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袭击幸存者唐宁：12月7日，影响一生的时刻

105岁的唐宁是珍珠港事件的亲历者。当炸弹落在院子里，他匆忙赶回自己服役的军舰，新婚妻子站在山坡上与他流泪挥别。在救人与灭火的间歇，面对日军的第二波攻击，他以为自己随时会死掉。当他把局面交给上帝，一种奇妙的平静涌进心中。这个发现影响了他的余生。

《境界》独立出品【人物】

文丨吉姆•唐宁（Jim Downing）

改写丨展清

播音丨喜乐之子

1941年12月6日，驻扎在欧胡岛（Oahu，夏威夷群岛的主岛）上的数千名美国男女军人，沉浸在迷人的周六夜晚里。军官俱乐部、市中心，各处都很热闹。其他人则留在船上或基地里听音乐、看电影消遣，或者给爱人写信。在这个被称为“热带天堂”的地方，每个人都很放松。

我也在岛上。当时我是一名炮手的大副，也是海军战舰西弗吉尼亚号上的邮务员。在结束了为期13天的巡逻后，周五我们返回珍珠港。周六中午我完成任务后离开战舰。身后的港口已经被塞满了——所有八艘现役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连同小船和海岸警卫队船只，总共164艘船停在那里。

早餐时炮弹击中了后院

我渴望回家。就在那一年的7月我刚和莫丽娜结婚，我们就住在檀香山卡利希山谷的哈罗德夫妇家中。他们家的大房子同时也是基督教导航会的地方总部，哈罗德是负责人，我和妻子也积极参与服事。当晚我主持一场百余人参加的晚间聚会，我们唱诗，背诵经文，分享个人见证，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星期天早上，我在厨房的大桌子旁坐下时，闻到了刚煮好的鸡蛋和咝咝作响的熏肉的香味。经过两周的巡逻，没有什么比与新娘和朋友一起度过安静的一天更惬意的事了。当我把叉子举到嘴边，远处传来爆炸声，很快又是几声。军队经常在周日早上测试炮位，所以重型枪炮声并不罕见。

突然，一声炮弹划开空气飞来的尖叫声从屋顶呼啸而过，击中了我们的后院，留下了一个直径25英尺的弹坑。我们所有人都坐在桌边面面相觑，感觉很不对劲。有人打开角落里的收音机。过了一会儿，哈罗德出现在门口，他脸色煞白，正要进屋的时候，炮弹打在院子里。

哈罗德还没来得及开口，广播里的声音就充满了整个房间：“我给陆军和海军的情报部门打了电话，他们告诉我们瓦胡岛正在遭受敌人的攻击。敌人还没有被确认，请继续关注，我们会提供更多的信息。”

谁在攻击？为什么要攻击？这对美国和世界有什么影响？没有时间考虑这些，只有行动的时间。我瞥了一眼妻子莫丽娜：“我得回到船上去。”我跑回卧室，在不断传来的爆炸声中换上制服。广播又说：“珍珠港遭到敌人攻击。敌人确定为日本。所有军人返回舰船或车站。”

我跑出房子，莫丽娜紧随其后。卡利希山谷两边都是山，所以我看不到珍珠港。我看到的是不祥的黑烟弥漫上空。上车前，我转向妻子。“我还能再见到她吗？”我注视着她那双惊恐的淡褐色眼睛。“申命记33章27节！”莫丽娜突然冲我喊道。“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祂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

车子开动。我朝莫丽娜挥了挥手。她还穿着围裙，眼里含着泪水。

像个水手那样抽烟喝酒

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11个月前，我出生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乡下。19岁那年，我想加入海军服役四年，攒够钱上大学，然后上法学院，然后开始我的从政之路。

当时海军的征兵口号是：加入海军，看看世界。对于一个从未离开密苏里州农村的年轻人，这让人很兴奋。我愿意冒险，我想如果我以海军为职业，一定会看到至少一场战争。

1933年3月的一天，一艘五十英尺长的汽艇载着我和我所有的家当，穿过海浪，驶向我的新家——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当时它驻扎在加利福尼亚的长滩。战舰很拥挤，一千五百名水手和军官住在一起。我的任务是维护战舰的炮塔。

在最初的两年里，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我的理想并没有改变，但我感到有点痛苦。我留意到我的战友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群不快乐的人。他们假装一切都很好，但我看得出他们内心深处对自己和生活不满。许多人用酒精来逃避。我感觉自己在找什么东西，却不知道到哪里找。尽管我的海军生涯有了进步，我还是很沮丧。我说不清哪里不对。于是我开始模仿身边的水手，抽着烟，偶尔喝点酒，努力忘掉自己的心境。

