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十年前一位美南的牧师就呼吁建立数据库追踪受性侵指控的牧者和同工，但各项改革提议都被否决。直到日前，类似的数据库终于被媒体曝光。“权力才是教会要面对的最大试探。每当基督教成为一种权力或权威时，就会对女性不利，……就只剩下追逐荣耀和成功了。”
《境界》独立出品【信仰反思】
文 | 马丽
播音 | 伊然
2018年2月11日，《休斯顿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发出一篇爆炸性新闻，题为“信仰的滥用”（Abuse of Faith），揭露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SBC）内部掩盖大量女性和儿童被性侵的报道。美南浸信会是美国最大的建制化新教宗派，在2015年有1500万会友，共47000间独立教会。
在经过长达6个月对法庭、监狱和警方报告的调查后，三位记者发现，从1998年开始，大约380位教会领袖和义工曾因性侵被起诉过，约220人被确证有罪或达成私下经济补偿，至今仍有100人在服刑。这些施害者中有牧师、传道、青少年牧者、主日学老师、执事和教会义工。最小的受害者只有3岁，事件发生地点一般在教会或主日学教室。在过去20年内，曾有700位性侵受害者向宗派提出举报，但并没有推动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大多数受害者都被教会要求：原谅施害者，有些甚至被建议去接受堕胎。
《休斯顿纪事报》在文末留下一个举报邮箱，以便更多受害者可以站出来。此后，在推特上，很多隶属美南浸信会的女性贴出自己幼年的照片，表明自己也曾是受害者。她们用第三人称指代受伤的自己，说的是同一句话：“她知道这事已经很多年了，但她从来不想要知道。”
十天之后，2月21日至24日，天主教教宗方济各首次邀集全球各地近200名教会领袖召开峰会，讨论天主教系统层出不穷的神职人员性侵未成年人的丑闻。一时间，信仰领域的性侵与权力滥用再次成为舆论热点。
制度“漏缝”成为施害者的温床
一位14岁的女孩曾在休斯顿第二浸信会被性侵。虽然教会最终将施害者解雇，但女孩此后多次自杀，终于在28岁时因药物过量去世。她的母亲说：“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都被教会扼杀了。”
很多幼年被牧者性侵、又被教会背叛、遭遇教会领袖自保式回应的人，也说过类似的感受：“我里面有一种东西死去了。我所相信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死掉了。”心理辅导师罗森斯多克（Harvey Rosenstock）几十年辅导教会内性侵者的经验佐证了这一点，根据脑科学研究，类似经历甚至会让受害者在大脑结构中，将“信仰”或“权威”永远与“创伤”和“背叛”建立起一种脑回路。噩梦般的记忆，让他们很难再选择相信。
记者在相关报道中认为，教会中对牧者的高信任环境是性侵的温床。对于一些弱势群体（单亲母亲或单亲家庭的儿童），他们对教会的属灵依赖，更容易使他们成为性侵高发人群。
几天后，《今日美国》（US Today）新闻视频上播出一段视频，记者访问了一个在狱中服刑的施害者利文斯顿（Steven Livingston）。他曾是一间教会的执事。警方记录显示，他因性侵一名儿童、猥亵四名儿童而入狱。面对镜头，这位年已70的男士借着电话机说：“我只是碰了她，没别的。她不会告诉其他人的。是我自己告诉调查员的。太蠢了我！”
利文斯顿说这段话的时候，面无愧色，反而挂着一丝轻蔑的微笑。接下来，他甚至不服气地对镜头说：“我曾带领四、五百人信主，在教会服事这么多年，但我做的这些好像都不重要。”他似乎在传递一个信息，人们不应抓住一些小事不放，相比之下，他在教会的贡献其实很大。利文斯顿的说辞很典型，主旨就是，比起教会事工，性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性侵现象成为一种体系性的恶，不管在新教或天主教内，那么它一定有两大主要因素：组织上的和神学上的。《休斯顿纪事报》指出，与天主教教会的等级制度不同的是，美南浸信会尊重本地教会的独立性，因此整个宗派并没有建立监督神职人员的数据库。这种碎片化的组织模式，让施害者很容易溜走，到一个没有人知道他历史的新地方重新作案。
