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E2studio制作的视频带你回访瑞士。
《境界》独立出品【回望宗改影像系列之二】
制作|E2studio潘蕾蕾、王鑫
讲解|白德培教授
伊拉斯谟是一位公开揭露当时天主教腐败的公共知识分子。
慈运理是最被忽略的伟大改教家。
改教的黑暗面：他们镇压了激进派。
为避免个人崇拜，加尔文的墓碑没有墓志铭；他想让人不是认识他，而是通过他认识神。
天主教内改教家——伊拉斯谟
马丁·路德不是唯一的改革者，有他之前的，也有他之后的，他之前的有几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可能是威克里夫，第二个就是胡斯，可能第三个就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伊拉斯谟的主要成就是翻译了希腊文圣经，给路德的德文圣经翻译提供了重要基础；他也是所谓的“人文主义”的最重要代表。
宗教改革取得成功的另一个社会原因是，14-16世纪人文主义思潮的盛行，那时的人文主义者相当敬虔，他们所关心的是复兴教会，而不是废除基督教信仰和教会。他们对“人文主义”的理解与现代人所理解的“人文主义”很不一样，如今的人文主义有很强的世俗主义色彩，甚至是无神论色彩，伊拉斯谟是当时欧洲最富盛名、最有学问的人文主义学者，他与许多宗教改革家保持通信，表达自己的思想。
马丁·路德在早期给伊拉斯谟的信件中漫溢着崇敬之情，要知道维滕堡马丁·路德与苏黎世慈运理的改革呼声，都是在伊拉斯谟写作的《基督精兵手册》和《愚人颂》成为畅销书后不久发生的。
伊拉斯谟，伊拉斯谟曾作为弗洛本的客人在这间房子住了7年，他在这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出版了《基督精兵手册》。伊拉斯谟坚信当时的天主教需要根本性的改革，他也坚信要让普通百姓都能读懂圣经，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写了这本书。
16世纪最初10年，《基督精兵手册》在欧洲广为流传，是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人文主义著作，他在里面提出了极富吸引力的论点，声称当时教会若整体回归教父与圣经著作就可以革新，对平信徒召命的认可正是教会复兴的秘诀，之后伊拉斯谟于1511年又出版了《愚人颂》，此书在16世纪有58种版本被译成欧洲的各种语言。
伊拉斯谟借傻女之口要求圣职阶层和教皇效仿基督过清贫勤俭的生活方式，他是一位公开揭露当时天主教腐败的公共知识分子。由于两本书在欧洲引起的巨大反响和骚动，使他在天主教内遭遇到了不少的争议和批评，为了避开风头躲开纷扰，伊拉斯谟于1522年孤身一人来到巴塞尔。他“回归本源”的呼吁为宗教改革预备了良好的土壤。
伊拉斯谟对人性有更为积极的看法，他说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而与此相反马丁·路德认为人都是败坏堕落的，我们并无自由意志可言，他强烈地抨击了伊拉斯谟关于自由意志的教导，路德在1525年出版的《论意志的束缚》，公开反对伊拉斯谟反对人文主义。
路德并没有受到人文主义运动的强烈影响，他也没有瑞士改教家那么开放，当路德改革言论过于偏激时，伊拉斯谟公开写信提醒改革不可太过激进，因为对自由意志的不同理解，路德与伊拉斯谟产生分歧最终分道扬镳，路德的晚年为了坚持自己的神学理念，还是继续和宗教改革的同党论战，好像停不下来，最理想的组合是这两种人不要分开，伊拉斯姆可以说是兼容并蓄，而路德是擅长改革，这两种人如果配合的话，教会的大公性就比较能够完整地呈现。
伊拉斯谟坚定的人文主义立场，以及他坚持在天主教内推行除旧革新、复兴教会的思想，为他树立了不少敌人。
伊拉斯漠生前的最后一个住处
我们来到了伊拉斯谟人生的最后一站。当时他第三次来到巴塞尔，再次居住在他的毕生好友弗洛本的家中，这个房子就是当时伊拉斯谟走完人生最后几个月的住所，他在此长眠，并葬在不远处。伊拉斯谟一生都为改革教会而努力，他的神学思想、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了几乎所有当时的改革家，但他自己直到死去仍坚持天主教徒的身份，他们面对的是第一代宗教改革的经验。在那个时候伊拉斯姆的一些基督教信仰与人文主义结合的理想是非常好的，但是在一个古老传统陈旧到失去弹性的时候，很可能那个时代如果不做一种彻底釜底抽薪的变革，没有办法改变一千年来累积的坏习惯。
