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家柯林斯获2020年邓普顿奖：当科学成为敬拜

5月20日获2020年邓普顿奖的柯林斯，曾带队首次绘出整个人类基因组。现任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的他，站在美国抗击新冠的前线，每周花近百小时寻找疫苗。他认为科学无法解释爱、美、死亡。面对疫情，科学与信仰的交汇不仅是学术的对话，而是呼唤人们去怜悯和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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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希幔

播音丨照升

“作为一个43年的基督徒，我在科学和精神的世界观之间找到了快乐的和谐，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不可调和的差异。”说出这句话的人，是美国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之一，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遗传学家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

5月20日他获得2020年邓普顿奖（Templeton Prize）后，这句获奖感言就醒目地显示在邓普顿奖的官网上。该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将科学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的杰出人士，今年是该奖设立50周年。

现年70岁的柯林斯正站在美国应对新冠病毒的最前线。他每周大概花100个小时寻找疫苗和其他治疗方法。作为一名医生和遗传学家，他是第一个发现囊性纤维化基因的人，随后领导了一个国际合作项目，首次绘制出整个人类基因组，为此他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和国家科学奖章。他目前领导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起了神经科学、精准医疗和阿片类药物（指具有吗啡作用的化学物质，包括吗啡、海洛因、美沙酮等）成瘾方面的重大倡议。

我曾以为信仰和理性是对立的

1950年4月14日，柯林斯出生弗吉尼亚申南多阿山谷的一个农场。他的父亲在1930年代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民歌收藏家。他们买了一个农场，并试图靠土地生活，但很快发现这不是一种可靠的方式来养活一个不断壮大的家庭。

“父亲回到了当地的大学教书，母亲开始写剧本。他们在农舍附近的一片橡树林中建立了一个剧场。我是在思想、音乐、戏剧和艺术的完美结合中长大的。我母亲在家里教我到六年级，这在1950年代是非常少见的，她教我要热爱学习新事物的体验。”

16岁柯林斯进入弗吉尼亚大学。虽然对信仰有兴趣，但并实际上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者。他回忆说：“宿舍里总是有一个无神论者，提出信仰为什么是有缺陷的。……后来我去研究生院学习物理化学，沉浸在一种试图理解原子和分子行为的理论中。我的信念建立在二阶微分方程上，这确实很酷。”

后来柯林斯改变了自己的职业方向，他发现了生物学，开始真正了解生命是如何在基本层面上运作的。“我意识到这对我是一种真正的呼召，但我也不确定我想成为一名研究人员还是执业医生，于是我去了医学院。这原本不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柯林斯以无神论者的身份进入了医学院，但这个身份却没能保持多久。

在医学院的第三年，他开始照顾那些患有可怕疾病的人。“他们是看到死亡逼近的人，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因为信仰而平静。这令人费解。”试着想象自己面对死亡，他知道他无法平静。“我试图把不安从我的脑海中抹去。一天下午，一个患有严重心脏病的老妇人用一种非常简单、真诚的方式告诉我，她的信仰给了她勇气、希望和面对未来的平安。”柯林斯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感觉有点尴尬。老妇人问了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医生，你相信什么？”

柯林斯回忆说：“以前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意识到我不知道答案。我能感觉到我的脸在发红。我想离开那里。突然间，由于这个简单的问题，一切都变得一团糟。我很困扰，我冷静了一下，然后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我是一个科学家，或者至少我认为我是，科学家应该在看到证据后做出决定。我已经下定决心，上帝是不存在的，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去看看证据。

我不得不承认，我真的不知道我选择这个答案是基于理性，还是因为它是我想要的答案。我不确定是否有任何证据，但我想我最好找出证据，因为我不想再出现这种情况。我想我应该了解各种宗教——他们相信什么？我试着读一些经文，但我感到困惑和沮丧。当时也没有维基百科来帮我，现在甚至有一本叫《世界宗教傻瓜指南》的书，但那时都没有。”

在不知所措之中，他敲开了一位牧师的门，问了他一堆问题。牧师说：“你在一个旅途中，试图弄明白什么是真实的情况。你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有一本书的作者也经历过同样的旅程，他是牛津大学一位很杰出的学者。他发现周围许多人是基督徒，他很困惑，就开始研究人们为什么相信。”

