爱上帝和身边的人
沉默、不自己伸冤是交托上帝、信仰成熟和属灵的表现	对罪恶的容忍，不是上帝所喜悦的见证；不作假见证也包括指出恶
不要批评教会，那样会绊倒人	性侵被教会掩盖，已经绊倒很多人，让很多受害者痛苦地远离信仰
教会里也都是罪人，总是会出错	性侵是具体的、深重的恶，不因受害者有多少而定；一个人受害仍是极恶，泛化之词只会将恶最小化
这种事是小事，怎么不把精力放在传福音上？	恶不是小事，它亏损了基督的见证
世俗媒体不可以批判教会，教会是有属灵权柄的	教会有社会组织的一面，也有权力结构。当教会败坏了自己的见证，也需要公共舆论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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