伊拉斯漠的墓碑，伊拉斯谟是第一位拥有欧洲意识的独立学者，他拒绝民族主义、拒绝国家主义，他始终保持中立、主张和平。在他离世的年代，伊拉斯谟的光芒被路德和其他的改革家完全压过，然而到了启蒙运动时代伊拉斯谟才再次被人们隆重地纪念，因为人们已经受够了纷争，力图回到共同的人性来找到一些统一和共识。
苏黎世改教家——慈运理
慈运理，苏黎世是宗教改革第二大中心，苏黎世改教家慈运理是三位最伟大的改教家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位，左边的大教堂有两个塔的大教堂就是慈运理的教堂，慈运理的改革运动在这里开始，慈运理1518底来到这里，次年的1月1号他便成为了这里大教堂的神父。
1519年马丁路德在维滕堡发出改革呼声之后，他开始接触路德的著作并在苏黎世传讲宗教改革思想，慈运理原本在距离苏黎世50公里之外的朝圣地当神父，1518年他被请来这里。有意思的事来了，他告诉请他来的人，他跟一个女的有不正当关系，所以无法守独身，他们对他的整体表现还是很满意，所以他们还是想请他来，他们不管他跟女人的不正当关系，他一来到苏黎世就用福音派的方法来讲道。
1522年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他受邀来到他朋友弗罗绍尔的家里一起在大斋期吃香肠，这标志着瑞士宗教改革的开始，苏黎世改革运动的高峰期就是从吃香肠开始。吃香肠不是大事，不过照当时教会的规矩，信徒不能在大斋期吃香肠，教会对此是有严格规定的，所以他们故意犯规，公开反抗他们觉得不合理的教会条规。按照慈运理的说法，他自己没有吃香肠，但是他就在现场，此后慈运理在他的讲道中为这次行为辩护，从此就展开了一场公共运动，也演变成了一个公开政策，整个苏黎世的市民一起在首次公开辩论中决定。
到底是跟从改革的步伐，还是要遵照天主教传统律法，有意思的是此次辩论的判决官不再是教会的权威了，而是人民，苏黎世的市民选择了跟从改革的脚步。从此之后所有关于改革进程的决议都是由苏黎世的基督徒市民来决定的，他读过圣经，找不到反对吃香肠的论据，当他发现很多规条并没有圣经依据，这极大地安慰了慈运理。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即便是如今，回到圣经、重读圣经都会让我们发现很多教会领袖、牧师对我们提出的要求，都没有写在圣经上，他们可能是合理的好的，但其实没有圣经基础，所以不赞成他们并不意味着是违背神的旨意。
由慈运理领导的宗教改革在苏黎世迅速展开，而同时因着回归圣经的思想的传播，激进的改革派也在迅猛发展，在苏黎世我们可以看到改革运动的黑暗面，慈运理和他的同志们镇压了激进的改革者，我将重洗派称为激进改革派，激进改革派也掀起了广泛的一场运动，他们强调与圣灵之间的关系，有时我们会称他们为唯灵派。
他们严格遵守登山宝训，拒绝使用武器，他们是非暴力者，他们坚守爱敌人的原则，不发誓，就在这个地方在利马特河的中心，慈运理和他的同志们1527年搭起了一个台，在这里淹死了6个人，他们在利马特河边迫害并淹死这些激进分子。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受到了激进分子门徒制度的威胁。
当年苏黎世议会制度的起源地，苏黎世的改革成就之一就是新的议会制度被建立，从慈运理开始一直到今天，瑞士教会始终在教义教规方面保障教会成员的公民责任，而瑞士社会的政治经济司法教育和军事等领域精英基本上都是改革宗教会的信徒。
我们后面就是苏黎世的议会大楼，当时在这块地上的老房子，见证了很多改革进程中重要决议的制定，这也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基督徒与社会的关系如何。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处理与社会的关系，对传统的罗马天主教来说基督信仰是高于社会的福音指示地上的权威。主教祭司等等他们把自己看得高于世界、教化众生，另一方面激进的改革派觉得自己要尽量远离世界，他们认为世界是败坏黑暗的，他们把自己跟世界隔离开。