反性侵倡导者布朗（Christa Brown）长年研究这些宗派内性侵案例之后，得出一个结论：“施害者往往是从一些乡村小教会开始，再跳到其他大教会，从一个州跑到另一个州，进到更大更有名的教会里。”她称美南浸信会宗派的这种“漏缝”设计让神职成为一种骗子最好发挥的温床。一些教会领袖说已经意识到“狼牧师”的现象，但因为他们不能干涉其他本地教会的内部事务，所以并不能做什么。
这一组织机制早已让美南浸信会宗派领袖自己都早就被性侵丑闻和争议缠身。据《休斯顿纪事报》整理的一张图表显示，此宗派六位前主席都直接与他们教会内部的性侵案例有关。在美南浸信会宗派治理文件中，明文禁止同性恋或女性担任牧职，但却没有禁止性侵者在教会任职。
让施害者逍遥法外的内部文化
在2月21日至24日的天主教“咪吐峰会”上，教宗提出的21项指导方针表明，性侵的神职人员只是被调离职位，而不是被免职。这同样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批评者认为，教廷“没有展现出对性侵的‘零容忍’的态度”。
联想到美南浸信会现任主席格利尔（James. D. Greear）说，用教会独立治理的教义来作为“性侵的消极宗教遮盖”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两种教会治理架构同样发生轻忽受害者利益、掩盖性侵罪恶的问题。从天主教和美南浸信会的例子对比，我们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让性侵施害者得以逍遥法外的教会亚文化土壤，不仅仅与可见的教会制度有关，更重要的是在于信仰群体内部一种看不见的内部文化。按圣经的说法，也就是一个教会的“属灵空气”。
没有人会否认，性侵现象的背后是权力的滥用，但人们需要认识到的是，整个权力系统是如何让这些侵害以及掩盖成为可能的。在教会亚文化的塑造过程中，牧者的角色极为重要。例如，自恋人格的牧者，会造出一种自恋的教会文化，排练出一套他们自己的悔改和更新，用可见的敬虔、保守光环和影响力，掩盖教会内部的权力滥用。
美南浸信会并非今天才被卷入“咪吐”运动。2018年5月，担任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长达十几年的帕德森（Page Patterson）成为公共媒体的焦点。早在2003年，一位女学生曾向他举报自己被强暴的事实但被掩盖。当受害者说自己要用社交媒体曝光，帕德森劝她不要这样做，而且要求她赦免施害者。不仅如此，帕德森在给校园警长的电邮中说，他要单独与这位女学生谈，好“把她驳倒”，因此不需要其他人在场。
据《今日基督教》报道，当这位受害者此后将事实通过社交媒体曝光后，美南浸信会神学院董事会发出声明，指责“帕德森博士在那封电邮中表达的态度是与我们信仰以及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立场相矛盾的。”董事会在2018年5月30日决定停止帕德森的院长职务。
为了回应帕德森丑闻，美南浸信会在去年6月出台过一些决议，表明斥责一切形式的虐待、肯定女性的尊严，呼吁牧者要持守“性纯洁”。7月，宗派主席格利尔宣称要组成一个研究团队，将于2020年2月公开一份研究报告。
据媒体报道，早在2008年，美南浸信会内部有多位牧者和受害者开始呼吁宗派面对性侵事实，进行制度改革。作为受害者之一的维斯盖（Debbie Vasquez），曾要求宗派领袖追查宗派内部的47000间本地堂会中性侵施害者的行踪。一位美南的牧师博森（Wade Burleson）十年前早就呼吁宗派内要建立一个数据库，追踪那些受性侵指控的牧者和同工。最终这些建议都被否定。
十年后，他孤单的诉求终于有了回应。调查结果和类似的数据库最终经由媒体途径才得以曝光，发表在《休斯顿纪事报》上。博森牧师说：“让我最悲伤的是，我们自己并没有揭露出来。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需要自由的媒体。他们可以忽略一个孤单的声音，但却无法逃避这样的报道。宗派必须行动起来。”
