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孤儿院

许多人问：为什么花这么大代价给艾滋病孤儿提供更好的生活？他们总是要死的呀！我也常自问：为什么来这？我过厌了大都市的油腻，来非洲寻找世外桃源？我在追寻自己的命定，还是渴望一份不羁的自由？德国爸爸说：你全然信靠祂、祂全然托住你，便是真正的自由。

我的回答总是“不知道”，毕竟是真的不知道，就连我自己也经常问上帝类似的问题。

我的生命，就像一杯牛奶掺可乐

我从小就是一个性子比较野的女孩，初中叛逆期，仗着成绩好拼命和家长、老师对着干。父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唯一的女儿却像个小混混。母亲为此辞掉工作专门照看我，可惜我们两人都生性好强，她被迫放弃职场、我被迫受到管束，都觉得像被上了枷锁，双双抑郁。她爱我爱得激烈，但我不懂回应体恤，彼此以恶相向，日复一日各自都想到了死。也试过去死，可人本性又都是惜命的，一次次下来，只得羞耻于自己的失败和得过且过。

就在弦将崩断之时，母亲偶然遇到我小学时的钢琴老师。钢琴老师向她传福音，并邀请她去教会。她当即就去了，道没有听懂多少，却被赞美诗唱得泪流满面。三个月后她决志信主，带我去教会，我出于好奇就答应了。

记不清究竟是哪一点击中了我的心，我在上帝的圣洁面前溃不成军。但高中几年时间里，我明知自己是得救的，却怯于向周围人作见证。心中光暗交战之时，像有人拿一把钝刀慢慢割你，痛得不行。

有一次我在梦中见到一幅画面：左手一杯可乐，右手一杯牛奶，我一口可乐一口牛奶地喝着，后来嫌麻烦就直接掺在一起。那杯颜色不明、泛着泡沫的液体一喝下去，人就吐得昏天黑地。有声音传过来：那混合物就是你生命的光景，味道不太好吧？天父一棒子把我敲醒：不可与世界妥协。

大学到了一个新环境，我一开始与人打交道便会提到自己的信仰。我和另两位大一的姊妹一起建立了大学城第一个学生团契，每晚挨个宿舍敲门传福音。团契从最初的三四个人，到我离校时已近五十人。

毕业后我进入一家媒体，采访、赶稿，日子按部就班。我以为，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一定就是上帝的计划了。但神却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在连续几个月里，我不断接触到各种关于非洲的影像和消息。碎片组合在一起，便打开了某扇被封尘了多年的大门。我突然想起，初中之前我一直莫名其妙地喜欢非洲，不仅是说说看看，曾经一度铁了心要去长住，还买了很多资料研究。因为年纪小只好放到一边，后来就抛到脑后了。回头一看，这个念头愈发清晰像一条天父从起先就设计好的路径，虽然那时我并不完全确定非洲就是我的呼召。

当时我试图在网上申请大型跨国NGO的志愿者服务机会，甚至考虑过合资企业驻非的工作岗位，但都没有下文。直到有一天，教会的一位传道人听说我正绞尽脑汁想去非洲，立刻说：“你愿不愿意通过我服事过的主内德国NGO去坦桑尼亚的孤儿院看看？”我和母亲祷告后都很平安，像是在铁轨分叉交错的隧道里迷糊了好久，突

然看见前方一小点亮光，就欣喜地朝前跑去。

我写了邮件给坦桑尼亚的机构总负责人瓦尔纳先生，他很快回复，同意我前往。2015年7月，我坐上了飞往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以下简称“达市”）的飞机。

我的童年从23岁才开始

同年11月，结束在一间学校两个月的短期服事之后，我来到了位于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交界、维多利亚湖(非洲第一大湖)湖边的奇蒙多(Kemondo)儿童之家——这是一所孤儿院。

孤儿院距离湖岸仅五分钟路程。将近一百五十个小孩，从裹着尿不湿的到已经考上大学的，以每间屋子12-15人的密度，混住在9所被漆成不同颜色的砖头房子里。除此之外，院里还配备一所被称为全地区“最优”的全英文基督教私立小学（除孤儿外，学校也招收正常生源）、一所于2018年年初建成的全英文基督教技术中学、一个烘培坊以及一个木工作坊。

我第一年的任务是教3-7年级（坦桑尼亚的小学为七年制）的小学生“英文创意写作”，同时给院里编一本“杂志”。我真的有点懵，因为我最不愿意做老师，怕管不住学生、怕下命令、怕误人子弟、怕话语失效的无力感。