主流的改革家路德慈运理加尔文们，他们试图找到一条折中的道路，能让人们不要对世界居高临下，而是在一种既包容又批判的状态中，这也成了瑞士宗教改革的特征，慈运理和加尔文他们想要通过基督信仰来改变社会，在20世纪的现代社会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子，来自改革宗传统的德国神学家卡尔·巴特。
他把改革宗传统看作改变和转化社会，带来公义和对属世权威批判态度的方法，宗教改革还是一场社会运动，他们强调做社会工作，改革使教会更加贴近社会，新教要对日常生活开放，路德说过当你在日常生活中工作时就是服事上帝，而不是从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抽离。
1531年47岁的慈运理作为随军牧师死在战场，他的接班人布林格成为这里主要的牧师，布林格是一个神学家但他起初并不是神学家，他更多地被认为是慈运理遗产的行政管理者，他知道如何与路德派辩护保护慈运理的遗产，因为路德派论断慈运理死在战场上是被上帝遗弃的证明，布林格急切渴望去展现慈运理仍是上帝的孩子.
为了说明这点，布林格与欧洲其它国家的人保持大量的书信往来阐明慈运理思想，51年间大约有12000封信件，布林格找到跟别的瑞士改革者主要是加尔文的合一，他们主要是在圣餐方面找到一个共同的立场，跟路德不一样，其实他们在诸多方面达成一致只有圣餐观点不同.
今天我们知道他们的理解来自不同的哲学传统，当时他们并不理解彼此，对路德和他的追随者来说，这饼和杯同时就是耶稣基督的肉体和血本身，我们称这种理论是同质说，而对于慈运理和布林格、加尔文来说，这饼和杯只是象征耶稣的身体和血，两种对于圣餐的不同理解其实源于更深的思想分歧，我们很高兴今天新教已经解决了圣餐的分歧，通过1973年的《莱恩堡协议》达成和解，实在不需要为一些太小的事情辩论，导致有伤害性的辩论一发不可收拾，这非常可惜，上帝造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如果能够全部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身体.
1514到1516年伊拉斯谟居住巴塞尔期间，慈运理会见了他并开始研究伊拉斯谟的诸多著作，伊拉斯谟也写信给慈运理，慈运理非常受伊拉斯谟的影响，他的改教和神学思想带有浓重的人文主义色彩，他的改教事业不是在公爵领地而是在市民所生活的城邦，鼓励年青人在教堂崇拜之后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聚会，读经文唱诗歌赞美上帝，在中国，大家对教会正式礼拜之外的青年团契、家庭聚会、查经小组，和形式多样的探访、分享等十分喜爱。
探其源头正是慈运理的改教创制，路德并没有像慈运理和加尔文一样，受到人文主义运动的强烈影响，真正宗教改革者把基督信仰跟人文主义做一个更完整地结合的，是在第二代的加尔文身上，在中国加尔文神学比路德神学更有影响力，更为广泛流传。
日内瓦改教家——约翰·加尔文
约翰-加尔文，宗教改革的风从苏黎世又吹到了日内瓦，日内瓦成为了宗教改革第三大中心，这座城市与第二代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紧密相连。
1536年到1564年之间加尔文先后两次定居日内瓦，日内瓦被认为是加尔文的城市，法国人加尔文又被称为是日内瓦的改革家，人们对加尔文有些不好的印象，觉得他反对所有生活中的享乐，他是个很严肃、一丝不苟的人，是个非常淡化自己的人，只想归荣耀予上帝，他把自己当作上帝无用的器皿。
1531年加尔文22岁取得奥尔良大学法学学士学位，成为法学家是他父亲的心愿，在最年轻的时候，他有9年是泡在人文主义里面的，所以他身上有这个整合，又能走改革的路，最初他只想当一名人文主义学者，受改革思潮启发，1536年出版了第一版《基督教要义》，加尔文以最优雅的人文主义式拉丁文系统阐述了改革教义。