早在天主教系统首次召开的“咪吐峰会”之前，2018年12月13日，美国新教就在惠顿大学召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跨宗派会议，题为“反思：对教会中性侵、虐待和暴力的回应”（见《境界》发文《基督教“咪吐”峰会：直接原谅施虐者并非治愈的捷径》）。
著名基督教童书作家、畅销书《你很特别》的作者陆可铎（Max Lucado），在会上第一次公开分享自己幼年被性侵的经历。尽管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但作为一位男性牧师，他仍坦诚自己并没有足够重视女性在今天教会中所受到的伤害。他请求主的饶恕，并恳请教会牧者开始对话：“请帮助我了解今天、在教会里，作为一位女性是怎样的一种经历。请帮我了解，有时你听到男人们拿女性的体重或胸围开玩笑时，是怎样一种经历。请帮我了解，畏惧在一个全是男性的环境里工作是怎样一种感受。请帮我了解，面对有人对你吹哨或说黄色笑话，是怎样一种感受。”
权力才是教会要面对的最大试探
《休斯顿纪事报》还提出了丑闻背后的神学原因。1970年至2000年，美南浸信会“保守复兴”（Conservative Resurgence）的倡导者，要让宗派转向对“圣经无误”的清楚认信和不接受女性按立圣职。宗派因此分化为温和派与保守派。保守派借着选票把那些在神学上被认为是温和派和自由派的领袖都选了下来，夺回了治理权。
美国历史神学家、被誉为“保守复兴”总工程师的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第9任院长默勒（Albert Mohler）评价说，“那是一场付出巨大代价的宗教改革”。将近2000间教会脱离美南浸信会。
谁也未曾料到，“保守复兴”运动之后的美南浸信会却开启了一个“新教权时代”。此运动进行的二十多年，正是大面积性侵发生、被掩盖的二十多年。在事情被媒体曝光后，默勒在自己博客上写下一段令人深思的话：“难道我们在认信上的纯正，却让我们牺牲了道德上的正直吗？这就是当年那些反对‘保守复兴’的人所警告要发生的。他们说，让宗派在神学上归正，只是要将宗派交到一群渴望权力的领袖手中而已。……他们的预言好像实现了。”
这一段话从运动的总工程师口中说出来，意义重大，令人深思。现任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格利尔也说：“圣经要求牧者是正直之人，有节制、有爱心。性侵施害者肯定不符合这些资格。”
为什么神学上的保守运动反而让教会走向对罪的自由化？原因在于，所谓保守、纯正的教义表述很容易被人绝对化、制度化，成为权力滥用和排除异己的利剑。当正确的教义被意识形态化、标签化，而且被用来压制他人时，就已经偏离了基督福音的伦理。而当教会失去作为基督徒身体的多样合一性，同时因排他主义成为一个权力场时，撒旦的破坏就更容易发生。正如法国神学家埃吕尔（Jacques Ellul）所说，“权力才是教会要面对的最大的试探”。
曾与深陷性丑闻的海波斯（Bill Hybels）紧密同工的柳溪教会女牧师碧池（Nancy Beach），也是对海波斯提出指控的女性之一。她在惠顿会议上描述自己过去一年，“非常痛苦、人际关系紧张、很多惧怕，但也是成长的一年”。她讲到教会内一个不健康的权力现象：当教会一位主要领袖表现出可质疑的行为时，其他核心同工因自己的权力都是由这位领袖授予或培养的，就很容易成为纵容者。她坦诚自己就曾是这样一位核心同工和纵容者。事后，她深刻反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长期接纳了一些不应该被接纳的行为？”
基督教环境侵害调查机构GRACE的负责人查维金（Boz Tchividjian）说，美南浸信会的文化太强调男性领袖，不尊重女性、儿童和不同意见者。当性侵指控出现时，这些男性领袖一般习惯于先质疑指控者，或试图秘密解决问题来维护机构的名声。