那天早上第一次去学校，正巧碰上全校五百多个小学生穿着校服排列在小操场上，扯开嗓子唱：“感谢耶和华，赐给我们雨水和大太阳，赐给我们面包和玉米、鹰和麻雀，还有吃的鱼、喝的茶。生命可真好啊！”旁边的校园乐队，拼命击鼓敲钹。架子鼓由各种汽油罐、玻璃瓶、塑料容器和废铜烂铁拼成，被他们耍得风生水起。

这些小学生中，有三分之一都是院里长大的孤儿，他们遭遗弃在草丛里、医院门前、街边的阴暗处，有的几乎被车碾死，有的差点被拿来当作巫术用以献祭的祭物，有的曾在父母去世后被叔伯强奸。他们被人发现，送进孤儿院，长成了眼下这般挺拔又阳光的模样。

第一堂课，五年级。我让他们互相观察，并写一篇关于自己同桌的小短文，从而大致了解每个同学和他们的英文水平。收上来的作业里没有太多逻辑，文法和拼写也是笑料百出。大部分人满篇写的只是两人因为抢玉米糊糊干了一架呀、同桌在去打水时一不小心摔了满身泥巴呀，其中有个男生写道：我祷告我的同桌能够称为未来坦桑尼亚的总统！我一面看，一面用红笔在旁边批改。41篇批下来，竟毫不乏味，只觉得生机勃勃。

隔两天再上课时，我一走进教室，就见破破烂烂的黑板上横七竖八地写了一行粉笔字：谢谢你，Madam Ray（Ray是我的英文名）！后来混熟后他们告诉我，此前从来没有老师这样批改过他们的作业。

对于这个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亚洲人的小村庄，我想不通小屁孩们是从哪学了“谢谢你”三个汉字。打那以后，给四个班上课、一起到井边打水、包扎摔伤的创口、让姑娘们编头发、和小子们踢足球弹吉他、一起生火做饭喂鸡放羊，就成了我生活重心的全部。每天我都迫不及待地往教室赶，连做梦都和他们一块儿跑跑跳跳。

有一次我得了疟疾。停课的那几天，房间里面堆满了烤土豆、玉米糊、香蕉和豆子，还有五颜六色的野花。那些都是孩子们省下来的午餐，平时他们饿急了偶尔还会为食物打架。

上帝是奇妙的，祂知道中国大城市长大的孩子没有童年。祂眷顾我，让我的童年从23岁才在这个仿佛与世隔绝的渔村正式开始。这里到处油绿油绿、群山环绕，到处种满了香蕉树和木薯，其间散布着一小幢一小幢用红土和桔梗糊成的泥巴房子。白天一下雨就下大半天，一出太阳又晒得人睁不开眼。晚上呢，starry像大饼上的芝麻一样撒满天，一整条银河明明朗朗地挂在头上。

我们在上帝眼里不也是病入膏肓吗？

刚到孤儿院时，大家会不自觉地对一个问题避而不谈，像是怕触发某个隐藏的秘密机关。常年在孤儿院的127个孩子，其中有一小半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他们生来带病，父母要么皆因艾滋病去世，要么已病重失去了抚养能力。

记得不止一个人问我：你说这些欧洲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去给这些艾滋病孤儿提供比当地其他村里的孩子都要好的生活呢？他们总有一天是要死的呀！

听了如此厚黑的提问，虽然心里有点堵，有那么一次两次，我甚至和提问者吵起来，气哄哄地质问他们：你凭什么觉得就因为他们是孤儿、有不治之症，就该过低于正常人的悲惨生活呢？之所以生气，因为那会儿其实并没有理出清晰的思路来回答，可能他们这么问本来就挺合理的：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逻辑，的确何必花那么大力气把他们养得健康又灿烂呢？

两年半来，我在坦桑尼亚参加了四次葬礼。死者都是院里长大或还没来得及长大的孩子，三个人是艾滋病病发，一个是车祸。其实绝大部分定时定量坚持吃抗艾药物的人，都能活到七八十岁，只是感冒发烧比普通人多些。但偶有突然身体机能失常、药物失效，人就走了。可生命本身不就是这样吗？身心健康的少年出门赶个集，也有可能被喝醉的司机撞倒。

于是，好长一段时间孤儿院都被一股灰扑扑的低气压掐着脖子，令人呼吸不畅。

有一次，我和两个加州青年谈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是美国的工程师，比我年长四五岁，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猫晚，帮孤儿院在操场上建大型滑梯和秋千。完工那天，他们俩站在狂欢的孩子群里笑啊哭啊，眼泪鼻涕满袖。