牧师边说边从书架上拿下一本C.S.路易斯的《返璞归真》。柯林斯把书带回家读起来。“在前两三页里，我意识到我反对信仰的论点实际上是一个小学生的论点。路易斯让我意识到，有一种深刻的思考和理性可以应用到上帝的问题上。这真是个惊喜!我曾以为信仰和理性是对立的，路易斯一页一页迅速地说服我，实际上理性和信仰是相辅相成的。”

26岁的柯林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意识到，“无神论不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因为它其实是最不理性的选择。”

在科学保持沉默之处

“我一生都知道道德律，但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我们人类在造物王国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显然有一个正确的行为法则，尽管我们似乎可以自由地打破它。我们应该做正确的事，而不是错误的事。”道德律如同寻找神的路标，使柯林斯认识到有一位神。

道德律有时要求人做一些相当戏剧化的事情。比如，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救死扶伤，辛德勒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犹太人。柯林斯还提到了韦斯利·奥特利（Wesley Autrey）的例子。韦斯利是一名美国非裔的建筑工人，他站在纽约地铁站台上，旁边一个年轻的研究生突然癫痫发作，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恐惧的是，他倒在了铁轨上，而一辆火车正迎面驶来。韦斯利跳上铁轨，把发病的年轻人拉到铁轨之间的小空间里，用自己的身体盖住他，两个人都活了下来。

“这显然是激进彻底的利他主义。这两个人从未见过面，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也不可能见面，而且按照我们的社会对他们的定义，他们属于不同群体，一个是非裔美国人，一个白人。这是一件多么神奇而充满冒险的事啊！……在你自己的内心发现道德律，它在召唤你去做一些事情。这难道不是很有趣吗？”经历了几年的争论之后，柯林斯意识到他开始对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感到敬畏。“我不得不同意康德的观点：有两件事，随着我对它们思考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认真，就让我越来越敬畏：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这正是我的处境。”

柯林斯发现，如果道德律指向上帝，如果上帝是良善神圣的，那么诚实地说，显然他自己就不是良善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以前听过关于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说法，我认为那是胡言乱语。突然间，这比我曾经梦想过的任何事情都更有意义。”他意识到，在耶稣惊人的牺牲行为中，通过祂的死和复活，在人的不完美和神的圣洁之间架起了一座桥。

他原本对成为基督徒有些担心，怕自己失去幽默感，变成一个非常忧郁的人，怕自己被呼召到非洲或其他什么地方。但相反，他经历了巨大的平静和喜乐。柯林斯说：“利他主义、美、爱、死亡——科学还不足以解释这些概念，在所有可能的世界观中，最站不住脚的是严格的无神论，它给人的印象实际上相当傲慢。”柯林斯认为，科学确实只能合理地解释自然的一部分，“可以很好地解释物理世界，但如果你试图用科学的工具反驳上帝，那就错了。对于自然界以外的任何事物，科学只能保持沉默。”

科学作为一种敬拜方式

1993年柯林斯被任命为耗资30亿美元的国际基因组计划的负责人。2003年4月，一个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完成了。柯林斯带领团队提前两年多完成了所有目标，并节省了4亿多美元的预算。

“有了基因组计划的这些工具，我们已经越来越有能力，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年里，识别出癌症、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分裂症和一长串以前很难分类的疾病的特定遗传风险因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知道这一点可以通过改变饮食、生活方式或医疗监控来降低风险。在个体化的基础上实施更好的预防，这是相当令人兴奋的。这就是所谓的‘个性化医疗’。它不仅适用于这种预防，如果我们生病了，它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机会，以正确的剂量获得正确的药物，而不是那些不起作用甚至可能给我们带来毒副作用的药物。”

柯林斯认为，也许从长远来看，最大的回报将是利用这些发现，找出导致这些疾病的真正原因，找到新的治疗方法，无论是基因治疗还是药物治疗。“尤其是在癌症领域，我可以预测，在不久的未来由于基因组计划的推动，医学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界正投入巨大的精力和创造力充分利用这些发现。这就是我在过去所做的，通过基因组计划寻找疾病的基因。与许多其他有技能的人一起工作是一种美妙的经历，结交了很棒的朋友，有机会学习以前不知道的生物学和医学新知识。”

