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章建:我在以色列40年

王章建:我在以色列40年

先遭遇越南排华,1978年全家成为难民乘船逃亡。神带他们来到当时战火连绵因此无人问津的以色列,女儿后来成为第一个在以色列当兵的华人。十三年后,他遇见了第一位中国同胞,陆续接待两百多个家庭,多人信主。神从濒死中救回他,他和团队带领两千中国工人信主。

【编者按】笔者曾三次去以色列访学,直到最后一次才有机会参加海法华人宣道会的崇拜,并亲耳听到王章建长老在以色列建立教会、传扬福音的见证。回国后,2018年9月,笔者再次通过网络采访了王长老。

《境界》独立出品【见证】

口述 | 王章建

采访 | 卞以谢

我父亲的祖籍是福建,爷爷那一辈移居北京,我母亲是浙江人。我的父母都在北京长大。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父母举家逃难到越南。我就是在越南出生的。

和很多传统的华人家庭一样,我家里也敬拜祖先。小时候虽然听说过基督教,但当时中国来的老师说基督教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所以我从没去过礼拜堂。后来学法语的时候,有一次我的腿受伤了去看病。护士长的太太是基督徒,让我去参加她所在的礼拜堂。告诉妈妈后,妈妈不允许我去。

到了16岁的时候,家庭环境不好,我没有条件读书,就去打工。老板是潮州人,也是基督徒,他教了我很多潮州话,也带领我认识了耶稣。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王载博士在越南传福音,在他的布道会上我流泪悔改,此后就一直去做礼拜。

1958年以后,越南总统吴庭艳排华,不给华人读书的机会,教会就举办了圣经学院,我读了三年神学,装备了圣经知识。到1975年,南越战败,那些香港来的牧师都回去了。我们作为越南本地的资深同工开始起来参与教会服侍,教会在受逼迫的时候很兴旺。

1979年抵达以色列的越南难民(以色列新闻局提供)

逃离越南,漂流海上

然而,大约在1976年,上帝告诉我说,你离开越南。那时候经济很不好,我就求问上帝说,离开需要一大笔路费,没有钱怎么走?而且我有四个女儿,不能坐木船,很危险,除非你为我预备大船。

1978年,上帝果然预备了一切。越南当时教会很少,缺乏传道人,他们经常会请我去分享。后来我告诉一间教会的林弟兄说,我要离开了,请你告诉其他教会的负责人,以后我不能再来分享了。但是离开的时候也不知道去哪里。

我们坐上一条船,一直在南中国海那边转来转去。期间去过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都没能找到落脚的地方。文莱给我们了一些水和食物,就遣送我们走。

1978年12月26日,我们到了菲律宾马尼拉。在船上我们听到收音机里广播说,以色列政府应菲律宾政府的要求收容船上的100个人,而我们船上一共有2300人。登记的时候,我说要去美国,当地官员问我有亲人吗,我说没有,他们就说不行。加拿大呢,也不行。澳洲,更不行。后来我就想自己学过法语,在法国还有个亲人,那就去法国吧。对方说可以,我登记完以后就在船上等。

有一天,听说法国大使来了,我就赶紧准备去把申请表交上去。结果来的是以色列大使,很多排队的人都说不去以色列。对方很没面子,就问为什么不去以色列,大家都回答说要去法国,以为排队是去法国的。

当以色列大使说,“你们可以报名去以色列”,我听见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你报名去。我就登记报名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依然没有消息。我就跟联合国官员说想去法国,递交了申请表,而登记的人却忽然告诉联合国官员说,这个人要去以色列。我知道,这是上帝感动他说出的话。联合国的官员就很高兴地问我是不是要去以色列。上帝对我说,“你说yes”。然后官员就在我的申请表上写了Israel。

两三天后,以色列记者在登陆艇上采访了我,他很奇怪为什么别人都不愿意去战祸频仍的以色列,而我却愿意去。上帝给我一个答案说:“我认识这个国家,我从圣经中认识了它。”记者说,原来你是基督徒。其实那时我不清楚以色列政府并不欢迎基督徒。

等我们抵达以色列后,我们住在山谷城市Afula,离拿撒勒有10公里,距耶稣变相山塔博尔山有6公里。在那里住半年学习希伯来语,适应当地生活。

海法华人教会的早期所在地

十三年后,来了第一个中国同胞

到了以色列,我们很想聚会,可是以色列周五周六休息,周天是一周第一个工作日,而且我们所在的地方也没有教会。我们打工到礼拜五,休息日去拿撒勒聚会。我给香港的弟兄姊妹写信,请他们寄四本中文和合本圣经过来。他们寄过来一百本约翰福音单张和十本圣经。于是我们一百个来到以色列的同胞开始在家里聚会,并且给很多广东、香港来的厨师们传福音(恩友餐福事工),常常一直聚会到深夜。