1536年7月一个晴朗的日子，加尔文从巴黎去斯特拉斯堡的途中因为战争不得不绕道而行在日内瓦驻足一晚，消息不胫而走，法雷尔闻讯后迅速前往加尔文住所，请求他在日内瓦留下与自己一起开展宗教改革运动，日内瓦改革才刚刚开始，所有一切都还在混乱当中，教会需要好的领袖来建造，法雷尔以上帝的名义挑战加尔文，他直言，加尔文若不留在日内瓦服事，将会受到上帝的咒诅，就这样27岁的加尔文答应以讲师的身份留在日内瓦，踏上了宗教改革之路，1536年底被按立为传道人和牧师，从独立的学者身份转向牧者兼学者，一生讲了3000多篇道。
宗教改革在很多方面都可被看作是一种都市现象，自信的市民接受了宗教改革，因为他们并不想受制于帝国政体和罗马教皇的规条，希望独立于其他权势，所以他们乐于接受这种全新的信仰方式来反对帝国反对帝国法律也反对教皇。
1549-1560年间有4776名受天主教迫害的新教徒从法国逃到日内瓦，其中有1536名为工匠，日内瓦人在原来房子的顶层上面再加层，用来招待被迫害的胡格诺派信徒，由于精于制作钟表的法国难民的到来，日内瓦在短期内变成了钟表制造中心，加尔文通过大量信件来安慰身处逼迫中的新教难民，帮助那些面对牢狱或死亡之灾的人们建立信心。
加尔文认为，为基督而活总会遭遇困难，如果我愿意为基督而活，这个世界呈现给我的就必然是一个试炼与烦恼的景况，今生的生活注定要成为冲突的场所，他不但是一个神学家，而且有真实的牧养，他为一个自杀的人辩护，因为当时自杀被认为是很严重的，他关心这个想自杀的人。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1538年反对宗教改革的政府上台，加尔文连同法雷尔被驱逐，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加尔文怀疑起了自己在日内瓦的服事是否真是出于神的呼召，他希望能回到巴塞尔继续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可是又一次又一个人像两年前的法雷尔一样拦截了他的去路，他劝加尔文重返教会服事，但这一次是在斯特拉斯堡，又一次加尔文看见了上帝之手，斯特拉斯堡是一个法国城市，历史当中不断有基督徒为了躲避迫害来到这里。
从1538到1541年加尔文在此度过了3年时光，在这三年里，加尔文跟当地的改革家布塞尔学了很多，布塞尔跟路德、墨兰顿、慈运理、加尔文一样，可能是最重要的改革家之一，不过他没那么有名，他的重要成就就是他帮路德和慈运理的两种思想寻求到了一些共识，而当时加尔文的思想还没有发展成型，加尔文就是在斯特拉斯堡从布塞尔那里学到了折中路线，也学会了如何让教会独立于国家，而不是像路德宗的教会那样脱离不了国家。
1538年9月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成为了法国难民社群的牧师和教师，在布塞带领下学习合一精神、学习教会礼仪，积累牧养经验，1540年加尔文与一位寡妇结婚，我们对她所知甚少，因为9年后她就过世了，所以加尔文的私生活不太为人所知，他在这里完成《基督教要义》第二版当时还是用法文写的，加尔文最重要的著作是《基督教要义》，是神学教育里最重要的奠基性读本之一，比路德的改革思想传播地更远。
巴塞尔神学院里一本1543年的《基督教要义》，正当加尔文要在斯特拉斯堡长久定居下来时，法雷尔再一次出现在了他的生命当中，1540年日内瓦支持法雷尔的政府上台，法雷尔邀请加尔文回来一起建立教会制度，最终加尔文于1541年9月放弃了他在斯特拉斯堡的一切服事前往日内瓦，终其毕生精力在日内瓦推行改革直到长眠于此。
日内瓦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很多人都觉得宗教改革发生过的地方和国家经济都很繁荣，马克斯·韦伯有一个著名的理论，他说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很多人可能对韦伯有误读，他并没有说资本主义是宗教改革的结果，韦伯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展现了新教对待财富的态度，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推崇欲望，并不是要炫耀财富崇尚消费和享乐主义，而是把赚钱作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责任，不能浪费上帝对我们的赐予，正是这种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孕育了财富。