的确，从社交媒体上来看，一种以“保守神学自居”的态度仍弥漫美南浸信会系统。例如，媒体曝光第二天，一位会友邓（Seth Dun）在推特上说：“我认为，一个声称自己是牧师的女性，（在神学意义上）和一个被聘为牧师的性侵者一样，都好不到哪里去。”
上帝藉着卑微的受害者发声
基督徒心理学家朗伯格（Diane Langberg）有45年从事辅导和医治性侵受害者的经验。当“咪吐”运动席卷教会时，她曾在2018年9月的“美国基督徒辅导协会”上做过一场题为“权力、欺骗和教会”的演讲。
她认为：作为按上帝形象的造物，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有力量，那是上帝赋予的一种好的恩赐，用来治理全地，而不是辖制彼此。但罪让这种用来祝福人的权力，成为一种伤害力。原本人的话语、恩赐、情感、知识、名声，都带有可以祝福、影响他人的力量。但是，在被错误使用后，这些方面都可以成为权力滥用的基础。例如，名声或名气可以被滥用，神学知识可以被滥用，情感可以用来操控。人们会觉得，有这些权力的人自然就是有好品格的，实际却往往相反。当这些元素都同时被滥用，并指向人们所渴望的事物时，会带来最大的权力支配。往往教会牧者就处于这样的位置。
朗伯格说，有当权者，就有无力无名的潜在受害者。而滥权的牧者会用三个步骤来实现他对无权者的支配：自我欺骗、对他人的欺骗、以及对他人施加强制力。当牧者滥权成为一个系统性现象，教会就不再反映出基督的样式。这时教会中那些被欺压的、被虐待的、被禁止发声的，才是上帝对我们发出的微弱声音。因为上帝总是藉着最卑微的人显出祂自己，而不是借着最有权力的。
美国跨宗派宣教事工宣教联盟（Mission Alliance）在一段公开宣言中说道：“不管性侵的事实多少次被揭露，不管是一个人的故事，还是像美南浸信会上百个案例的报告，都让我们震惊、悲痛、灰心、愤怒。这些原本被托付应该牧羊上帝群羊的人，怎么会用侵害、谎言和掩盖来摧毁人们的生活？我们无法给出简单的答案。未来的教会必须监督教会领袖和当权者，让他们负起责任来。”
除了构成犯罪事实的应直接报警之外，宣教联盟特别强调，教会需要第三方独立调查机构的介入。无数案例表明，当教会里有性侵受害者发声，内部调查常常让事情更糟。面对同一种罪，我们对朋友的评价会比我们对其他陌生人的更宽容。人的罪性和社群保护主义对内部的偏袒，会蔓延到机构的整个决策过程。也就是说，人们会更愿意收集证明自己偏向的证据，这样一来，起初的偏向就成了“确认性的偏向”（confirmation bias）。
因此当教会发生牧者或领袖的性侵事件，发声的受害者很少得到公开、正确处理。相比其他机构，教会尤其是一个道德权威主导的地方，而性侵对一间教会的道德声誉具有摧毁性的打击力。加上上述偏向的因素，教会内部的调查更倾向于拖延和掩盖。但教会的掩盖会给整个组织的文化带来实质性的重塑——不仅施害者不受约束和制裁，还可能去伤害更多人。当体系性的性侵事件大面积被曝光时，教会就可能遭遇道德形象的彻底破产。那些掩盖性侵、包庇施害者、对受害者二次伤害的教会，在对世人传讲一种完全扭曲、伪善、阴暗的“福音”。
宣教联盟列出了几个问题，供人们自测所在教会的权力土壤是否健康：1、教会同工和会友之间，存在一种无形的“属灵阶层感”吗？2、一般会友可以参与到教会的决策过程中吗？3、教会牧者和同工层欢迎一般会友就教会事务提出问题吗？提问或质疑的会友是怎样被对待的？4、一般会友对教会事务和决策可以通过公开途径了解吗？还是牧者和同工常使用“保密”原则？5、假设有性侵受害者发出声音，教会的神学倾向可能是去聆听、安慰，还是要求受害者饶恕或不发声、甚至谴责受害者是在“毁谤”他人？
教会的牧者和领袖更需要以这些问题提醒自己是否越过了应该警醒的界限，特别是在对女性的态度上。正如法国神学家埃吕尔在《基督教的颠覆》中所说的：“每当基督教成为一种权力或权威时，就会对女性不利。这是一种奇怪的扭曲，但它的发生可以理解为，当我们不允许女性在基督教中显出最有创新力的角色时，包括恩典、爱、怜悯、关切、非暴力、对细微事物的兴趣、对新开始的盼望，基督教就把这些都搁置一旁，只剩下追逐荣耀和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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