当我回家休假时，母亲得知我又抽烟又喝酒，她吓坏了。不过我从没喝醉过，我很好地掩饰了我的不满。

斯宾塞和胡克是我在西弗吉尼亚号上的两个朋友。他们对待信仰的态度吸引我，1933年12月，我勉强同意与他们一起度一天周末，去拜访他们认识的道森夫妇。道森（Dawson Trotman）就是导航会的创办人，当时他刚开始在海员中传福音。这对夫妇的公寓在港口以西几英里的长滩。当天的谈话，我唯一的记忆是“罪孽”这个词，我以前从未听说过。

我的另一个朋友艾德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个无神论者。在密集训练开始前的几个星期里，我们下过几盘棋，他总是赢。他很自负，有时还很傲慢，但我喜欢和他在一起。他参加了海军游泳队，后来成为全海军的游泳冠军。有一天，他找到我，兴奋地告诉我，他在道森家接受耶稣进入他的生命。

我很惊讶，我尊敬艾德，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想他必须得到强有力的证据才会从无神论者变成基督徒。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观察到更多变化，他的自负和傲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谦和。

战舰就是漂浮的神学院

1935年初，西弗吉尼亚号停靠在布雷默顿进行例行检查。艾德和其他人被派去主持星期天晚上在布雷默顿教会举行的聚会。他们邀请我加入，我接受了。

我的朋友们为教会一百多名成员唱了一首新的敬拜歌，并教他们一起唱。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前面，分享自己是如何认识耶稣的。艾德坐在我前面一排。仪式开始时，他靠在椅背上说：“唐宁，你愿意作见证吗？”“不，我真的不相信那些东西。”我低声说。

但当我坐在长凳上听其他人说话时，不久前听到的《罗马书》里的段落开始占据我的心。“你若口里认主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挑战。上帝承诺，如果我能公开认同基督是主，我的灵魂必得救。我希望得到保证，我将在天堂度过永生，这似乎是得到它的可靠方法。我轻推了一下艾德的肩膀，“我来说说我的经历。”

当晚回到船上，我发现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经历，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满足感。早上醒来，我心中唱起了歌。我在二号炮塔工作，身处一个像地下隧道一样又脏又黑的空间里，我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与平静。我独自在二号炮塔里低下头，那是1935年4月8日早上7点45分，我祷告说：“主啊，无论如何，只要能把我的生命献给你，我都愿意。我要把我的生命给你，即使它意味着成为一个宣教士。我都会毫无保留，我现在是属于你的。”

几天后，艾德和另一位朋友约翰来帮助我成长。他们递给我一个车轮插图。这是一个由道森创造的概念，基督被描绘成轮子的中心，信徒的角色由四根辐条来代表：圣经、祷告、见证和基督徒的生活。

到了1935年夏天，道森最初的四名导航会成员已经从海军退役，只有艾德和我留在战舰上。艾德短暂地接过了领导的职责，然后他觉得我会做得更好。对于一个仅仅做了三个月的基督徒，这既令人兴奋，又令人畏惧。西弗吉尼亚号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在海上进行演习训练，并在许多港口停靠。那时候我们没有道森的帮助，只能靠自己。

然而，战舰是一个传福音的完美环境。在聚会中我们读经，为彼此和战友祈祷。周二晚上，我们通过船上的扩音器进行一场布道式的学习。想要参加的基督徒必须带来至少一名非基督徒，或者证明他们花了至少一个小时来找人。战舰变成了一所漂浮的神学院。我们的许多非基督徒战友至少在潜意识里知道，生活中除了服役和周末狂欢之外，还有很多事要做。

自豪的舰队一片混乱

1936年9月，我两年的海军服役即将到期。我要么继续入伍前的计划，退役后进入大学，要么重新入伍再呆两年。当我祈祷并寻求道森的建议时，我感到上帝给了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导航会的未来似乎取决于海军内部人员的存在，我愿意成为那样的人。我会一直待在海军，直到上帝另有指示。

1937年，我成为一名海军邮务员。军方高层已经明白，对于战士来说，邮件比食物更重要。由于我的新职务，所有的官兵都认识我。我也知道他们的大部分名字，以及他们妻子和女友的名字。与全体人员的接触帮助我与他们建立更深厚的关系，上帝比我自己更知道应该如何使用我。

1940年夏天，西弗吉尼亚号作为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成员离开长滩前往西南太平洋。在过去的三年中，若隐若现的乌云一直威胁着和平。1937年，日本入侵了美国的长期盟友中国。1937年末，日本人在长江上袭击了一艘美国炮艇，使日美关系紧张。随着1941年底的临近，日本的威胁有所增加，但我们认为它最有可能的目标是太平洋的其他地方。