有学者认为加尔文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创造了一种新型人类——加尔文主义者，这类人因感知到上帝的呼召和上帝所赐的能力，对生活怀有“我能行”的态度，他们入世的主要目的是征服世界，同时对世俗世界持批判的态度。
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传统有一个重要教导就是预定论，加尔文认为预定论必须放在适当的上下文来考量，预定论不是人的推测而是神的奥秘，是一种事后回溯式的解释，比如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听了福音相信有些人却不信，预定论并不是加尔文的首创，也不是《基督教要义》中最重要的教导，是后来的加尔文主义者将预定论变成了改革的重要特点，对于绝对大部分基督徒而言，预定论很难理解也很难把握，许多基督徒对救赎再次产生焦虑，他们陷入了得救确据的挣扎。
后来出现的一种传统强调一个人的拣选，可以通过外在的祝福，和没有灾难来得着证明，这种理论是促成成功神学的诸多原因之一，加尔文主义留给西方文化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就是对待工作的全新看法，这里的工作不是指“有偿职业”，而是勤奋并有效地使用上帝所赐的一切能力和天赋，透过工作，人既能履行造就社会的职责，也能获得得救的确据，这种看法为小人物的日常世俗活动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前面提过，日内瓦的许多手表制造商，例如劳力士百达翡丽宝珀，都可以追溯到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派的难民，当年他们落户于日内瓦献身于当地的经济振兴，日内瓦能获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不受帝国管束，它是由民主制度建立的，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民主环境帮助日内瓦取得了成功，日内瓦和其他新教地区获得经济上繁荣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教育，所有改革家路德、慈运理、加尔文等等都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受过教育才能读懂圣经，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有独立思考，不再人云亦云地理解经文。
加尔文在日内瓦创办的神学院
日内瓦的国际声誉还来源于加尔文于1559年创建的日内瓦神学院，神学院是加尔文推广瑞士宗教改革思想非常重要的手段，因为全世界的学者学生都慕名而来，加尔文不只是神学家也被认为是社群组织者，他以最新的方式建立改革宗社群并为此做出巨大贡献。
我们现在这个大教堂里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这是一个典型的辅堂，在大多数的天主教堂里人们通常会在辅堂供奉敬拜那些圣人，宗教改革开展之后，这样的辅堂变得没什么用了，因为新教的信徒不再拜那些圣人。
日内瓦圣彼得大教堂，加尔文在这里讲了数千篇道
1564年4月加尔文拖着沉重的身体讲完最后一堂道，这一年加尔文过世享年55岁，他的临终遗言有些凄婉动人，加尔文坦言自己向来只是差劲而胆小的学者，硬被拉来传扬基督福音，他列举了他在日内瓦所遭遇的苦难，人们在他家门口开火放狗攻击他。
在加尔文的观念里受苦似乎是他蒙召的组成部分，为了不造成日内瓦人对他的个人崇拜，加尔文被葬在一个普通墓穴，上面没有墓志铭，加尔文的谦卑和低调值得后来的人学习，他想让所有认识他的人不是认识他，而是通过他认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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