他们说：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些事情，是比赚钱、过体面的生活更能让你放情哭笑的，比如说当你顺服上帝的旨意、并活在祂的计划当中的时候。正因为这些小孩得了重病、你不晓得他哪一天会死，所以更值得在有限的时日里，得到至少和常人一样、甚至更多的关怀。“我们谁在上帝的眼里不是残疾的、病入膏肓的呢？祂还愿意爱我们，这不就是恩典吗？”他们笑着问我。

若不是恩典，你无法想象从1991年到现在，在这片曾经沼泽遍布、蛇虫鼠蚁成灾、半夜还偶有河马和鳄鱼出没的地区；曾是世界上第一例艾滋病的爆发地，以“三多”著称：醉鬼多、妓女多、艾滋病多；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公路和通信设备，一所远超非洲标准的孤儿院是如何被建成的。钢材、油漆、机械都是装在大集装箱里从欧洲经货轮运来的，而木料石料是当地上乘的。设计和监工的，是几位退休的德国高级工程师。2016年当地发生了一次5.9级地震，震中距离孤儿院仅25公里，死伤一百多人。周围很多房屋倒塌，唯独孤儿院的房子连漆都没掉几块。   

2016年圣诞回国前，我在房间收拾东西，院里的少年们知道我要走，接二连三地跑进我房间，有的一声不吭闷着头帮我打包、悄悄撇过头去擤鼻涕；有的干脆动也不动，就那么坐在床头哭得稀哩哗啦。他们不约而同问了我一些相似的问题：在生命的不确定性面前，我们究竟该怎么活下去？像你和其他家长们所说的那样有信心有盼望地活下去？

这些少年都在上好的基督教氛围里长大，院长约翰内斯不仅是大家的非洲“爸爸”，也提供充足的属灵食物和遮盖，他在镇上建立并牧养的教会有七八百位会友。院里每所房子的妈妈们都是教会的成员，由他亲自训练、精心挑选，确定是真正对服事孤儿有呼召。除此之外，一周两次全院大聚、每天每所房子里都有家庭敬拜和祷告，总之属灵活动非常丰富，但个人与神的关系仍然深浅有别。

突然间，接二连三举行的葬礼，让死的道理活起来。他们开始提问。为了激发他们继续思考生命的意义，我趁他们放假，挨个带他们回去看看自己的老家。

他们的老家都在小村庄里，近的步行半个小时，最远的要搭面包车、换摩托车，再走路进山，至少大半天时间。有时能找到家里仅剩的、腰已经弯成了虾米的外婆，有时发现几个因为穷得自身难保无暇理你的叔侄，有时花几个小时打听到一个亲戚，找过去，看到的仅仅是几块破墓碑。

少年们左顾右盼，默默把那些破烂的小土房和光溜溜脏兮兮满地乱爬捡垃圾吃的小孩看在眼里。回到院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吃不好，总会在几天后跑来敲门，对我说出大意如下的话：老师，我觉得上帝实在对我太好了，有的吃有的穿，还有最好的学校上，又全都不花钱。没父母的小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我被选中呢？

我自然回答不上来。世上那么多贫穷的、瞎眼的、失智的、早夭的，还有那些战火过后流离失所、衣不附体的，为什么非得是我四肢健全、有衣有食呢？

不心甘情愿的，都是惘然

整个机构的总负责人瓦尔纳先生，是我们的德国“爸爸”。四十年前他作为宣教士来非洲的时候还是小伙子，没想到在这里结婚安家，转眼已快七十岁了。他最先是被呼召到南非宣教，认识了同样来自德国的宣教士瑞季娜，两人婚后辗转呆过津巴布韦、赞比亚，二十八年前在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时，才在坦桑尼亚定居下来。

初到坦桑尼亚时，我先在他们位于达市的家里呆了两个月，帮瓦尔纳先生整理资料、帮妈妈瑞季娜做饭做家务。他们基本上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牧者、同工、各类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各国志愿者、慕名而来求助的孤儿寡母等等，有时访客突然到来，必须准备二十多人的饭菜，从切洗、煎炒到最后洗碗，时常不知不觉就耗掉大半天的时间。

达市是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偶尔吹来一丝风都是又粘又咸的。厨房里只有一个小风扇，还动不动就停电。我刚开始时心里常有埋怨：我大老远跑过来做饭，什么服事都没有参与，还不如在国内继续当我的记者更有意义！