然而，当12月7日低空飞行的日本飞机发出猛烈的机关枪攻击后，我从地上爬起来时已经完全惊醒了。我对所看到的一切感到沮丧，我们自豪的舰队一片混乱。由于汽艇没有启动，我和七八个战友只好步行赶往海军医院附近的渡口。登上渡轮，返回停靠在福特岛的西弗吉尼亚号。

这时，新的威胁出现了，日本人的第二波进攻即将开始。战斗机布满天空，向任何移动的物体射击。美国海军的尼奥绍号油船正在移动，如果一颗日本的子弹射中它，就会造成大爆炸。船员们为了避免灾难，想让它驶向墨利角一个更安全的泊位。

当时我离尼奥绍号不远。我既好奇又害怕地看着日本飞机像蜜蜂一样蜂拥向尼奥绍号，我想，其中一颗子弹很快就会击中尼奥绍号。我在心里念道：“上帝，我马上就来见你了。”但突然之间，我的恐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平安。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直到尼奥绍号停靠在墨利角，我以为自己随时会在接下来的一分钟里死去。我确信如果死去我会被引导到上帝面前。

在这充满可怕景象的一天，最令我伤心的是看着爆炸把水手们从船上冲击到水里。当他们露出水面呼吸时，他们着火了，变成了一个个火把。

当冲突和痛苦的情绪在我的心中争夺至高地位时，我意识到我对这种情况无能为力，上帝掌管一切。我满足于让祂来处理这件事，我放弃了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担心，重新开始关注我当下能做什么。这时平安就回到心中。西弗吉尼亚号最终被大火吞噬，尽管我们几个救火的人成功地阻止了仓库爆炸。当火焰终于熄灭，我们的船成了一堆废铁。

珍珠港事件只是日本统治该地区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这一天，日本还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发动8次袭击，包括在上海港摧毁了两艘英国船和一艘美国船，并同时袭击香港。

12月8日星期一，美国人一觉醒来，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在珍珠港袭击中，共有2403名美国人丧生：2008名海军人员、218名陆军人员、109名海军陆战队员和68名平民。

那一刻影响了我的余生

战争增加了我传福音的紧迫感。袭击发生两天后的周二，我在海军接收站一间没有灯光的地下室里开始了晚间读经。我们的夜晚聚会越来越频繁，不得不搬到福特岛上的一个防空洞里进行。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每天晚上都有四十多人来参加聚会。后来，我陆续收到一百多名参加过聚会的军人的来信，每一个人都说，他将成为一名基督徒，并为自己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感到高兴。在这可怕的时刻，神正在实践圣经的应许：“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我们为西弗吉尼亚组建一个新的团队来进行圣经学习和外展工作。我与仍在檀香山担任导航会主席的哈罗德协作，为船员们主持会议。我同时在檀香山圣经培训学校教高中生周日上午的课程。在世界大战的严峻现实中，这样的努力给了我们希望和做有意义工作的满足感。我想不出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做了。

在我的海军生涯中，我曾与导航会同事一起工作，也曾担任帕特普斯科号的指挥官，我在整个太平洋舰队当中分享福音。1956年10月，在服役了24年之后，我从海军正式退役。接下来我继续在导航会服事22年。我还担任过巴西舰队的顾问和商船学院的助理教授。我发现我的海军生涯已经为我做好了与他人合作和领导他人的准备，可以继续在灵性上作战。1983年，我正式从导航会退休。

回首1941年12月7日那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目睹了令人震惊的背叛、破坏和死亡，我永远不会忘记。但耻辱也有它的另一面，自从1935年4月8日我在炮塔上祈祷时，我就知道了耶稣基督带给我的喜乐与平安。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在珍珠港，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是在我以为尼奥绍号就要爆炸的时候。一旦我把这件事交给上帝，我的忧虑就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妙的平静。如果我遇到真正的麻烦，我不用担心。我知道上帝在那里，祂与我同在。祂可能不会按照我希望的方式处理事情，但我承认祂可以控制局面。这个发现影响了我的余生，我不用太担心我遇到的一切事。

这可能是我长寿的秘诀，也可能是我在战争中保持多年情绪稳定的秘诀。我的妻子莫丽娜2010年去世了，我们结婚68年，有7个孩子。尽管我已经103岁（2016年时）了，但我还是经常旅行，每个月都会参加一些活动并发表演讲。我现在的使命是继续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

（本文参考吉姆•唐宁（Jim Downing）的《The Other Side of Infamy》一书，以及导航会官网等网络资料，一并致谢）