2006年，柯林斯在《上帝的语言》一书中写道：“信仰上帝可能是一个完全理性的选择。”为了创造一个平台，进一步讨论科学与圣经信仰之间的和谐，柯林斯和妻子于2007年成立了非营利组织BioLogos基金会，名字来自希腊文代表“生命”的“bios”和代表道的“logos”，意思是“透过道得生命”。

按照柯林斯的异象，基金会将自然世界和对基督的信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越来越多的主题清单：科学作为基督徒的呼召、天文学、人类、生物伦理学和基因编辑、生态和环境，以及现在的病毒大流行。基金会很快吸引了大批宗教领袖，包括提姆·凯勒、杨腓力、N.T.赖特等人，都加入了对话。

柯林斯经常说，《马太福音》里的大诫命“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意味着科学不仅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智力活动，不仅是一个惊人的侦探故事，它还是一种崇拜的形式。“科学不需要排斥上帝。”他说，科学赋予研究人员“探索上帝创造的特权”，这种追求从纯粹的智力练习转变为对上帝的敬拜。

每年大约有1万人在各种会议、教堂和大学里聆听BioLogos的演讲，超过100万人访问BioLogos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基督徒科学家在会议中常会出现意见分歧，但是当柯林斯拿出他的吉他带领大家敬拜时，在合一的赞美中分歧消失了。

柯林斯与已故的希钦斯（Christiopher Hitchens）不可思议的友谊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希钦斯是一位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积极批评任何宗教信仰。柯林斯通过公开辩论认识了他。当希钦斯生病时，柯林斯以医生的身份来探望他，为他提供最新的尖端治疗。他真的爱他的“敌人”，活出了自己的信仰。

在疫情中把自己调到最佳状态

随着新冠疫情的加剧，作为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S. Fauci）的主管，柯林斯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工作变得更加紧张。他正领导并激励科学家和医生组成一个广泛的联盟，以抗击病毒。

他说自己很想知道为什么上帝允许新冠病毒的发生，但祂却不认为病毒是上帝的惩罚。柯林斯写道：“我对周围的苦难和死亡感到悲痛，但我知道，那位挂在十字架上的神，非常熟悉苦难。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神从来没有应许让我们脱离苦难，乃是要给我们力量，作我们的避难所，在患难中随时帮助我们。科学与信仰的交汇，不仅是一场学术对话，而是呼唤人们去怜悯和服事。”

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记者问：看来未来几个月，很多美国人都将沉浸在悲痛之中。我们该如何向人们传达严肃、可怕的消息？柯林斯回答：“有一件事我们不能做，那就是向那些可能需要做出相应计划的人隐瞒真相。如果你不告诉他们事实，他们就没有这个机会。”

柯林斯也提到，总统从各种方向获取信息，但他需要做到准确，并以事实和证据为基础。即使领导人试图为未来提供希望，他们也应该确保准确描述了目前的情况。“在我的工作中，我想要保持这样的希望：我们最终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度过这一挑战。但这将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每个人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大量的生命损失、悲痛和经济压力将使许多家庭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现在是在那块磐石上建造的时候。信仰能为你做的，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观点所不能为你做的。”

在最近与提姆·凯勒牧师的一次对谈中，柯林斯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是历史上最特殊的时刻，即使它发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瘟疫，基督徒经常在这些灾难中处于最佳状态，他们基本上做了周围的人不会做的事来帮助受苦的人。我希望以一种人们认可的方式，再次这样做，尽管我们也需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大家可以读读《约伯记》，看看你是否认为上帝一定不会允许患难发生。患难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祂应许会在那里帮助我们。”

疫情期间，柯林斯的桌子旁边放着一些经文，他最喜欢的是《诗篇》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柯林斯强调：“这并不是说不会有患难，而是说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一环境中。我们以前不知道人性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但是在这样的患难时刻，我真的感到非常宽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安慰并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本文参考了《A Place for Truth》一书，以及Washington Post、BioLogos、Physics Today等网络资料，一并致谢）

片尾曲：Alan Jackson 《Blessed Assu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