妈妈瑞季娜大概看出了我的问题，她没有苦口婆心地教导我，而是给我讲了一个她刚来非洲服事时的小故事。那时她不到三十岁，在南非举行的大型露天布道做后勤服事：数奉献款。几万人的集会，绝大多数都是村民渔夫，他们所能给的，只有硬币和又皱又湿的旧钞。

 “你能想象差不多十个麻袋的硬币和小钱堆在你面前时那种心情吗？”妈妈瑞季娜皱着眉头笑出声，“那股味道，麻袋口一松开你恨不得弹出几米远！”她用手在鼻子前扇啊扇。人群散去后，她和几个姊妹钻进堆放麻袋的小帐篷，直数得手指发肿、脑袋发晕，心里也免不了生出怨气：上帝难道不是召我来作福音的事工吗？在这数钱，一数就是大半天算什么呢？

直到有一天同工会上，布道团的主讲牧师特别提出要为管理奉献的姊妹们祷告。“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的话：她们数的那些又脏又臭的钱，不是钱而已，而是非洲信徒们对主耶稣的爱；这些钱经她们之手，成了使耶稣之名能在非洲广传的重要载体，她们所作的工是大蒙纪念的！我们每个人所甘心为主作的，也都必然是这样。”妈妈瑞季娜说，“我一下就流泪了，为自己的自私和狭隘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从那天起，无论安排我作什么，数再多再乱的钱，我都愿意！”

 “我们所作的，尤其是服事，如果不是心甘情愿、完全彻底地为了上帝，那就是惘然的。而祂是我们的天父，祂明白我们的心思，也明白我们的软弱，祂不会让我们白白受苦的。”妈妈瑞季娜笑着对我说。

从前我是个好高骛远的人，无论是信主前还是信主后，都一心只想做大事。直到来了坦桑尼亚，天父太清楚我身上的棱角和利刺只会伤人且自伤，所以让我先在德国爸爸妈妈家呆上两个多月，学习生命的功课，亲眼见证他们如何进到幔内禁食祷告、与神相交，出到营外骁勇善战、打那险恶却美好的仗。

坦桑尼亚是联合国公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爸爸瓦尔纳这二十年间在马赛原始部落里面对的是：部落人观念极其闭塞、完全没有教育，那就干脆修建学校；干旱得一年只有十天左右有雨水，就想办法钻井、搞饮水灌溉系统；巫师巫婆成灾，那就自己传福音、建立教会……每次只要有人问到关于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得胜，他们的第一答案永远只是两个字：祷告。“没有祷告，我根本不可能呆在这超过五年！”

他们夫妻二人给我们这些从大城市出来、最初只会用脑子信主、分析主的年轻志愿者们最好的忠告就是：祷告吧！对待爱人，那是最温柔的深情；对待敌人，却是最锋利的武器。

你全然信靠祂，便是真正的自由

我喜欢在印度洋里游泳，躺在海面上看蓝天上大大小小又厚又薄的云彩。沿着坦桑尼亚的东海岸线，有很多尚未被旅游业沾染开发的海滩。每次有短假，我都会去游泳。即便有浪，只要你懂一点水性、掌握些许浪来潮去的规律，便没什么大问题，因为盐水的浮力会托住你。

不胡乱挣扎、放松被海水包裹，真是一种享受。人有时会想，在“恩典”之上，如果再加一层“自由”，于我个人而言便是好得无比了。

 “与上帝相识、相交、相爱，岂不也是这样么？你全然地信靠祂、祂全然地托住你，便是真正的自由了。”德国爸爸瓦尔纳说。

我自己好多次在夜深人静时，流泪反省人生：这样的选择到底是因为我过厌了大都市里的油腻、来这找世外桃源，还是因为这真的就是祢给我的呼召？让我煎熬的并不是衡量哪个决定对我的未来更有利，而是哪个决定才不会让我错失上帝的靶心。尤其是在究竟要不要继续留在奇蒙多儿童之家服事的问题上。

前些天我到达市出差，遇到院里长大的两个小伙子。他们兴奋地跟我打招呼，两人都在达市大学上学，一个音乐系、一个电子工程系。从被人遗弃到考进东非最好的大学，二十年间的曲折和翻转，好像很难找到字句来形容。看着他们脸上的朝气，我心想：谁会猜得到他们是孤儿呢？

看着德国爸爸妈妈，四十年过去，虽然他们穿当地人的衣、说当地人的话、吃当地人的饭，却还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已经到了即将退休的年纪。问他们退休之后有什么打算，他们总是耸耸肩膀微笑着说：“上帝怎么打算的，我们就照着做呗，反正也没有太多行李，祂随时呼召我们去下一个地方，我们第二天就可以动身出发。说不定是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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