半年之后,很多同胞离开了,我们连唱诗的人都没有了,感觉很孤单。我自己也有想要离开的念头,因为我打算把女儿送到加拿大读书,这样就可以离开以色列去加拿大生活。

但上帝没有允许,祂不让我们离开。祂启示我一节经文,“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于是,我们就跪下来向神祷告。几天以后就有一对泰国的华人夫妇来到我们家,和我们一起弹琴唱诗敬拜神。

这对夫妇告诉我们,他们一个月之前就想来这里。上帝总是知道我们的需要,为我们预备并安慰我们。后来我们了解到,战争期间,很多人的目光都盯在我们身上,看我们有没有离开。如果我们离开他们就跟着离开,我们不走他们就不走,神的恩典透过我们祝福到别人。

这样,我们边聚会边等侯,一等就等了13年,才等来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同胞,她是一位陪读的太太。然后又来了一位来Technion(以色列理工学院)读书的学生和另一位在海法大学读书的学生。我们给他们传福音,他们的太太信了主,但先生们还需要我们继续祷告。

我们成立海法华人宣道会之前,就传福音,很多人都没有回应。后来我们去打工,去学语言,给华工传福音。开餐馆期间,我们每周五聚会后就煮一大锅牛肉给弟兄姊妹们免费吃,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资助,都是自己付出。后来有很多留学生写信给我说:“王长老,我们纪念你给我们做的牛肉饭,因为这是爱的味道。”

神的安排超乎我们想象。我们过去接待了两百多个华人家庭,其中很多都信主了。早期的团契聚会时,在我们家开的欣欣餐厅举行,后来人越来越多,就在餐厅附近租场地当教会。现在餐厅位于海法市中心,教会则在隔壁一楼,周间可以接待团体或举办小型活动。

王章建长老为人施洗

神从濒死中将我带回

2002年,我患了癌症。先是检查出前列腺癌,后来看到肺部也有黑影,医生决定两个一起治。前列腺采用放射性治疗,肺部因为无法最后确定,需要切片检查,如果确诊是癌就手术,不是的话就缝合起来。

我询问医生手术需要多少时间,他说两个半小时。结果花了六个小时,原来他们一开始发现肺部黑影处不是癌,就缝合起来。在手术过程中,我经历了神很大的保守。就在要把我推出手术室的时候,忽然有医生说不行,推回去再检查一次。结果医生往左肺切下去的时候,在左侧部位到了癌症病灶。医生告诉我女儿,“如果找不到再次缝合起来,很可能三个月以后癌症恶化,你爸爸的生命就很危险了。”

2003年2月份我的心脏病复发。医生说这个人的心电图很乱,情况很复杂,现在开刀他受不了,不开刀也很危险。躺在病床上,我发现自己离开了身体,在天花板上飞来飞去,周围好像都是洁白的天使。我离开自己身体的时候一点痛苦都没有,但是当我重新回到身体里就很痛苦。在这个时候上帝让我看到自己的亏欠,之前做的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一幕一幕在我面前浮现。

我想起年轻读神学的时候,牧师告诉我说,有一天上帝会把我们一生的光景象放电影一样放在我们眼前,叫我们无可推诿。我就求上帝赦免,如果这次得医治,我一定向所有得罪过的人道歉,之后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我忽然间就好了,很快就恢复了,医生也觉得奇妙,我知道是神的作为!

王长老夫妇

华人和犹太人都是主的羊

2006年,来以色列访学的学者们大都离开了,学生工作也慢慢停下来。我一直兼任特拉维夫教会的负责人,我们在特拉维夫给中国工人传福音。

同工们有的来自香港、台湾和加拿大,我们一起去各处的建筑工地、医院甚至监狱(有一些人非法偷渡,被发现)给来自大陆各省的人传福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最终,有将近2000人信了主。2009年师母生病,我就不能再去特拉维夫参与服侍了。

在海法教会,我们有一些来自香港、台湾和美国的同工,都是不拿薪水的。会友主体是Technion(以色列理工学院)和海法大学的学生,一些是在国内就信主的,一些是在以色列信主的。黛博拉姊妹是美国回归的犹太人信徒,在这边开设有英文查经班,她定意在中国人中传福音,后来在提比利亚和我女儿熟识,就参与了我们华人教会的服侍工作。

给犹太人传福音是我们的当尽之责,但是存在一定风险。有一次师母给犹太人讲耶稣,对方就比较反感。目前我们更多的是为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事工祷告。

我的孙子有四个是以色列军人,还有两个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就要入伍,另两个孙子在澳洲。我的三女儿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当兵的华人。我们教会也蒙神祝福,神补足了我们一切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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